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现场
索良柱
日前，“让世界听见贵州——贵州学者讲贵州”系列文化讲座在贵阳钟书阁书店举行。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文艺学博士索良柱，以“从拟声、传声到发声：贵州新文学的百年历程”为题，为现场读者解析贵州百年新文学值得探究的三个“高光时刻”，描绘贵州新文学的发展轨迹，并就文学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等问题与读者进行交流。
索良柱说，新文学的百年历程是一个庞大课题。选取新文学中的“重中之重”——小说为例，回顾贵州小说的百年发展轨迹，大致可代表贵州新文学的百年历程。眼下，经过几代贵州作家的不懈努力和持续积累，贵州新文学开始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三个“高光时刻”为新文学分期
研究贵州百年新文学，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百年历程如何分期。索良柱说，此前，中国新文学常以1949年为界，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后来，学术界强调整体观，将现当代文学合并为二十世纪文学；进入21世纪后，为进一步强调整体观，又建设性地将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伊始至今的百年历程，称为中国百年新文学。
“贵州作家蹇先艾等人开始写作的时间，比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时间稍晚几年。”索良柱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有机构成部分，贵州新文学与中国百年新文学进程大致同步。”
在此背景下，索良柱介绍了何光渝《20世纪贵州小说史》和杜国景《二十世纪文学主潮与贵州作家断代侧影》这两本重要的贵州文学史著作分期方法，随后提出“三声法”分期：贵州百年新文学历经拟声、传声和发声三个发展阶段，可用三个“高光时刻”来支撑这样的分期——
第一个“高光时刻”，是“1935年贵州作家蹇先艾的短篇小说《水葬》被‘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先生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明确予以肯定”；第二个“高光时刻”，是“1980年贵州作家何士光的《乡场上》被《人民文学》杂志以头条小说发表，并被《红旗》杂志转载”；第三个“高光时刻”，是“2018年贵州作家肖江虹的《傩面》获得鲁迅文学奖，成为贵州作家获鲁迅文学奖第一人”。
拟声阶段：以蹇先艾作品为代表
贵州新文学百年历程的第一束“高光”，出现在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收入贵州作家蹇先艾的两篇小说——《水葬》《到家》。
鲁迅在《导言》里介绍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的《晨报》副刊露出头角来了”的一批小说家，并把蹇先艾排在首位。鲁迅评价《水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
索良柱认为，蹇先艾小说《水葬》的有些段落明显就是“鲁迅风”。“蹇先艾的创作深受鲁迅影响，两者在对故乡、民俗、看客的刻画、批判上，都有相似、相通的地方。这一阶段蹇先艾的写作，实际就是学习和模仿鲁迅的‘声音’，可以称之为‘拟声’。”索良柱说。
蹇先艾在谈及自己的写作道路时也曾表示，国内外的作家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鲁迅，“当我读到鲁迅的时候，如获至宝”。何光渝在《20世纪贵州小说史》“蹇先艾”专节里，花了不少篇幅阐述蹇先艾如何学习鲁迅，鲁迅又如何影响蹇先艾。
在索良柱看来，贵州新文学的拟声阶段，大致是从新文学起步到1949年这一阶段。除了蹇先艾，这一阶段重要的贵州小说家还有寿生，“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比较欣赏寿生。”索良柱补充道。
传声阶段：以何士光作品为代表
