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
南开大学教授宁宗一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个好的教书匠，不是什么“家”。但是，在学生们眼里，宁先生是南开大学“四大才子”之一，是“典型的文人才子”，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挥洒自如。
“大概是我行我素惯了，有时才气外露到咄咄逼人的程度，也一点儿不惧怕外界舆论，他可能是绝不认同‘夹着尾巴做人’的处世哲学的。”（韩小惠：《怎能忘怀我的南开》）
宁宗一是很多南开学子的偶像。学生田本相只比宁宗一小一岁，曾撰文表示，“宁兄”在“课堂上神采飞杨，意气风发”，是南开中文系第三代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一位，他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学者。“他对于师友的真诚，对学术的真诚，尤其他那种口无遮拦的率真的个性，就像是一个晶体，是透亮的。”
能得到学生的认可，是宁宗一最大的欣慰。在南开大学70年间，他传道、授业、解惑，将从恩师那里继承的学术品格和人生智慧传递给学生；在反思精神的鞭策下，即使年过耄耋他还在不断发表文章，“希望自己重新上路”。
宁宗一曾表示很欣赏周有光先生说过的两句话：年纪老了，思想不老。年纪越大，思想越新。近来，90岁宁宗一接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邀请，做“90年宁宗一口述史”。90年，宁宗一经历的事情太多，有太多的故事，他希望调动自己的记忆，总结经验，在反思人生中给历史留份底稿。
还《金瓶梅》伟大小说之尊严
记者：您是文学史上第一个从小说美学角度研究《金瓶梅》的，出版过《〈金瓶梅〉十二讲》《宁宗一讲〈金瓶梅〉》《说不尽的〈金瓶梅〉》《〈金瓶梅〉可以这样读》等诸多著作，还和罗德荣主编了《〈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您研究《金瓶梅》多年，对《金》书的认识是否也在变化？
宁宗一：30多年来，我对《金瓶梅》研究多有关注。《金瓶梅》被污名化太厉害，不能认为有那一万九千多字这书就怎么样，即使删节了一万九千多字的性描写，《金瓶梅》也不失为一部巨著。今天，面对已经步入辉煌的“金学”，我不可能不反思自己对“金学”建构中存在的诸多误读和在阐释上出现的偏差。我一直想通过小说美学这一视角去审视《金》书，并打破世俗偏见，参与同道一起提升《金》书在中国小说史和世界小说史上的地位，还其伟大小说的尊严。但是我在很多论著中恰恰出现了“悖论”，落入传统观念的“陷阱”。
记者：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反思精神？
宁宗一：经过反思我的阅读史，我认为《金瓶梅》那一万九千多字是不能删的，它是全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逐渐靠近兰陵笑笑生的内心生活，也才能比较清晰地看到这位小说巨擘不是一个普通的艺匠，他是真正有生活的人，能准确地把握到人性的变异。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人性并不是永远前进的，它是有进有退的。”人的复杂多变提供给小说家探索人性“密码”的可能，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金》书的广阔空间。
过去对《金》书的阐释其实是先验性的，正是“审丑”的理念，让我错过了认知人性的复杂性。作为一个研究小说史的学人，我缺乏的是对人、对作家的“爱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恶”，审视小说与小说中的人物时，犯了绝对化、先验性的毛病。进一步说，我犯了方法论上的错误，没有跳出“原则”和模式去审视《金》书的人物。正确的方法是，文本比原则重要，小说文本提供了小说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小说研究著作最科学、最重要的标准。
《金瓶梅》致力表现的是人性的复杂。没有人之初性本善，也没有人之初性本恶。正像莎士比亚说的：“人，毕竟是用尘土做出来的，所以他会老、他会死，容易生病，而且会产生邪念，会做坏事。”这就是人性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记者：到底是什么契机使您开始研究《金瓶梅》？
宁宗一：非常偶然。1983年在大连组织了一次明清小说研讨会，我以《〈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以后之衍化》为题，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表述了我对《金瓶梅》的基本评估。我刚发完言，身后坐着的章培恒先生就小声对我说：“请你尽快在你校学报发表下，我正在编高校学报中有关《金瓶梅》的研究论文，你的文章一定要收到论文集中去！”没想到正赶上“清除精神污染”，直到半年后禁令解除这文章才发表。令我感动万分的是，培恒先生来电话说：“就等你这篇文章呢！”这部书出版后，我看到了我的文章紧跟在章培恒先生大文之后，来了一个排名“第二”。今天回想，没有章先生的敦促与提携，我大概不会迈进“金学”研究圈儿。
记者：可是您也曾说过，最打动您的是《水浒传》？
