几年前，偶然在豆瓣上看到有人提到西蒙娜·波伏娃曾经阅读（或寻找）阿尔娃·缪达尔的《国家与家庭》（Nation and Family）过这本书，我就一直对这事好奇。因为这两人都是公认的20世纪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都是20世纪初生人，又都是第一代有机会受到高等教育的女性，但是两人所走的道路不同，她们之间的相互阅读定会擦出一些思想的火花。
西蒙娜·波伏娃
波伏娃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女性主义哲学家，一生以写作为生。其代表作《第二性》影响了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妇女。而对阿尔娃·缪达尔，我们可能很陌生。这位瑞典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与政治家，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是瑞典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奠基人之一，一生发表了大量的著作文章讲稿及其书信，因大部分用瑞典语写就，基本没有被翻译成中文，在中文世界就几乎成了个失踪的人物。而与本文有关的《国家与家庭》一书是用英文于1941年发表，该书在国际上的影响经久不衰，成为女性主义的经典。[1]
波伏娃在写作《第二性》之时到底读没读过此书？从中读到了什么？这事在中文世界里难寻蛛丝马迹。能够找到一点线索的是，在她那本《美国纪行》中曾经提到，她在美国旅行时怀抱着极大的热情来阅读阿尔娃·缪达尔的丈夫冈纳·缪达尔的巨著《美国两难》，对其对黑人种族问题的分析大加称赞。波伏娃认为，这本书谈的不光是黑人问题，还包括许多美国的其它问题和欧洲的问题。在阅读过程中，波伏娃开始思考妇女的处境问题，她发现，冈纳·缪达尔在该书中抛出了许多非常有意思的关于黑人与妇女处境的类比，为研究两性问题提供了思路，因此，波伏娃打定主意要写一本与《美国两难》同样重量级的关于妇女的书，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第二性》。
但波伏娃当时可能并不清楚，《美国两难》虽为冈纳所著，但此书中包括着阿尔娃的思想踪迹和理论贡献。1934年阿尔娃和冈纳合著的《人口问题的危机》出版，阿尔娃是主笔，其书的研究路径为《美国两难》继续沿用。而在《美国两难》的研究写作过程中，阿尔娃陪伴冈纳在美国进行这项大型研究，共同探讨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难怪波伏娃甚至认为阿尔娃的《国家与家庭》一书也是冈纳·缪达尔所著。[2]
至此，波伏娃是否读过阿尔娃的《国家与家庭》这件事好像也就没了下文。转念一想，故事里的另一个人物阿尔娃是否读过波伏娃呢？这回，答案是肯定的。在关于阿尔娃的传记和有关她的生平文章中都有过记载。[3]阿尔娃不但读过，而且还有过评论。在阿尔娃的女儿西塞拉·伯克（Sissela·Bok)为其写的传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从阿尔娃的青年时代，她就开始大量阅读女作家的作品和妇女们的传记，从中汲取思想力量和人生的经验。后来，她还在卧室床边专门放了个书架，以便在夜深人静时阅读，其中包括女性主义作家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瑞典女王克里斯缇娜、柯伦泰等，她还想着说不定哪天会写写这些伟大的女性们，因此读到有所思时，就会记下几笔。还有两位瑞典现代女性主义作家：爱伦·凯（Ellen Key）和依琳·瓦格纳（Elin Wagner）的著作也在她的夜读书架上，尽管在一些问题上阿尔娃与她们的观点相左，但这并不妨碍她尊重这两位女作家对妇女问题的关切。[4]
当然，波伏娃的一些著作也在阿尔娃夜读书架上摆放着。阅读了波伏娃的自传第一卷之后，阿尔娃起初自认为她与波伏娃的生活几乎是完全相同，仿佛是镜中的同一人。无论是波伏娃的童年生活，还是她为了“我的生活我做主”的争斗，与萨特的相遇然后成为共同学习工作一生的伴侣，为思考妇女生活状况的努力，如此种种阿尔娃也都经历过。甚至波伏娃与萨特的那些包罗万象的谈话，也让阿尔娃想起她与冈纳的畅聊，好像一切都似曾相识！
后来，阿尔娃还买了波伏娃自传的第一卷送给她的女儿。1959年，在她担任瑞典驻印度大使时，在一次横跨印度的长途跋涉之中，还不忘写信给她女儿，信中写道：“你如果想知道我年青时是怎么想的，受到何种指引，你只需要打开这本书读一读就是了。”[5]可见波伏娃的生活与著述是如何打动了她。
