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注定是举世困窘的艰难时世，自年初到年底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Covid-19）带给地球人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医疗科技、戴口罩问题引起的众声喧哗与文化冲突，还是因观念、立场不同而引发的国家、政府、人群乃至亲朋好友之间的群情激愤或唇枪舌战，都令人深思：为什么我们在面对同一个现象，遭遇同一种疾病时，彼此的思考与应对措施会出现如此多的歧义偏见，乃至南辕北辙？我们如何避开偏激盲目、情绪化的言语，做一个理性包容、具有世界胸怀的中国人？
此时，居家读书，或许是使我们平和安静下来的不二法门。有二本传记成为我当下的必读书，一本是林语堂（1895-1976）的《信仰之路》（From Pagan to Christian，1959），另一本是吴经熊（1899-1986）的《超越东西方》（Beyond East And West，1951）。巧合的是，这二本传记皆用英语撰写，在美国出版于20世纪50年代，这是一个世界各国新旧交接、骚乱不安的时期，二位作家都是学贯中西、名扬四海的民国才子。
如果说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在《信仰之路》中回顾了从一个异教徒（Pagan）走向基督徒（Christian）的皈依旅程；那么，作为法学家的吴经熊的传记，则记录了从一个新教的循道宗教徒（Methodist）转向天主教徒（Catholics）的心路历程。这二位“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做宇宙文章”的先行者，不仅把中国儒释道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而且把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传播四方。他们的真知灼言、高瞻远瞩为我们如何在动荡不安的焦虑时代，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视角。
（图1：吴经熊著《超越东西方》）
一、密大求学，出类拔萃
2019年，在密歇根大学（Michigan University，简称“密大”）做访问学者期间，我从图书馆借阅到一本图文并茂的书《密歇根大学与中国》（Michigan University and China），看见头戴博士帽、英俊潇洒的吴经熊的黑白照片和介绍文字，我才意识密大是我一直敬仰的吴先生读博留学之地，正是在此，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逆转，开始了他前途似锦的事业与跨文化之旅。当我把居住的大学城安娜堡（Ann Arbor）与这位倾心爱慕的智者关联在起来，一切变得多么奇妙而意味深长。百年之后，我居然有机会与吴先生的踪影“相遇”在密大。
（图2：就读密大的吴经熊博士，网上图片）
我特喜欢到密大校园最古老而静谧的法学院自习或休憩，这是一个类似四合院的独成一体的建筑群，穿越穹顶式的门口，里边是一片空旷的草地，耸立着众多茂密的参天古树，古香古色的建筑环绕四周，与剑桥、牛津大学的神学院或法学院如出一辙。进入正厅，是庄严而宏大的图书馆，大厅金碧辉煌，天穹的绘画引人入神；长木桌黝黑发亮，古董灯具悬挂下垂，散发着神秘夺目的灯光；厚厚的长排书柜成列无比厚重的书，入口处摆放有关法学院成立的历史档案。这些让我恍若回到《哈利波特》中充满奇异神迹的中世纪。法学院的古老建筑与学术氛围保持了英格兰、苏格兰早期的大学风貌。据说，拍摄这部电影的导演一度要选此地作为拍摄地。
（图3：密大法学院的建筑群，网上图片）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吴经熊在密大的留学细节，我专程跑到另一处——本特利历史图书馆（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查找有关留学生的原始档案。这个过程充满着激动人心的惊喜发现，我居然找到了吴经熊的学籍卡、论文手稿、新闻报道和书信。带上手套，亲自触摸这些发黄的纸片、作者的手迹，好像在汪洋大海中寻觅到了被人遗忘的奇珍异宝。透过一叠叠英语页面的字里行间，我好像看见近百年前的这位中国才子穿梭在密大校园的身影，引人瞩目。
（图4 密大法学院图书馆，朋友提供）
