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0日，“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有生》是作家胡学文耗时八年完成的长篇小说，首发于钟山长篇小说2020年A卷，单行本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它是一个起始于接“生”的故事，以接生了大约一万两千人的祖奶为主干，以被祖奶接引到人世的众生为枝叶，为读者构建起一方土地上的生命本相。

　　
　　“《有生》和《活着》的区别在哪里？《有生》在《白鹿原》这一路的书写中做了什么？《有生》里的接生婆和莫言的女性书写有什么关系？如果一定要把《有生》放进历史尺度，它和百年中国的现代历史是什么关系？”在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看来，《有生》的一大意义在于“提问”，“探讨《有生》，可能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厘清1980年代以来始终缠绕着我们的文学基本问题。”

　　本次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钟山》杂志和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共同承办，江苏省作协副主席贾梦玮主持。李敬泽、吴义勤、丁帆、孟繁华、王彬彬、郜元宝、张清华、张新颖、贺仲明、谢有顺、张学昕、王春林、张光芒、何平、申霞艳、杨庆祥、岳雯、何同彬、韩松刚、李祥、童欣等3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批评家线上、线下同时参会。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汪兴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发表致辞，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做总结发言。

　　一个耐人寻味的小说人物

　　批评家们纷纷提到了《有生》中的一个人物——人称“祖奶”的乔大梅。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丁帆认为，《有生》是中国乡土文学中一部史诗性作品，它对中国乡土文学最大的突破在于主人公变成了女性——接生过约一万两千个生命的乔大梅。“这一转变成就了乡土文学新的改写，使小说有了更深的文化社会内涵，也让小说叙事有了新的面貌和技艺。接生婆本身也是一个身份的象征，有一种对生命力的解释，她成为中国乡土文学中一个新的见证历史的人物。”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将《有生》和《活着》进行比较。“我们知道《活着》强调中国人的逆来顺受，就是沉默地接受苦难。乔大梅的人生也是一次次地经历苦难，如果《有生》是停留在这一层，那就和《活着》太相似了。”他说，“《活着》的苦难哲学是承受，但《有生》的苦难哲学是反抗。反抗苦难和死亡的方式就是不断地接生，不断地生育，不断地迎接新的生命。”

　　在故事里，乔大梅成为了宋庄里神一般的存在。这里的人遇到了困境，就会来找他们的祖奶倾诉，哪怕祖奶已像植物人一样不能行动，不能说话。

　　“倾诉本身不能改变什么，又似乎什么都能改变。所有的悲伤、愤怒、苦难、忧愁都可以在祖奶这里得到平息。我想，反抗苦难本身，陈述苦难本身，可能也是一种生命的态度。胡学文也有意在小说中张扬了这种生命的态度。”谢有顺说。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何平表示“接生婆”这一职业在中国基层社会里是一个很特殊的角色，这个角色有可能发育成社会信息丰富且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如果细看胡学文写到的乔大梅接生个案，我们会发现乔大梅不仅接引一个个生命来到世界，还游走于乡村各个阶层各种空间之间。”

　　“乔大梅既是一个女性形象，也是一个母性、地母形象。通过这样一个人物，小说的社会历史背景被推远了，人类学视角被拉近了。”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称，人类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平衡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思维，使这部小说的核心更接近于土地，更接近于生存而非生活，更富于生命的诗意，更接近于原始的乡村，而不是被现代历史的具体性叙述所绑架。

　　
　　在过去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

　　小说的叙事时间从晚清到当下，时间跨度有一百余年。在后记中，胡学文说写这部小说想“换个形式，既有历史叙述，又有当下呈现，互为映照。”

　　“百年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出现了这么多的人和事，非常考验作家的叙事推进。”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集团党委书记吴义勤认为，《有生》的叙事是松弛的、放松的，也是高明的。它有双线叙事，一条线是祖奶一个人躺在床上，徐徐展开自己的回忆，这部分不需要情节推动，是意识流的，是可以随时嫁接的，但每一个意识流片段都是完整的；另一条是那些照顾她、对她心生崇拜的宋庄人向她倾诉心事，而这些心事的呈现还经过了祖奶视角这一层的“过滤”，最终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自成一体。

　　“过去乡土小说最大的问题在于虚实处理，小说被题材、人物、情节绑架得特别重，推进艰难。但是这部小说通过过滤的方式、反思的方式、抒情的方式，把生命的艰难以一种超越性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更深的挖掘，看到它隐含的东西、象征的东西。”吴义勤说。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彬彬提到《有生》的结构让他想到了织布机——在过去和现实之间来回穿梭。正是这样的结构，让人觉得这一部长篇巨作既是厚重的，又是空灵的。“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尽管总体结构是伞状的、穿梭的，但叙述是利落的，逻辑线也清楚，每一章都是结实的。”