然而，在1961年读了波伏娃自传的第二卷之后，阿尔娃开始改变了对波伏娃的看法。这一卷所写的时间段是1929年到二战结束，这一时期，波伏娃在寻找自己的自由解放的生活道路，经历着在生活与思想上的徘徊。如同波伏娃，阿尔娃自己也在这个大时代中有过类似青年知识女性的生活。但这次她对波伏娃开始有了疑惑，她不理解波伏娃为何那么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个人的自由，以便用萨特的眼光来看世界，看其他的人，甚至他的情人。阿尔娃作为心理学家，开始从专业的角度来解读这本书，发现它传递了一个主动被另一个人所征服的故事。这次，她后退一步再看，发现这个镜中的波伏娃与自己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一样，两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阿尔娃·缪达尔
有一点我们不能忘记，对于波伏娃和阿尔娃这些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女性来说，在生活的道路上既没有可依照的榜样，也没有前进的路标，因此也充满着惊险、矛盾和机会。起初，阿尔娃所追随的榜样也大都是男性，那些当时所见的具有创造力的伟大女性，如南丁格尔、勃朗特姐妹、爱·伦凯等人，基本都是不婚无孩的单身女性。20世纪以来，由于节育技术的发展，妇女们才有机会选择职业而不必放弃婚姻家庭。而那些同时选择了职业与家庭的妇女则是当时的先锋人物，阿尔娃便是先锋人物之一。然而，在既无书本的指南又无榜样可循的情况下，阿尔娃对所面临的的重重困难可以说是毫无准备。供养她自己和丈夫冈纳两个大家庭的经济负担自不待言，她也没想到缺乏资金就无法坚持搞科研(尽管她在社会学、儿童心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均有卓越的研究)。另外，生育、流产、长期患病、家庭里的冲突等等问题，虽然不可避免，但如何将工作与家庭生活整合到一起？阿尔娃自身生活中这些痛苦的经历，促使她开始思考妇女生活有没有新的道路可走。
与波伏娃独自的徘徊不同，阿尔娃所感兴趣的是与妇女们如何共享她们的处境。她自青年时期就积极参与妇女运动，在1930年代初，阿尔娃是刚成了的“工作妇女联合会”的领导，倡导妇女同工同酬；1937年，她帮助成立了“国际职业妇女协会瑞典分会”，并担任主席；通过该组织的活动，改变了瑞典的公民服务，使在公共领域工作的妇女不再因结婚、怀孕和生育而受到歧视和解雇。她心目中的妇女包括着自己家里的那些农村妇女、工厂女工、商店店员等。她到处讲演，听众包括从矿工家属到监狱里的女犯人。她感到自己与这些妇女们不断产生着一种聚合在一起的力量。起初，她总认为自己和冈纳在一起就会克服解决那些生活中如怀孕、住房、病痛等问题。后来，她试图理解不同的妇女是如何处理这些共同的问题，找到哪些是她们工作与生活中最大的阻碍。在这个过程中，阿尔娃看到自身的生活与这些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一新的理解又激发出改革的计划。
对于妇女问题，阿尔娃头脑清楚且知识渊博。在1930年代担任瑞典政府关于已婚妇女工作权利报告秘书之时，她就阅读了无数的关于性别、两性的区别、性（生理方面）、智力的测量等方面的大部头文字。这比波伏娃早了很多年（波伏娃在1946年才开始在国家图书馆阅读别人关于妇女的著述）。[6]阿尔娃在理论上对妇女问题的探讨很早就开始了。例如，1934年，她在一个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警惕女性气质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以社会科学研究为依据来论证下面的问题：男女之间的“本质”差异并没有被证实，个人的性格是由环境使然。阿尔娃认为，传统的女性概念建立在妇女经济依赖男性的基础上，然后在精神上灌输给她们一套“弱者合成物”的东西。她提出，是社会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不同建构了“性别意识”，它是造成妇女处于弱势地位的原因。针对当时男人必须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这一流行观念，阿尔娃提出疑问：在20世纪这将如何实现？她认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经济中，假定这只有力的臂膀支持着我们，而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壮。婚姻并不能保证经济上的安全，它不能是妇女生活的“终极目的”。在结论里，阿尔娃强调，传统的“女性气质”无孔不入，以至于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女性心理”。她认为要找到这个“女性心理”，就应该允许妇女“自由地发展自我”。[7]