在学籍卡上，吴经熊手写的英语名是John Wu Ching-hsiung 或 John C．H．Wu，于1899年3月28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1986年2月6日逝世于台湾，享年87岁。经熊的父母早世，他是在哥哥嫂嫂等大家庭的呵护下长大，6岁接受古典文化的启蒙，9岁开始习英文，这得益于宁波是一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他较早接触西学，尤其对化学情有独钟。经熊在1916年到上海浸会大学读书，有一次做化学实验，发生了爆炸事故，他突然对自己的前程发生了疑问。此时在同窗好友徐志摩的提议下，他们二人结伴而行，一起报考了天津北洋大学，入法科。但因新婚不久（吴经熊奉父母之命，幼时定下媒约，17岁结婚，家庭美满，后育有13个孩子），他在1917年转到上海卫理公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创办的“中国比较法学院”（即东吴大学法学院，今并入苏州大学），受洗礼入循道宗（Methodism，或“卫理公”），注册名“若望·吴”。此时的法科规模尚小，刚招三届。这一届仅有8个学生，吴经熊在班上年龄最小，但成绩名列前茅。1920年夏，他以全年级唯一“最优等”毕业生，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
（图5：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吴经熊档案，Maggie摄）
吴经熊自述到，1920年秋他乘坐“美国南京号”（S.S.Nanking）横跨太平洋，每天都会抽出一个小时，跪在甲板上祷告，祈祷东西方交会、世界和平，“每当天青月明，众星在我头顶及四周闪烁，我都觉得已不在斯世，而是置身于永恒。”这是一次充满灵性启示的越洋旅程，一个生命的新生。这位远渡重洋的年轻学子赋予了自己一个宏大而神圣的使命：构筑东西文明交流的桥梁。
密大创立于1817年，密大法学院（Michigan Law School）于1859年成立，成为该校重中之重，声名远扬，来此留学的中国学生络绎不绝。吴经熊最初计划攻读法学硕士学位。但非常幸运的是，由于他选修的5门课均为A，加上出国前所修学分获得认可，一年之后，年仅22岁就获得了法律博士学位(Juris Doctor)。在历史图书馆，我看到吴经熊戴着博士帽的老照片，纤细而流畅的英文手稿，新闻报道，发表的相关论文。据载，密大法学院为东吴大学法学院培养了三位院长，吴经熊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图6：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吴经熊档案，Maggie摄）
与吴经熊稍有不同的是，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任教于清华大学，于1919年赴哈佛大学文学系留学，于1921年获比较文学硕士，于1923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是年28岁。加上“五四之子”胡适（1891-1962，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26岁聘为北大教授），他们皆少年得志，在上海读书，后留学海外，回国后身居高位，被誉为民国三大才子。这也让我们思考在当今的教育体制中，如何才能培养出才华横溢，在各行各业引领时代的天才人物？
在密大留学的第二年，才气逼人的吴经熊就用英文撰写了一篇论文《中国古代法典与其他中国法律及法律思想资料辑录》（Readings from Ancient Chinese Codes and Other Sources of Chinese lawand Legal Ideas），发表在《密西根法律评论》（Michigan Law Review）1921年3月号。这篇文章奠定了他在中西比较法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因为在那个时候，从比较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法律的中外学者，寥寥无几。
吴经熊的机智聪慧、渊博才学赢得了从法学院院长到任课教授的一致青睐。1921年5月，国际法的迪坚逊教授推荐他申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吴经熊幸运地获得了这个项目的资助，前往欧洲，在巴黎大学、柏林大学从事了二年的哲学和法学研究。在此期间，他使用法、德、英三种语言发表了多篇论文：法语版《国际法方法论》、《成文国际法》、《论自然法》；德语版《法律哲学中的认识问题》；英语版《霍姆斯法官的法律哲学》。蓦然间，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法研究的年轻才俊如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在欧美法学界一鸣惊人。
二、中美知音，跨国友谊
