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古希腊的德尔斐神庙上镌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然而在事实上，古希腊人经常把崇拜的目光对着天庭，倒是生活在遥远东方的中华民族才时刻关注着自身。
从总体上说，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以人本精神为基石的人类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创造力量的民族。火是人类最早掌握的自然力。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的先民却认为这是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自己发明的。这典型地反映出中华文化与古代西方文化的精神差异：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天上的神灵，中华的先民却对自身的力量充满了自信。
诗的境界，诗意的人生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中，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其实都是人间的英雄和氏族首领的英雄事迹的文学表述。女娲等人的神格其实就是崇高伟大人格的升华，他们与希腊神话中那些高居天庭俯视人间，有时还任意惩罚人类的诸神是完全不同的。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等人物分别发明了筑室居住、钻木取火及农业生产，而黄帝及其周围的传说人物更被看作中国古代各种生产技术及文化知识的发明者。神话人物的主要活动场所是人间，他们的主要事迹是除害安民、发明创造。既然中华的先民们确信文化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种文化就必然以人为其核心。追求人格的完善，追求人伦的幸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
在中华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这种思维定式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正因如此，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它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它们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它们的关怀对象都是现实的人生。
且以春秋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孔子、庄子为例。孔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栖栖惶惶，席不暇暖。在政治活动失败后，又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学术与教育，真正做到了“发愤忘食，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正是这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使他对生命感到充实、自信，从而在对真与善的追求中实现了审美的愉悦感，并升华进入诗的境界，这就是为后儒叹慕不已的“孔颜乐处”。
孔子如此，庄子又何必不然？庄子以浪漫的态度对待人生，他希冀着超越现实环境的绝对自由，但在追求人生的精神境界而鄙薄物质享受这一点上则与儒家殊途同归。正是在这种潇洒、浪漫的人生态度的基础上，庄子才能在自由的精神世界中展翅翱翔。儒、道两家相反相成，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人生思想，他们对人生的态度，学者或称之为艺术的或审美的人生观，我觉得不如称之为诗意的人生观更为确切。因为那种执着而又潇洒的生活态度，那种基于自身道德完善的愉悦感，那种对朴素单纯之美的领悟，那种融真善美为一体的价值追求，除了“诗”这个词以外简直无以名之。
以诗言志，陶写心声
正因如此，“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成为中华先民对诗歌本质的共同认识。中国的古代诗歌既不是颂神乐歌，更不会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被哲学家逐出理想国。中国诗歌的创作主体是人，它所表现的客体也是人，它从人出发，又以人为归宿。中华先民的诗歌创作是全民族陶写心声的普遍方式，中华大地也就成了一个诗的国度。孔子恺切周至地以学诗来教育子弟《诗经》得以跻身于儒家经典之列；《老子》全书皆为韵文，几可视为一首长篇哲理诗；《庄子》中丰富的想象和生动的形象使全书充满着诗意，书中关于“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命题为后代诗学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儒、道两家一正一反，分别从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方面浇灌了后代诗人的心田。既然中华文化赋予诗歌以无比强大的功能，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形态，所以诗歌必然会成为中华文化皇冠上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
在古代中国，诗人成为全社会所仰慕的崇高称呼，即使贵为帝王者也仍想获取这顶桂冠。中国历史上曾涌现出无数的志士仁人，这些志士仁人往往本身就是杰出的诗人，他们用优美的诗句表达了内心对人生道德境界的追求，诗歌成为他们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和漂泊江湖的少陵野老已经凭借其壮丽诗篇在中国人民心中获得了永生，文天祥舍生取义的人格精神已凝聚在“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两句诗中。到了近代，谭嗣同在狱中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两句诗宣示以身殉国的精神，留学异国的鲁迅用“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之句来表达对祖国的满腔热爱。当我们诵读这些家喻户晓的古代诗歌名篇时，在获得审美愉悦感的同时也在道德上接受了熏陶。这种熏陶不是抽象的道德说教，它会伴随着优美的意境和动人的形象悄悄进入的内心，它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一样悄然滋润我们的心田，推动我们的精神境界向着崇高迈进。