　　不过，批评家们也对《有生》结构的完善提出更多意见。“胡学文是不甘心平铺直叙的，于是采用了一种来回穿插历史片段的写法，就有了先锋派和蒙太奇的效果。这是否会对读者阅读带来一定的障碍，这一点我有所疑问。”对于小说的叙事结构，丁帆还提出了另一种设想：“一端是祖奶乔大梅的历史故事，一端是麦香这些后来人的当下故事，两端齐头并进，最后像一条隧道或一座大桥一样合拢，合拢的最后时段可能落在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么这部小说的意涵也完全不同。”

　　中国乡土小说最后的绝唱者？

　　看到书名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很自然地想到了一句“天地有大德曰生”。“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就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语言也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小说的叙述声音、语调和叙述内容之间，产生出很大的张力。也就是说，不管小说写到了多少苦难，它的声音、语调都不是被内容压倒的，能散发出很多丰富的东西。也是在这样的张力中，以往我们关于农民、土地、北方的印象会被不断地打破。 ”

　　他表示，人们似乎很怕看百年中国史，特别是百年中国乡土史，因为这样的叙述总是单调的，不好玩的。“可我们在胡学文的小说里看到很多在过去书写中被压抑的东西，那是这片大地上的生生不息。”

　　在丁帆看来，胡学文这一代“60后”作家或许是中国乡土小说最后的绝唱者。“为什么？因为很多‘70后’‘80后’作家没有直接的乡土经验，他们写出来的乡土很可能是从父辈那听来的、从史料那看来的，这样的东西在我这种有充分乡土农耕经验的人看来很可能就是‘伪乡土’。”他认为，《有生》中的风情风俗、婚丧嫁娶以及农事专有名词，是没有亲身经历过农业劳作的人根本写不出来的。

　　“胡学文对乡村生活，尤其是塞外的乡村生活实在太熟悉了，小说人物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和其他的乡土小说全然不同。”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特别强调了《有生》对于细节的书写和想象，“小说最要紧的是细节，细节不能虚构，一定要来自于生活。与此同时，胡学文在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了想象，最典型的就是虚构出祖奶这样一个人物。强大的想象如果是准确的，会比真实的事物更能呼唤内心的世界。”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申霞艳则在小说中看到了一位男性作家敏锐又强大的同情心，以及理解女性的细微感情。“我们常说中国连绵不绝的历史，这其中有我们对生命本身的崇拜，所以《有生》在很大的程度上接近于生命的一种奥妙——人虽然要经受苦难，但人能在苦难里看到光辉。”她尤其欣赏胡学文在听觉这方面细节的笔墨：“他写丰富的声音，写乡土世界的植物、动物、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作家本人强烈的求知欲。”

　　在传统中国寻找感情，寻找现代生命的支撑

　　对于《有生》，胡学文自言“是一部怎么生，如何活，怎样走出人生困境的小说。”

　　在王彬彬看来，胡学文或许更想在传统中国而非乡土中国里寻找一种现代精神资源，一种现代生命的支撑和基础。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在小说里主要看到了众多乡村人物的各种“痴”：祖奶、如花、喜鹊、毛根、罗包等等都各有各的“痴”，“痴”构成了他们生活和生命的绝对中心。“我们的乡土文学到底还剩下什么值得写？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答案了。百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家们一直都在追求写出国民，包括那些看似简单粗糙麻木愚黯的乡村人物的情感世界，还要写得符合人情物理的逻辑。《有生》正是继承这一传统，始终聚焦乡村人物个体情感的微世界与微历史，由此显出作者不俗的造诣。”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学昕直言《有生》最成功的地方还是在“写实”。“小说容量非常大，精细到物，比如乌鸦和蚂蚁，都极具神秘诗学意味和象征意义。他写人死在矿井里，死在黑暗里，所以用乌鸦隐喻生命的终结方式；蚂蚁是不为他人知的，只有祖奶感觉这个东西在身上乱窜，这是否也隐喻着他人意识不到自己的痛苦？这些意象都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他说，我们动辄强调百年史，追逐史诗性，但这样或许也限制了对作品更多层面的阐释——比如，从生命哲学、个人情感的角度来看待它。

　　“当我们谈《有生》，我们谈到它与乡土小说、乡土文化、民间、地方性、民族寓言、生命史诗、女性命运等等这些文学史上的既有、固有的范畴的关系，并非是说《有生》迎合和顺应了这些范畴，而是以自己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为这些范畴提供了新的尝试，敞开了新的路径和可能性。”《钟山》副主编何同彬表示，在此次研讨中，许多批评家提到了《古船》《白鹿原》《丰乳肥臀》《活着》等不创作于近期的作品，所以《有生》在近十年的长篇创作中应该还是具有某种典范性、探索性。

　　“它给我们的启发或许还在于，在这样的时代，以这样的方式，写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