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伍德·安德森的《战争》以全篇不著战争一个字的风流文本，凝铸了极端困境中的抽象及灵魂扭曲，甚至使叙事成为小说本体。文本所有的叙事只是在呈现耳目视听可见可闻的表象，重点恰恰不在于此，而在于赋予读者精读文本后对表象背后所带起的认知与感知，这就是小说隐藏艺术的典型范式，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显然就是受了他的影响。文本作为转述性叙事，一方面充分彰显了叙事本身的客观存在性，但并不排除主观意识的介入。比如，“人人都了解深夜拥挤的火车上的感觉。我们的车驶过艾奥瓦西部和内布拉斯加东部。已经下了好几天的雨，田都被淹了。在晴朗的夜晚月亮出来了，车窗外的风景散发出陌生而古怪的美。你会感觉到：黑色的光秃秃的树在乡间一丛丛地挺立；一个个水洼反射着月亮的影子，当火车快速前进，月亮也随之迅速飘移；火车转向架发出的咔嗒声；孤零零的农舍的灯光；有时，火车穿过小城奔向西部，你会看见城里一团一团的灯光”，主观感知的环境描写，类似于《诗经》起兴，是一种主体叙事展开前的导入与铺垫，有种阅读的舒适感。小说第一句表明了作者立场，随后转入对叙事者关注，既是游弋，更是对叙事客观存在性的一种暗自强化。最后以“……我内心一直奇怪地对她感到共鸣，以至于她告诉我的故事已经变成了车窗外静谧黑夜的一个秘密，而且在我看来如此意味深长”提示，对于小说而言，故事从来不仅仅只是故事。

  如果说以上的开篇只是为小说叙事所呈现的表象蓄力的话，那么表象叙事的呈现就是一种钩沉与带起，一种对人类内心世界无限的求取与探索，使无法表达成为一种隐性的表达，使无法描写描述的内心世界成为一种行为的表现，通过这种特殊甚至荒谬性嬗变或存在，引导读者对某种事体的本质性认知。犹如《战争》的迂回性叙事，就是直指战争本身的一种幽深的认知通道。文本故事只是对叙事者的转述，并不复杂：一个德国人押解一队波兰难民行进中与叙事者母亲灵魂嬗变置换的故事。

  故事转述中有第一叙事者“我”对德国人的想象——作为完整意义上人的存在的想象，或者是超越战争背景还原人之本真存在。无疑对于后文他与老妇人发生身份及灵魂逆转而言，此处是内在逻辑性的伏笔预埋。即便人有其本真的存在，然而他依旧无法葆有属于真实自我的生活，依旧被卷进战争，去信奉德国的强人哲学。“我还朦朦胧胧地猜想，他脑子里还有另一种萦绕不去的想法，但为了全心全意地服务于他自己的政府，他读了那些书，它们能重新塑造他的情感，让他相信自己为之而战的那些强大、令人恐惧的东西。因为已经年过五十，他没有上前线，而是来负责运送难民，把他们从被摧毁的村庄里送到铁路边能让他们有饭吃的难民营里”，文本关于主观意识的延宕，可谓故事主人公灵魂撕裂性最终结果的一种奠基。这样的文本设置，是深层种因的湮没，类似于中国古典小说中“提纲挈领，结果定调”的起式。老妇人是这队难民的领头人，她灵魂崇尚绝对的自由，抗拒着占领者的统驭和奴役，她不断地说，“让我一个人待着，我就想这样。”原本正常的押解，因为德国人睡了一小时，难民摆脱他的视野而发生转变。他找到了难民队伍，和老妇人打起来，两人由疲惫的身体搏斗升格为灵魂搏斗。宏大的战争演化为一个德国男人和一个波兰老妇人的战争，一场对战双方在对战中灵魂蜕变的过程——被战争所剥夺的属于人的自由的回归之路，德国男人对战争个体式本质性醒悟与思考的启动；波兰老妇人奔赴自由的坚决行动，即便难民队伍里更多的人依旧麻木不知所措。最终的结果是“我只记得德国人坐在路边嘟囔着他想一个人待着，而那个筋疲力尽的波兰女人骂出刺耳的话，一整夜赶着疲倦的同胞，一步步走回他们自己的国家”，与先前押解事件比照，完全是一种超乎寻常的逆转，文本至此完成了对战争本质的阐释：交战双方的疲惫与精神折磨；一种灵魂的摧残，亦是灵魂的觉醒，是清醒者对麻木者的引领，更是一种彼此疲惫灵魂的对决；或许文本给予读者的远远超出了固有的认知。

  战争是亲历者难以表达的事体，安德森把它诉诸于老妇人与德国男人的身体与灵魂的对决，使那些湮没在人心深处的无形之魂动，转化为揭示人类内在秘密的过程。批评家欧文·豪认为，“与其说安德森试图呈现人类经验的直接表象，不如说他想展示的是极端境况中抽象且有意被扭曲的典型范式”。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又何尝不是人性一种扭曲，而战争亲历者的行为模式，又何尝不是这种扭曲的典型范式呢？安德森的小说是隐藏艺术，更是对事体内质的一种独特的表现，而不是直接描写。他的文本会引发读者自身对其解读与思考，而小说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引发人类自身的思考。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