阅读好诗，实现诗意生存
如果选择在人生态度和作品境界两方面都对后人有巨大影响的第一流诗人，我们首先会想到下面这份名单：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
屈原是诗国中绝无仅有的一位烈士，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大诗人，他的作品与《诗经》并称，被誉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他高尚伟岸的人格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永久的典范。在那个辩士四处奔走、朝秦暮楚的时代，屈原却生生死死忠于祖国，最后自沉汨罗以身殉志。他以高洁的政治品格傲视着群小，他以高远的人生追求拒绝了尘俗。屈原以自沉的激烈方式结束了肉体的生命，却在精神上获得了永生，从而实现了人生的伟大超越。
陶渊明是诗国中最著名的隐士，他生逢晋宋易代的乱世，一生平淡无奇，做过几任小官后便辞职回乡，隐居终老。他的作品内容朴实，风格平淡，并不以奇情壮采见长，当时几乎没有受到文坛的注意。但是陶渊明身后的声名却与日俱增，最终成为受到后代士人无比敬仰的文化伟人。原因在于，当别人争先恐后地趋附权势与财富，整个社会弥漫着虚伪、浮躁的风气时，陶渊明却以真诚、狷介的品格鹤立鸡群。陶渊明在历史上树立了一个安贫乐道、廉退高洁的典型，其意义在于，他用实际行为阐释了平凡人生的意义，证明了与功业建树毫无关系的平淡人生也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也证明了朴素乃至贫寒的平凡生活也可以具有浓郁的诗意。
李白是诗国中独往独来的一位豪士。他天性真率，狂放不羁，充分体现了浪漫乐观、豪迈积极的盛唐精神。李白的思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绝不局限于某家某派。他决不盲从任何权威，一生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李白的诗歌热情洋溢，风格豪放，像滔滔黄河般倾泻奔流，创造了超凡脱俗的神奇境界，包蕴着上天入地的探索精神。李白的意义在于，他用行为与诗歌维护了自身的人格尊严，弘扬了昂扬奋发的人生精神。多读李白，可以鼓舞我们的人生意志，可以使我们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而拒绝庸俗，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解放而拒绝作茧自缚。
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典型的儒士。他服膺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以关爱天下苍生为己任。杜甫生逢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关头，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动荡时代，时代的疾风骤雨在他心中引起了情感的巨大波澜，他用诗笔描绘了兵荒马乱的时代画卷，也倾诉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沉郁情怀。杜甫因超凡入圣的人格境界和登峰造极的诗歌成就而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唯一的“诗圣”。杜甫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穷愁潦倒的一介布衣，平生毫无功业建树，却实至名归地跻身于中华文化史上的圣贤之列，从而实现了人生境界上跨度最大的超越。杜甫是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命题的真正实行者，他永远是后人提升人格境界的精神导师。
苏轼是诗歌史上最名实相符的居士。一方面，他深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响，在朝为官时风节凛然，在地方官任上则政绩卓著。另一方面，他从道家和禅宗吸取了离世独立的自由精神，形成了潇洒从容的生活态度。苏轼一生屡经磨难，曾三度流放，直至荒远的海南，但他以坚韧而又旷达的人生态度傲视艰难处境，真正实现了对苦难现实的精神超越。苏轼热爱人世，他以宽广的胸怀去拥抱生活，以兼收并蓄的审美情趣去体味人生，他的诗词内容丰富，兴味盎然，堪称在风雨人生中实现诗意生存的指南。
辛弃疾是诗国中少见的雄豪英武的侠士。他本是智勇双全的良将，年轻时曾驰骋疆场，斩将搴旗；南渡后曾向朝廷提出全面的抗金方略，雄才大略盖世无双。可惜南宋小朝廷以偏安为国策，又对“归来人”充满疑忌，辛弃疾报国无门，最后赍志而殁。辛弃疾的词作充满着捐躯报国的壮烈情怀，洋溢着气吞骄虏的英风豪气。他以军旅词人的身份把英武之气掺入诗词雅境，遂在词坛上开创了雄壮豪放的流派。多读辛词，可以熏陶爱国情操，也可以培养尚武精神。那种为了正义事业而奋不顾身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人生境界的超越。
上述六位诗人，其遭遇和行迹各不相同，其诗歌创作也各成一家，但他们都以高远的人生追求超越了所处的实际环境，他们的诗歌都蕴涵着丰盈的精神力量。孔子说“诗可以兴”，朱熹确切地解“兴”为“感发志意”，王夫之对“兴”的作用有更详尽的解说：“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拖沓委顺，当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读诗，阅读上述六位诗人的好诗，一定会使我们从浑浑噩噩的昏沉心境中蓦然醒悟，一定会使我们从紫陌红尘的庸俗环境中猛然挣脱，从而朝着诗意生存的方向大步迈进。
为什么要追求诗意的生存？因为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人生的真谛。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