初生牛犊不怕虎，还在密大留学的吴经熊居然想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把自己发表在《密西根法律评论》上的英语文章复印了一份，寄给当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已过八旬的O.W.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41-1935），这收获了一枚奇异的友谊之果：二位年龄相距58岁的一老一少，开启了一段跨越东西方的忘年交，在还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就频繁通信，他们从法律、神学到文学、事业、家事无所不谈，直到霍姆斯在1935年逝世，持续了十四年之久。
（图7：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吴经熊档案，Maggie摄）
这让我想期起了另外一位欧洲名人、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他在21岁时胆敢给托尔斯泰（1828-1910）写信求教，二人成为莫逆之交。后来罗兰为这位“精神之父”写下了《托尔斯泰传》。高尔基赞誉罗兰是“法国的托尔斯泰”。看来年轻人追随“跨国偶像”是值得称道的，他们不仅获得了来自长辈名家的激励，日后也会以之为榜样，成为跨越民族沟壑、追求世界和平的呼吁者与践行者。
（图8：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吴经熊档案，Maggie摄）
远在巴黎求学期间，吴经熊还念念不忘霍姆斯的友谊，鸿雁频传：“我们年龄悬殊，但永恒（Eternity）与年月流逝又有何干呢？我们出生之地相隔万里，但普遍性（Universality）又与汪洋、大洲何干呢？我切望着阁下您的友谊，因为天意使我们心意相亲；阁下您是天赋童心不减的老人，我则是生有老人之心的少年。”此时，一老一少其实还未曾见过面，只是“纸上谈兵”，但他们却跨越了年龄、种族与国界，心有灵犀一点通，知音相契。在现代中国，或许只有在吴经熊的故事中，我才发现存在着这样的一段奇缘。
（图9：本特利历史图书馆的吴经熊档案，Maggie摄）
1923年秋，吴经熊自欧洲访学返美，得到了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大名鼎鼎的法学家R ·庞德（Roscoe Pound）的邀请，来到波士顿进行比较法哲学的研究。这位法学家高度评价吴经熊：“是一位法官、比较法理学教授、立法者、哲学家、基督徒，还是明智的儒者和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和梅特兰（Maitland）、汤玛斯—史密斯（Thomas Smith）博士和神职人员一样多才多艺，显示出他对文学、哲学、政治、法学广泛而彻底的认知。”此时，吴经熊年仅24岁，就获得了如此令人炫目的殊荣。等到1923年12月底，吴经熊专程去华盛顿，拜访他通信三年多的老朋友霍姆斯，住在他家多日。二人之间的友谊达到了至深至神的境界。吴经熊在回信中写到：“自我见到你后，我的生活比以前丰富多了；我关于人的可能性的看法得到了拓展，你给我的热情的友谊成了我理智和道德发展中的强大影响力；推着我向着更高的目标。你的影响与迅速起作用的尖锐的马刺不同，它乃是一种温柔的刺激，在我之中自发地引导着我。”此信的落款是：“你的亲爱的孩子”。
我非常好奇，持续这一段跨文化之友谊的秘密是什么呢？在《跨越东西方》中，我找到了某种答案：“我们共有的最为基本的东西是，对宇宙之神秘的常新的敬异之感（an ever fresh sense of wonder at the mystery of the universe）。……我们是二个老小孩。我是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是一个老人；他则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是个小孩。这两个老小孩彼此通信有十四年之久，讨论的问题都是永恒多于时间。”二颗对生命怀抱惊奇的灵魂跨越了千山万水，在永恒时间的某一个交叉点上相遇了，切磋有关东西文明、信仰、生命、法律、情感的深奥议题，激发出原创性的思想。吴经熊通过自己的谦卑好学，赢得了一个智者的赏识与帮助，也如期所愿，构建起中美之间的跨太平洋之桥！
三、报效故国，事业腾飞
经历西方文明与法学专业的熏染与锻造之后，吴博士在1924年载誉归国，开始了他一路辉煌的锦绣前程：1927年执教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担任了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推事；1928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委员；1929年出任上海特区法院院长。1929年在哈佛大学、西北大学法学院讲学。1930年在上海开办了律师事务所。吴经熊拒绝贿赂，将法律作为审判案件的唯一准绳，坚持“一个法官必须像一个处女那样认认真真地保卫她的贞洁。”他自叙道：“上海人都已知道我是深谙法律的法官，所以，一听说我自己开业了，就蜂拥而至，争当我的客户。仅在开头的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如此之多的案子，我的收入就不少于4万两银子——几乎相当于4万美元！”但久而久之，财富、地位、名声、虚荣也容易诱人坠入黑暗的深渊。吴经熊一时沉迷于上海滩的纸醉金迷、花天酒地。对此，他后来自省到：“有两年半的时间，我每晚都要出去应酬。即使是想起那些日子，也能闻到一股地狱的气息。”深感不安的他决定要结束这一段“物质上说是最好的，从灵性上说是最坏”的沉沦困境。