宁宗一：《水浒传》作为中国古代长篇章回小说，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是最突出最强烈的。它标志着一种英雄风尚，体现了我们民族风格中阳刚之美的一面。我
一直认为，《水浒传》是写民众的官逼民反。我同意王学泰等学者意见，“水浒”应是沉沦下僚、科举失意的游民知识分子叙写的民众反抗斗争。《水浒传》似有站在“历史”之外的味道，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景观，一段历史，于是一连串的英雄故事就构成了一部“史”。我们读这些艺术魅力无穷的作品时，不会忘却那一幕幕震憾心灵的侠义故事，鲁智深、武松、林冲、李逵让我们永远感到亲切。《水浒传》的人物性格写得很好，写出了真实的灵魂。
记者：近些年有很多作家参与对《金瓶梅》的解读，如刘心武、格非等，您关注过吗？如果关注的话，您认为作家和学者对作品的理解，有何不同？
宁宗一：对《金瓶梅》的研究，我佩服聂绀弩先生。他说笑笑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不是不讲分寸，他是“把没有灵魂的事写到没有灵魂的人身上”。我浏览过一些作家的金学研究著作，包括刘心武。他对《金瓶梅》的评价特别高。回望过去，毛主席多次要求高干读《金瓶梅》，认为“《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这部书写出了“明代的真实的历史”（参看陈晋《毛泽东与文艺传统》）。
《金瓶梅》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其格局较大，我估计绝大多数作家看过这部伟构。比如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无论从什么角度观照，都能看出它受到过《金》书的启示（包括那带有广告意味和吸人眼球的方块儿）。不过，从《废都》的格局、场面看，就有了它的局限。作者似难驾驭《金》书那样全景式的人生画面。我最想说的是，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必须看到伟大的经典，无一不是对历史中人性的思考和观察。明确了这一点，学习经典才能把握其关键处。
1938年赛珍珠获诺奖，在发表讲话时谈到对中国小说的看法，她认为中国的通俗小说家从不为名而困扰，从来不在乎自己的署名，只要读者看着高兴就满足了。这恰恰是从不依附于他人的中国小说家的尊严，兰陵笑笑生正是这样有尊严的小说家。
文学可以是心灵学
记者：做了一辈子学问，能否谈谈您在方法论上的经验或追求？
宁宗一：我是很重视方法论的。我曾经写过《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刍议——以〈金瓶梅〉为例》（全文在《文史哲》上发表），谈到古代小说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前几年，我写过不到两万字的小文章，一篇是《还〈金瓶梅〉以尊严》（《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一篇是《论〈金瓶梅〉的原创性》（《明清小说研究》，2016年第2期），一篇作为我的《〈金瓶梅〉十二讲》（收入北京出版社的“大家小说”丛书）的自序——《伟大也要有人懂》，这是我反思后的实验性写作。我希望自己重新上路，对《金瓶梅》进行深入的研究，参与“金学”的科学建构。
我对“文学是人学”做了个“大胆”的校正。我认为文学可以是心灵学。我写过《心灵文本》《倾听民间心灵回声——论通俗小说的意义》《心灵投影》《点燃心灵之灯》等，一直想和同道建立心灵美学，我觉得这也可以纳入方法论。
中华读书授：您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但当代意识却极强，您的学术理念是什么？为什么您的学术研究总能有独特的创见？
宁宗一：我是“印象派”的批评，偏重于理论和思想，有时候有点架空。不像有人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我写《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就是回归文本，通过文本细读上升到理论高度进行阐释，这是我接受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影响，从作家和文本出发，经过深入研究，最后升华他们的民主主义的文艺理论。比如我研究《金瓶梅》的策略和方法，就是在进行了理性思考后，选择了“让文本自已说话”的策略。这是因为：第一，在文学领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古今，作家表明自己对社会、人生、心灵和文学的审美感悟的手段主要体现于文学文本中。因此，对于任何一个真诚的研究者来说，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第二，归根结底，应该从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来认识作家，从作家对人类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去评定作家的艺术地位。笑笑生之所以伟大，准确地说，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俗世社会作为表现的对象。在他笔下呈现出的各色人物，几乎都是毛茸茸的原汁原味。这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叙事策略，而这一切却被当时大多数人所认同，乃至欣赏。凡经典文本，永远都不是一个“封闭”的文本，而是永远开放的“活的文本”。