阿尔娃的这篇论文明确提出“性别意识”是由社会建构的，而不是生理使然的观点。这一点与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的论断如出一辙。但她比波伏娃的《第二性》（1949年）更早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娃并没有就此止步，她顺着这个逻辑推理，既然性别意识由社会建构，由此造成妇女的弱势地位。那么妇女问题就不是妇女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在1941年出版的《国家与家庭》一书中，阿尔娃在最后一章中专门论述了这一问题，这章的标题为“一个性别：社会问题”，这一个性别就是女性。在这一章里，她反复论证“女性这个性别是社会问题，一个女人无论是青年还是老年，不论婚否，不论妻子工作与否，都可能是个问题。”[8]而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
阿尔娃与波伏娃不同的一点是她不但提出问题，而且一直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个体的自由与解放，阿尔娃认为可以通过启发觉悟、推广知识等办法来改变男女公民的生活状况。但她深知，如果没有全面广泛的社会改革来保证每个人都能获得工作、住房、教育、公费医疗、儿童、老人的护理等，上述的改变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阿尔娃将妇女问题，提到一个需要宏观政治来解决的社会问题的高度。阿尔娃的这些思想后来都写进了她和冈纳合著的《人口问题的危机》一书，该书在1934年发表，针对瑞典人口断崖式的下降，提出全面的改革措施，被誉为瑞典和北欧福利国家的宣言书。
如同许多20世纪早期的女性主义思想家，阿尔娃认识到当代的这些性别规范都是以男性为中心来制定的，在这一点上，阿尔娃及稍后波伏娃的研究发现是一样的。而阿尔娃的理论贡献是将妇女和男人的关系呈现在大家面前，将性别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通过社会改革，使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不仅适合男性，而且要适合妇女与儿童。在为妇女和儿童打开公共领域的同时也为男性打开私人领域。这一点，可能是波伏娃的理论所未能涉及的领域。
注释：
[1]见闵冬潮“阿尔娃·缪达尔的‘福利国家宣言’：人口危机与社会再生产”载《澎湃新闻》2022-3-27。
[2]见Hirdman, Yvonne, translated by Schenck, Linda, Alve Myrdal: The Passionate M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2008，p398.
[3]见 Bok, Sissela（1991），Hirdman, Yvonne（2008），Ekerwald, Hedvig, “Alva Myrdal: Making the Private Public”, in Acta Socioloica, 2000, Vol.43, No.4 pp. 343-352.
[4]Bok, Sissela Alva Myrdal, A Daughter’s Memoir, Perseus Publis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p.110.
[5]Bok, Sissela Alva Myrdal, A Daughter’s Memoir, Perseus Publish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1，p.110.
[6]见Hirdman, Yvonne, translated by Schenck, Linda, Alve Myrdal: The Passionate M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2008，p.252-253.
[7]Jackson, Walter A, Alva and Gunnar Myrdal in Sweden and America, 1898–1945, Unsparing Hones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21, p.220.
[8]Myrdal, Alva, Nation and Family, The Swedish Experiment in Democratic Family and Population Policy, M.I.T. Press, USA, 1968. p.418.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