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长三角地区的谈论中，江南文脉无疑是一个“高频词”。谈人文历史时我们会谈及它，谈物质资源时我们会谈及它，甚至谈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时，江南文脉的踪迹始终不离左右。可以说，这四个字是某种江南精神的代表，有别于其他任何区域，且不仅在过去和当下对长三角地区造成影响，也将在未来持续融汇于这一方水土和江南人的内在气质中。

　　近日举行的“第五届收获文学榜”系列活动中，来自《钟山》《江南》《清明》《上海文学》《雨花》《西湖》《野草》《文学港》《苏州杂志》《上海文化》《小说界》《思南文学选刊》等多家长三角文学期刊负责人，以及多位江南地区作家、评论家围绕“长三角论坛：江南文脉何以蓬勃”的话题展开了探讨。在评论家、苏州大学教授王尧看来，此次研讨和前一日活动关于多种文学类型和样式的“跨界探讨”，是来自文学期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宣告：“我们近四十年的文学史，许多重大文学思潮都是由文学期刊引领的。这次讨论可以说恢复了文学期刊的能量，标志着期刊再次介入文化现实，引领着文学思潮往前走。”

　　作家眼中，江南质地的小说语言到底有多重要

　　谈论地区文化差异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用到一个鲜明的标准衡量：语言。方言是区分南北文化最为明确的标识之一，一个人站在你面前开口说话时，似乎自带着定位仪，而其内在蕴含着的，则是从生活方式、习俗到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特质。正如《收获》文学杂志主编程永新所说，现代汉语建立在普通话的基础上，小说则是语言表达的一种艺术方式，南北方差异不仅表现在文字里，也表现在叙事伦理、比喻、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心理活动的构成中， “这其中的区别显而易见，不仅是以往批评家所概括的南方作家笔下阴柔的气氛和意象等，其中还有很值得探讨和观察的元素。”

　　谈语言问题，其实也是在谈一种写作理念。在作家的眼中，江南质地的小说语言到底有多重要？程永新一直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于海南岛的一次笔会中，他和几位作家在谈论别人小说时顺口说，这个人写得还可以，语言弱一点。听到这句话的汪曾祺先生特地走过来告诫他们说，语言不好，这小说不可能好。这或许是南方作家格外看重语言问题的一个例证。《苏州杂志》主编小海则引用陆文夫先生的一个观点“小说就是从小处说说”，认为南方作家的语言风景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气象，“南方的语言结构决定了作家的写作面向，有可能也决定了其世界观，这是南方作家和北方作家很大的区别的分野，这种对于语言的重视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雨花》杂志主编朱辉一直记得第一次到《小说选刊》编辑部时，有位老作家问他：“你们（南方作家）写那么细，烦不烦？我真烦，看不下去。”这种写作分野与趣味的差异，也许正如朱辉所说“江南水土温润肥沃，先天禀赋特别好，进而影响到话语方式、表达方式和取材，江南文学也产生了一批大家，拥有明显的文学特点，但因为趣味差异，江南人恐怕写不出《白鹿原》”。

　　但就像上海市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的思考：语言差异之外，地域也在题材选择上对作家施加着影响，“不少作家写从乡到城的题材驾轻就熟，但真正写城里的人、城里的人在社会变迁中的生活演变就不怎么熟悉和侧重了。”王伟以作家路内的工厂书写为例，认为他笔下的世界，也许只有江南地区和东三省的作家更能感同身受。“严格来讲，长三角地区在反映从老城到新城、从新城到更大世界的发展的角度，在写作上更具有发言权。我们比较早地去拥抱世界、走向世界，这个题材更能够发挥其优势，长三角作家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这部分创作潜力。”

　　这种“拥抱世界”的姿态，在《江南》杂志主编钟求是看来也是自衣冠南渡、大量知识分子南迁带来的文化交融后一直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如近代以来，鲁迅等作家成为中国跟外部文学交融最紧密的一批人，在江南地区形成了文学高峰，而上世纪80年代以江南地区为主的一批年轻作家引进国外创作手法所形成的先锋文学探索，再次构建了蔚为大观的创作风潮。由此，关于江南文脉他所想到的词，就是交融。“交融的不仅是文学，还有从文化思想所吸取的营养。长三角地区的社会生活很活跃，这对写作者来说是很好的融合背景和条件。过去江南文脉因为融合取得了长足发展，将来要好的发展还是要通过融合。”

　　事实上，当语言问题落在写作本体上时，南北写作之间的差异又因我们所操持的书面语体系或多或少地被遮蔽。在这种情况下梳理和谈论江南文脉，无疑是有难度的。作为编辑与作家交流，程永新发现与南北方作家打交道时，无论是探讨文本，还是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都存在着不同。这一点，也是在场数位文学刊物编辑在工作中的共同感受。在读稿时，《小说界》杂志执行主编乔晓华在关于地域性方面最大的感受，是来自于作家的一种自信。“东北作家在写作中使用方言不会有障碍，西南地区的作家也会自然地运用一些方言，这在他们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冲击力，反而是江南这一带的作家使用方言非常谨慎、不太常见，多以一种很标准的方式在写作。”这也在他们编辑部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面对一个试图“地方化”的作品时，编辑会讨论南方方言在文本中如何“植入”才显得自然，放在哪则格格不入，需要修改。