比如具体到“金学”研究，我认为关键是和资料、认知、思想理论与智慧有关。面对《金瓶梅》这样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能穿透其迷雾，认知其人生哲思和审美蕴含，必须占据精神高地，以笔为旗，把洞见、思辨和理论融为一体，观照《金瓶梅》的诸多小说意向和艺术元素。我很认同黑格尔的观点：“人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
记者：“文学可以是心灵学”体现在您的很多学术研究中。比如您在研究武侠小说中，就能独特地发现卧龙先生善于以心与人生的交融达到对一则传奇故事的生动展现，也能洞察古龙异于梁羽生、金庸两位巨擘之处，是在于他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了最典型的陈述心灵与心灵处境的小说艺术。
宁宗一：我特别看重人生况味的深入感悟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人生况味很重要，用于方法论合不合适另说。我认为应该注重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人生况味。我的书读得不多，但是人生体验、磨难多多，人生的磨难折射了社会的侧面，使我的认识容易与小说合拍——小说是写人生、写心灵、写人性，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自觉。如果只是停留在“文学是人学”的层面，说了等于没说。法学是人学，政治学也是人学，等等，都离不开人。所以我觉得应该扣紧文学的特质。
比如《红楼梦》。对任何一个真诚的小说研究者来说，细读文本和尊重文本都是第一要义。很多人把《红楼梦》的文本看作曹雪芹心灵独白的外化，我看作是曹雪芹心灵的绝唱。一切伟大的作家最终关怀的恰恰是人类的心灵的自由。曹雪芹不正是以他的纯真的心来写作的吗？事实上文学史上一切可称为伟大的作家，哪位不是做着“我心”的叙事？
任何谈及心灵的写作都带着强烈的回忆与反思的色彩，它是一种对自己的“重读”，因为当一个人提起笔来进行叙事的时候，首先需要面对的正是自己。《红楼梦》也只能是属于曹雪芹的心灵的叙写、回忆和反思，是他的心灵自传。
小说和戏曲具有血缘关系
记者：在您的学术研究中，小说、戏曲的研究始终同步进行。这里有什么渊源吗？这使您的学术研究具有什么特点？
宁宗一：中国的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它们交互作用的（瓦舍）关系。不仅题材互相借鉴，表现形式也互相渗透。正如杨绛所说：中国小说的结构是戏曲的，而中国戏曲的结构则是小说的。毕业留校后，没时间进修，系里就安排我接下导师许政扬先生在历史系讲的“中国文学通史”。刚刚理清点中国的文脉，许师在1958年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中遭到批判，一病不起。他在病榻上吩咐我接下他在本系讲的“宋元文学史”，顺手还把他的枕边书：钱锺书著《谈艺录》送给了我，告诉我说这是钱先生30多岁就写出的大作，好好读必有大收益。那时记得最牢的是钱公序中的名句：“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但是，钱先生书中时而英语，忽而德语、法语，我实在看不懂。不过他谈宋诗人部分让我对照读他的《宋诗选注》就有了太多的启发。
我专攻小说戏曲的拐点，和我讲“宋元文学史”而较系统地读了一些小说戏曲的经典文本有关。因为我一直企望沿着许政扬先生将小说与戏曲相互参定、同步研究的道路走下去，但许师的这一学术理念直到1979年南开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挂牌，在华粹深先生执掌研究室工作时才得以明确化。
记者：能否具体谈谈华先生的理念？
宁宗一：他认为小说戏曲具有血缘关系，中国的戏曲小说研究必须互补相生，不能独立研究小说或者戏曲。
我对戏曲的爱好是华先生激发出来的。他常常带我看戏。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京剧《玉堂春》，我们坐在第五排，旁边是京剧名家杨荣环。结果我睡着了。从大戏院出来，在公交车上他“训”了我一路。华先生是平和的人，“训”也是软绵绵的：“你现在正教元曲，怎么能不看戏呢？不看戏，就很难讲好戏。”他告诉我，剧本只是“半成品”，要理解一部剧作的全部构思，是很难离开舞台艺术形象创造的，要多从“场上之曲”来分析作品。今天我的学生回忆我给他们讲课，说总带着他们去北京看戏、看画展。其实我是继承了华先生奠定的传统。
“我是被恩师带大的”
记者：您说过早年理想的职业是新闻记者，并不乐意教学。从饱受“看不懂”的折磨到慢慢体会到一点乐趣，中间经历了什么？
宁宗一：我第一志愿是新闻记者，第二志愿是文艺干部，第三志愿我忘了。我认为我性格好动，上蹿下跳，到处乱跑，也许适合当记者，可以向很多人请教很多事。可是当时就六个字：服从组织分配。系助理朱一玄先生找我谈话，让我服从组织安排去古典文学教研室，我当时就哭了。因为我觉得古典文学太深奥，没法从事古典文学教学。朱一玄先生告诉我：跟着许政扬先生学。这一句才使我安下了心。许先生是浙江海宁人，学问很大。见了许先生，他直接了当地对我说：你古典文学基础不成，我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他给我开的30部书的书单，后来我只记得26部。有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还有大部头的《昭明文选》《乐府诗集》等等。许先生说了三条：一是这些
