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以《延安爱情》风靡全国的天津作家武歆，日前出版新长篇《密语者》。该长篇以故事套故事的叙事方式和民间视角，呈现了风云变幻年代里天津各种小人物的百味人生，充满津味风情，同时阐述了艰苦境遇下顽强生存的人生意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武歆表示：“我应该给予我成长的这座城市更多的情感文字。”

　　为了写好天津故事，走遍老城角角落落

　　武歆祖籍山东，但天津作为他的出生地和成长地，他早已将天津视为家乡、写作宝藏和精神原乡。1983年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就是从天津故事启程。为了写好天津故事，他揣着纸笔、挎着相机、骑着单车畅游在这座城市里，在时光的皱褶里寻访天津的沧桑历史，在纵横的街巷中捕捉天津的鲜活现实。他说：“我小时候在天津老城厢生活，随着年龄增长，童年的印记反而越发清晰。上世纪90年代，我写过大量关于天津往事的散文、随笔，还阅读过大量关于天津往事的文史资料，平日也注重收集这方面的素材。我断断续续用了一年时间寻访老城区，几乎走遍了老城的角角落落。寻访之后，就一直想用长篇小说来表现天津往事。”

　　选择1937年到1939年这段历史，展现天津人的民族精神

　　《密语者》在武歆心中蛰伏了20年，他说：“写《密语者》，是想完成关于天津的历史回顾，这片土地上蕴藏着太多的故事、有着太多的风情。”之所以选择打捞1937年到1939年的天津往事，他坦言：“1937年，日军全面占领天津，天津进入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1939年，天津闹大水，水患持续三个月之久，市区百分之八十被淹，超过十万间房屋被冲毁，天津及周边六十五万民众成为灾民。洪水过后，霍乱、伤寒、痢疾肆虐。这段艰难的历史时期，最能表现天津百姓不甘屈服、勇于抗争的民族精神。”在翻阅历史资料和图片时，他感慨万千：“应该用文学的方式把它讲述出来。书写天津历史，最好的承担者还应是天津作家。”

　　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艺术的感悟和绝妙的细节

　　武歆习惯到“故事发生地”找创作感觉，写《延安爱情》，他曾在延安定点深入生活；写《重庆爱情》，他曾去重庆体验生活。他说：“‘感觉’对于写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小说创作要靠虚构的力量，但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艺术的感悟和绝妙的细节。生活提供给作家的情节，是一定要加工的，永远不要相信生活中的好情节可以直接放进作品中的理论。《密语者》的‘发生地’是我太过熟悉的地方，所有的积累和准备，在创作之前早已完成。”

　　在武歆笔下，车站站长、失学青年、曲艺艺人、水利学者、捡球员、落魄少爷、寻亲少女、小报记者、乞丐、锄奸团侠士……这些大时代中未曾高歌的“密语者”，一直在大地上轮番演绎着人性的善与恶。以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命运来折射时代风云，是如今文学、影视创作的热门。如何才能不落俗套？武歆说：“文学寻觅的是真情实感，无论怎样的热潮、时尚，都要与真情实感紧密相连，否则热门很快就会变成冷门。”

　　《密语者》会带给读者怎样的新鲜感？武歆说：“如今的读者是高智商的挑剔者，再多的花样他们都不稀奇，所以我不会过度追求叙事的新鲜感，只是在‘讲述者’与‘倾听者’这个非常老套的构架中，建立一种紧张的‘对峙关系’──‘讲述者’极力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把‘倾听者’引入思维歧途；‘倾听者’从故事缝隙中，细致地验证‘讲述者’的真实身份，而验证的‘证人’，就是那些‘讲述者’口中的‘故事人物’；最后再让‘故事人物’猛地转过身来，戳破伪装，由此还原‘讲述者’的真实身份。正如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所讲，好的小说一定是下一个情节对上一个情节的背叛。”

　　新作聚焦三条石

　　武歆刚刚修改完成非虚构作品《三条石──“天津镜像”中的中国百年》。他说：“‘三条石’是天津乃至北方民族工业机器制造业的摇篮，早在1860年就开始在三岔口一带奠基。书写它的盛衰史，需要反思的地方太多，而反思的最佳武器就是文化。这是我非常用力的作品，断断续续写了两年，1月4日刚刚给出版社交稿。”

　　目前他已启动另一部长篇，还是天津题材。他说：“‘天津叙事’给写作者提供了极大的创作激情；‘天津叙事’也是我未来几年或是更长时间内的书写重心。”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