受孙科之邀，吴经熊在1933年步入政坛，出任“宪法草案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与张知本、马寅初等起草宪法草案初稿，他被推举为主笔人。1933年5月底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第一草案》被誉为《吴氏宪草》。以此为蓝本，《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初稿》修订版在1936年5月5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史称《五五宪草》。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民大会正式通过了由张君劢起草，吴经熊、王宠惠等人修订的《中华民国宪法》。这成为吴经熊在民国制宪史上的一项伟业。
1935年8月，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任宣传部长的吴经熊，与好友温源宁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一份英语版的《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刊名源自“天下为公”的信念，即“普天之下的万物都应为人民所享。”在温源宁、林语堂、胡秋原等众多名家作者的支持下，这本期刊在国内外发行销售，成为民国时期最具学术品味、文化特色的英文杂志。吴经熊心怀天下，倡导一种新的开阔的人文主义，他在该刊上发表法学、哲学、随笔、诗歌，其中包括英译《唐诗四季》、《老子道德经》与汉译《新经全集》与《圣咏译义》。
（图10 ：吴经熊翻译的《圣咏译义初稿》，刘平摄）
1937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吴经熊从基督新教突然转向天主教。关于信仰的转型，他提及受到了里修的圣·德兰（St.Therese ofLisieux）的《一个灵魂的历史》影响，他在其中发现了上主之爱的母性与普世性，发现了所有对立面的活生生的综合：“谦卑与大胆，自由与纪律，快乐与悲伤，责任与爱，力量与温柔，恩典与本性，愚痴与智慧，健康与贫穷，集体与个人”等等。显然，吴经熊是从身至心，力求超出东西方的文化之隔，达到包容、综合与统一的至善境界：“我已跳出了时间，并在永恒之中居住、生活、存在。”
（图11：吴经熊翻译的《新经全集》，刘平摄）
1947年吴经熊出任中华民国驻梵蒂冈教廷公使。由于局势的突变，二年之后，吴经熊来到火奴鲁鲁，担任了美国夏威夷大学中国哲学的客座教授。也就是在此地，他用英文写下了这本传记《超越东西方》。此后，与林语堂、胡适一样，吴经熊把更多的时间用之于写作与灵性生活，在法学、文化与宗教研究、教育与翻译等方面著述，如《哲学与文化》、《爱的科学》、《正义之源》、《华夏人道主义与基督教灵修》、《禅学的黄金时代》、《中国哲学的悦乐精神》等等。这样一位博古通今、融汇东西的才子智者，终其一生，达至豁达通透、博大精深与圆融丰美的境界，让我们看到了一颗不断探索知识、真理与信仰的高贵灵魂。
四、灵性之路，超越东西
吴经熊不限于在中国的法学、政治、教育等领域引领潮流，同时他是一个诗人、翻译家和基督徒领袖，人文主义与灵性探索贯穿其一生。在《超越东西方》中，吴经熊以一种灵性自白的笔触描述了自己的天路历程，堪称中国现代基督教的灵修杰作，这本书类似于奥古斯丁或卢梭的《忏悔录》，但与此不同的是，他从比较文化视角出发，开启了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灵性求索。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对儒佛道三教与基督宗教的体验，在穿越古今中外的至高思维与灵魂深处阐明东西文化的相通与差异。我觉得吴经熊与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的精神探索有相同之处，而有别于辜鸿铭、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守旧、片面或偏激。吴经熊自言到：“我们既非向东，亦非向西，而是向内；因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藏蕴着神圣的本体，那是我们真正的家园。”泰戈尔在《吉檀迦利》中也歌咏道：“让我所有的诗歌，聚集起不同的调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为一股洪流，倾入静寂的大海。像一群思乡的鹤鸟，日夜飞向它们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让我全部的生命，启程回到它永久的家乡。”