　　“为什么北方作家讲述方言时候非常自信？因为他们还属于官话系统，而四川话是西南地区的官话系统，他们的文字是通文的，但上海话有很多字写不出来，或者写下来看不懂什么意思。”《上海文学》杂志副主编崔欣表示。于她而言，这种通行的语言体系本就影响了我们的阅读趣味，“包括金宇澄老师写《繁花》，其中所有的方言都是经过选择和改造的，不是纯粹的口语复制。”对此，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薛舒认为小说的语言决定了小说的气质，甚至其背景城市和经济等各方面的特点都能从语言中体现，她自己的小说曾一度被贴上“上海郊区”的标签，“把我归到海派里很难，但我同时觉得对江南的认识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符号化的倾向。其实每位作者和读者都有自己对江南的认识，并受到所赋予我们的符号的影响，但我会尽量写出自己那一部分对上海以及江南的理解。”

　　如果所有人用同质化的东西写作，可能会失去部分“声音”

　　“在你忘了它的定义的时候，它却还在影响你，这种东西对你而言就是本质性的力量。”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华东师大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如此定义江南文脉对他的影响。在他看来，江南方言难以写入书面，但自白话文诞生以来，重要作家本就在一件事上持续努力：摆脱文言和传统规范的力量。“在一个传统国家发生转型的过程中，新的语言被用来描绘正在发生转变的新东西，描绘和被描绘者都处在生长的过程中。”及至当下，孙甘露认为并非被纳入规范、能被写入书面的就是好的语言，“我们要看一看哪些东西是不能被规约的，作家本就是本民族语言中的陌生人，这才是语言具有的力量。”对于作家周嘉宁来说，普通话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规范性和规则感的存在，“规范普遍的语言，在日常使用中也有很多生长和发展，但在南方和北方的生长发展完全不一样，可能现阶段大家对于它在南方的发展还在培养和探索孕育的过程中。”但她也渐渐意识到，虽然现在写作中多使用规范语言，但“最具生命力的语言往往要突破普遍性和规则感”。

　　年初于复旦大学举行的“广西作家与当代文学”研讨会中，上海市作协主席、作家王安忆曾提及从研讨一个个作家转向研讨作家群体的尝试，是出自对于语言的好奇。在她看来，语言的统一对政治、经济有好处，却是艺术上的很大损失。《收获》杂志副主编钟红明以此为例表示，在不同语言表达的里面，不只是动词名词使用方式的不同，也是其他的生存样态和背后的多种价值观，“如果所有人用同质化的东西写作的时候，可能就会失去部分‘声音’。”

　　“提到江南，除了地理感受，很多时候勾起的是各种对比。”钟红明如是说。近年来，关于江南的历史变迁、海派文化自内涵至外延的变迁的普及，让大众知道了其来源和在今天的发展。在她看来，江南文脉何以蓬勃这一话题，不仅是我们对已存在的文化形态的运营，更是面对未来我们会做些什么。活动主持人、苏州大学教授季进所想到的，则是“全球本土化”这一词汇，“在我们所谈论的世界性的语境和格局中，来谈论这个话题，也是谈论中国文学和江南文学如何彰显自己的特色。”

　　在作家路内的感受中，相比于江南地区，东北、西部以及中部地区作家写作中的地域特色更强。这也许是因为在他的阅读经验中，这些地方的作家对于文学拥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核心共识，对于本区域的文学怎么写、如何表达的价值观有共识，而这种共识在江南作家之中并不突出。由是，他提请大家关注口述史的价值。“各个地方都有口述史，作家被自己所处区域的口述史所影响，这是我们应该去接触和继承的东西。”

　　对于这一点，《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与路内拥有相似感受，并认为多样性正是江南文化的一种特点。“整个江南文脉都是因为没有那么多规范和要求，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地域文化里生长出各自不同的样子。江南文化如何定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保持其多样性，完全不同的个性组成了一个有意思的江南。”《文学港》杂志主编荣荣以此呼吁，办刊人可以形成刊物联盟，以共同举措来带动江南文脉的蓬勃发展。

　　在融合与变动之中，《上海文化》杂志编辑木叶眼中值得关注的也有属于江南的“意外”。“元代时期大兵南压，抵抗得最坚决、最有成效、结果最惨烈的是江南地区，这是令很多人意外的历史。我们能理解水土的、经济的因素，但这种意外性也许是我们对江南一词的另一层考量。”以余华、苏童、孙甘露、叶兆言等江南地区诞生的先锋作家为例，木叶认为他们在表现出先锋性的同时，也使江南地区成为一种精神的乌托邦，“文学中有一种更广的辐射力，值得我们去想。借用去年流行的一句话，把自己作为方法——江南文脉得自成一个世界，像这条江一样贯通东西，将世界风气融汇在其中，成为另一种‘意外’。”

　　并非一成不变，并非循规蹈矩，这种用“变”来推动文学往前走的方式，是《江南》杂志副主编哲贵心里江南文化起到引领作用的根本所在。同时，与其以一江之隔来区分，在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看来，或许也能够以江水构成更为广博的连与通，所以他一向反对对于江南文脉固定化的定义和风格，“阻隔的东西同时能成为联系的、沟通的东西，不一定要在孤立状态里谈江南文脉，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近两年以活泼泼的本土语言灌注于作品中的作家王占黑也表示，文学和方言不是封闭，而是打开的，“写也是发出邀请，其他人可以来看一看，自己也可以出去看一看。”

　　崔欣在谈及金宇澄的小说《繁花》时表示，作品中方言意味和地域特色的举重若轻，“就像白颜色的光不是没颜色，而是所有颜色加在一起形成的白光”。如白色那样纯粹，也如研讨中被多次提及的交融、变动与开放，在这种种丰富色泽下糅合而成的白，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构成了属于江南文脉的独特风景。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