书要一页一页地翻，但可以“不求甚解”，言下之意，是没那么多时间；二是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通过滚雪球，可以了解更多的书；三是把有心得的意见记下来，备用备查。这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我一生教学治学受用无穷。许先生是有他的思想的，一是我古典文学底子太薄，必须先打基础；二是让我没课时多往书库里跑，多读书，避免出现像某高校的青年教师不知《古诗十九首》出处的类似问题。这样我就认识了图书馆馆长冯文潜先生，他看我认真在书库看书，才带我看了南开的孤本存书和善本书。
我是在古典文学教研室熏陶出来的，是一点点深入古典文学研究的。最初的时候很惨，快上课了，我还跑到华先生家里请他给我串一下文字。我是被恩师带大的，真的是情同父子。
转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表文章，中国的经典小说戏曲让我迷恋，我逐渐有文章发表，这是对我的鼓舞。要知道那时有巨大的局限，文章都以集体的名义发表。1963年我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是我不自量力写的《中国戏曲发展规律浅论》在《光明日报》发表，得了105元稿费。现在看这篇文章充满教条主义，而当时发表时对我是很大的肯定。华师也让我写一些涉及舞台人物的评价，不断地指点我，我的兴趣才越来越浓。
记者：这倒让我有点意外，年轻时的宁先生，遇到难处也会掉眼泪。
宁宗一：那些深奥的古典文学著作，我看都要看哭了，因为压力太大，每天都要点灯熬蜡写讲稿。20世纪50年代南开大学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抽查。我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师共听了三次课，许师随堂听了六周课。李师一般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板书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许师则着眼于讲授内容的准确性，分析阐释上的科学性等等。对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我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向同学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这种反复的训练使我养成一个习惯，只要讲座，必须准备好讲稿，讲稿摞在那儿可以不看，心里踏实。与现在课件代替了一切完全不同。
记者：这种扎实严谨的教学作风，也使您深受学生爱戴。
宁宗一：有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我说我是好的教书匠，不是好的读书人。我承认我教书极认真。我最大的精神支撑，是学生接受我。我从学生时代至今在南开生活几十年，作为一个典型的教书匠，我的物质生活在今日之社会真是显得有些寒酸。比如说，我还住在一所不到75平方米的老旧房子里，我的工资都加在一块也到不了“万元户”。但是我敢说，我却拥有一份不少人难以获得的“财富”。这份“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显其珍贵。这就是我在教书岁月中，拥有我所爱、也让我被爱的无数学生。他们是我所有财富中最宝贵的。
记者：有评价说您是南开大学“四大才子”之一，您怎么看待这一评价？
宁宗：“四大才子”说，传得够厉害！谁也不知道到底这四个人是谁。我被传得多，不是我有学问，是因为我故事太多，认识的不认识的都知道我这个名字，而且毕业早，写了一些文章，有些恩师又比较喜欢我的单纯善良，特别几位师母把我视为亲生，一来二去，我就在南开有了点“臭名”！所以那次在来新夏先生家聊天，来公说朱一玄先生夸你呢！我借机才问来公这“四大才子”是谁，他第一句也是：“不知道。”
记者：您的生活状态如何？如今您手头在忙什么？
宁宗一：关于人生态度，谨遵恩师李何林系主任教导：无愧于心，无愧于人！北大刘勇强先生来帖子，问：您不是“三不主义”吗？我只记得两不：一不体检，二不过生日，三不我忘记了。于是我告诉勇强说，不刻意养生呀！就这“三不”！顺其自然，何况我又是二世为人，对于很多事想得开，如此而已！
去年写完《三言二拍》的总序，后来我说写不了了。这段时间做口述史，因为要整理照片，每天不由得就会泪流满面，身边那么多人都走了。环视周边，心里很难过。我并不稀罕长寿。做“口述史”，也是传达一种观点：以顺其自然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记者：您有什么想说的话吗？
宁宗一：借此机会袒露心史一角：大学的评职称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建议没拿到你期望的职称时学习宁宗一。9年助教，16年讲师，9年副教授！当了9年教授，成了现在的社会闲置人员！多好！告诉朋友们，一，学生接受你，喜欢你，这就好；二，学界承认你也可以心满意足！其他，您就别太在意了！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