在比较中西文化差异时，吴经熊指出：“中国人是按照儒家学说为人处世的，同时得到了道家去世思想的平衡，但在他们内在的生活里他们追随的却是佛教思想。”在此，儒家涉及的是伦理关系，道家关涉的是不可言喻、神秘莫测的终极实在，而佛教则以其“在片刻活出永恒”的禅悟来让人达到从此岸到彼岸、从缘起界到绝对界、从时间到永恒、从现象到实在的“过渡”。三者殊途而同归。吴经熊归纳中国精神的最基本特征“是抽象与具体、普遍与个别、最世俗与最脱俗、超越的理想主义与讲实际的实用主义的结合”。
（图12：吴经熊1986年去世的通知书，Maggie摄）
正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的根基上，吴经熊为基督宗教编制了一件中式外衣，达到对东方与西方的超越。在他看来，“认为基督宗教是西方的，这是错误的。西方也许是基督宗教的，但基督宗教却不是西方的。它是超越东方和西方的，超越旧与新的。”“基督宗教是普世的。实际上，在一些事上西方要向东方学习，因为从整体来说，东方在自然沉思方面走的步子要比西方在超然沉思方面远。”也即是说，在吴经熊的一生中，儒释道三教与基督宗教皆和谐地统一于自身，他不必为二种文化的差异而感到撕裂或失衡。“中国人有一颗好综合的心”“正因为这种统一，我能够愉悦于生而为中国人，却接受西方教育。”（It is thanks to this unity that I can rejoice in being born yellowand educated white）。这也是吴先生最吸引我、感动我的一种精神品质，他的知行合一、中西合璧表明，东西方文化、宗教、文学与美学、生活习惯并非冲突，而是可以互补与分享。这种超越东西方的融通无碍的生命灵修境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伟大形象，亦可破除长久以来中国人的非黑即白、二元对立、中外对峙的僵化思维方式。
（图13 ：密大法学院举办吴经熊纪念会，Maggie摄）
我非常认同一位网友的精辟见解：“既是学贯中西的清流学者又是名扬天下的双料才子有三位，但他们的宇宙观各具代表性且层次分明：那就是吴经熊代表灵性的宇宙观，宗教造诣特深；林语堂代表情性的宇宙观，人文修养极厚；胡适之代表物性的宇宙观，竭力提倡科学。可是由于曲高和寡及时代潮流，这三大名家在国内的知名度，刚好倒过来，那就是胡适之、林语堂、吴经熊。”
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我们再次与胡适、林语堂、吴经熊的时代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如何平等对话？东方古典精神怎样与现代人文精神兼容并蓄？中国人怎么理性而豁达、谦卑而自信地面对迥异于自身的外部世界，敞开天下胸怀，拥抱众生寰宇？如今，前辈们走过的路，写下的文字，探索的生命轨迹，跋涉的人生高峰，为置身激流漩涡中的我们，提供诸多深思熟虑的智慧与筚路蓝缕的探索。半个多世纪前，吴经熊跨越五湖四海，在个人与时代、自我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踟蹰行走，上下求索，以无以伦比的才智与绝妙惊人的学识成全了丰盈充实的一生：“信、望、爱”。四季轮回，一个世纪的光阴荏苒，我再次听见吴先生念念不忘的期盼：“中国现在已变了。她已被卷入了世界的漩涡。像西方里的一片叶子，像一朵落入扬子江的花，她不再是她自己，她的未来成了一个未知的命运。我知道，她会在一切风暴、激流中幸存，在一切试炼和横逆之后露出胜利的微笑。”
（图14：本文作者在密大访学，Maggie摄）
作者简介：刘燕: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毕业，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授，曾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做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女性文学、基督教文学、国际汉学等；出版专著《艾略特》（2001）、《现代批评之始：T.S.艾略特诗学研究》（2005）、《<尤利西斯>：叙述中的时空形式》（2010）等；主编《从歌德、尼采到里尔克：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2017）、《乔伊斯与东方》（2017）、《翻译与影响：<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2018）等。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