贵州百年新文学的第二个“高光时刻”出现于1980年。何士光的《乡场上》以头条小说刊登在《人民文学》第8期，由于及时传递时代主旋律，该作品被权威的《红旗》杂志（后更名为《求是》）转载，之后又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乡场上》通过描写乡村的微妙变化，及时准确地反映了在城乡商品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思想观念、精神状态的解放和变化。索良柱说，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大多数作家还没有跳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惯性思维定势，然而，以何士光为代表的贵州新文学已经感受到和捕捉到时代的微妙变化。正因高水平地传递了时代主旋律的声音，《乡场上》才会产生轰动效应。从客观角度分析，《乡场上》正因“传声”才轰动一时。
《乡场上》发表之后，何士光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创作了《远行》《种包谷的老人》，连续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何士光因此成为贵州新文学发展第二阶段——传声阶段的重要代表作家。
贵州新文学的传声阶段，大致是从新中国成立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阶段。这些年里，除了何士光，贵州文坛还涌现出石果、石定、叶辛、李宽定、赵剑平等颇有影响的实力派小说家。另外，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诗歌在全国的表现可圈可点，但是该时期的贵州诗歌基本上也处于传声范畴之内。
发声阶段：以肖江虹等作品为代表
2018年，肖江虹的《傩面》获鲁迅文学奖，这是贵州作家首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贵州百年新文学迎来了第三个“高光时刻”。
索良柱说，肖江虹的民俗三部曲《蛊镇》《悬棺》《傩面》，对民俗题材小说中常见的批判模式和挽歌模式作出辩证的超越，穿透民俗，打捞民俗诞生的“初心”，化解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从而将新文学中的民俗小说推向一个新高度，真正发出了贵州作家独特的声音。
在索良柱看来，贵州文学发声有三个核心表征：一是要发文学之声，以文学艺术的方式发声，而不是把一个观念的声音塞进文学作品之中；二是要发贵州之声，在作品中不仅仅能看到贵州元素贵州色彩，更能看到贵州的历史人文和精神气象的独特之处；三是要发出作家的个性之声。
索良柱以曾入围茅盾文学奖的贵州作家冉正万创作的长篇小说《银鱼来》为例，讲述贵州长篇小说的发声。他认为《银鱼来》是“一部深入到贵州这片土地的地理和历史人文血脉之中的作品”，是“从贵州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一部好作品”。
“进入发声阶段的贵州新文学，必将继续发出贵州强音，为外界了解贵州打开更多的窗，同时也为贵州的自我确证打开更多可能。”索良柱说，贵州新文学的发声阶段，大致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到当下这一阶段。该阶段重要的小说家有欧阳黔森、冉正万、肖江虹、王华、谢挺、戴冰、肖勤等，值得一提的是，80后作家曹永、李晁和90后作家夏立楠也开始崭露头角。
索良柱说，“三声法”分期只是一种探索和尝试，“拟声、传声和发声”是一种中性化的学术表述，不含褒贬之意。
“肖江虹发表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时说，获奖是对贵州文学综合实力的肯定，是贵州健康文学生态环境必然结出的果实。”索良柱说，肖江虹此言甚佳，颁发鲁迅文学奖，是对贵州文学一次仪式性的认可与肯定，“‘高光’可能打在某些时刻、某些作家身上，但贵州新文学发出的独特声音，是几代贵州作家笔耕不辍、共同努力的成果。”（ 伍华/文 刘辉/图）
读者：在《水葬》《傩面》中，我们都能发现作家对人性的刻画和描写。请问，《乡场上》能否也归纳为“人的文学”？
索良柱：答案是肯定的。《乡场上》发表后，很快就有评论家用“人的文学”的框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篇作品描写了“农民如何有尊严地站起来”。
读者：媒体下沉的时代，文学纷纷转型，一些作品先拍影视剧，后有小说创作。纯文学会消亡吗？
索良柱：媒介下沉和媒体下沉是两个概念。如今讲媒体融合，其实是媒体主动去适应媒介下沉。新媒介、新媒体的冲击，确实会给文学带来一些恐慌。但我认为，文学和文字是不会消亡的。最广义的文学，就是讲故事或抒情的艺术，不论用什么媒介方式来展现，都具有文学性。
人类至今发明的最精致、最复杂的媒介系统就是语言文字。“读书即动脑”，在阅读文字时，读者会自动转化文字意识、画面意识。面对新时代，我们应该一方面坚守文学阵地，另一方面重视传承及创新。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