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生于北京的石一枫，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红旗下的果儿》《恋恋北京》《心灵外史》《借命而生》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

　　“麦子店的夜晚是火热的。”这是青年作家石一枫《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开篇的一句话。

　　石一枫自小在北京城长大。在他的作品中，“京味文学”似乎已经不再与那些仪式化的旧有风俗相关，而是被内化成了一种语调、思维方式和写作态度。在他的小说创作图景中，石一枫已经成功塑造了陈金芳、苗秀华、“大姨妈”等一批具有鲜明性格的城市新人物。

　　《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是石一枫的最新长篇新作，小说讲述了沿着铁路线漂流到都市的乡下女孩王亚丽，怀抱微小而实在的期待，希望通过努力在生活中前行。然而，现实却带给她一次又一次打击。从最低处升起的，是被侮辱与被损害之后依然顽强生长的、善的“玫瑰”。这是石一枫《心灵外史》之外的强大而坚韧的“不信史”：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拒绝成为乞讨者，拒绝抱团取暖的诱惑，在强者面前保持清明的自我。

　　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城市，既往的“店”“屯”与“村”的名称，都有了新的内涵和概念，也不仅仅是外表繁华的商业核心区。“这些年我们能够发现的生活里的空间有很多，有人在文学里发现了县城，有人在文学里发现了小镇。北京这个空间中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新发现。我们在发现里重新审视我们的生活，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在日前举行的新作分享会上，石一枫说，写作最开始的动机是为了自我表达，作家有时候相信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才写作。而现在，他更多的是写别人的故事，别人的故事是无穷无尽的。

　　“以前写东西是竖写着的感觉，就是沿着故事的线索推进，沿着时间线，沿着故事的逻辑线进行下来的小说。”石一枫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变化”，“《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的写作，除了竖着写还有横着写的感觉，小说本身就是宽度变得宽了一点。这个人在这个时候是这个状态，为什么这个状态，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呢？在此时此刻别的地方又在发生什么呢？感觉故事的推进固然还是原来的那个推进的节奏，但是故事的宽度，旁枝侧节的东西变得多了一点。”

　　“为什么可爱的女孩子全有父亲呢？”钱钟书《围城》中的这句话，在石一枫的创作中，呈现出的则是另一番情境。

　　“以前我写东西的时候真是可爱的女孩子都没什么父亲，写一个女孩，不会想她爸爸妈妈跟她的关系，不会想家庭是什么样，就是孤零零一个人。”石一枫说，“现在觉得她跟家人的关系，跟过往认识的一些关系，跟同事的关系全都构成了这个人的特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实际想写这个人就变成某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了，是社会关系把她变成小说里的这么一个样子。具体写作的过程，有快乐的时候，有写得痛快的时候，也有痛苦的时候。这种东西就是一个写作的日常。”

　　青年文学评论家张慧瑜把石一枫到目前为止的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充满石一枫个人特色的阶段，第二阶段则是作者有意识地进行了调整、开始写“他人”故事的阶段。

　　张慧瑜认为《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是某种意义上的老故事，因为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就在写王亚丽式的进城人。“这个小说很重要的是塑造了北京的一种特殊空间——麦子店。麦子店这个空间里面有很多历史的陈迹，石一枫持续在写北京底层平民的故事，他的小说像镜子一样让我们思考那些我们可能已经麻木的问题，这是现代文学的一种功能。”

　　城市什么时候进入文学的？在张慧瑜看来，“恰恰是在18世纪、19世纪，出现了很多城市问题、城市病。所以，狄更斯、雨果给我们呈现了《悲惨世界》，呈现了19世纪文学式的写作。《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的一个最核心的设定，就是王亚丽去打折的面包店买打折的面包，小说第一幕就是写这个。中间每一次的转折点都在她等着晚上10点之后的面包店打折。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玫瑰开满了麦子店’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老故事，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就在写王亚丽式的进城的人，他的故事。在这个社会空间里面，你会发现个人的梦想，个人的期望。对她来说，城市就像茫茫黑夜中的大海，很漂亮也很孤独。石一枫的写作真的好像要给小人物找到一种希望，在你绝望的时候给你希望，支撑你能够活下来的勇气。”

　　石一枫坦言认识很多来北京工作的朋友都在麦子店居住过，尤其以搞文化的居多。“北京文化人有一半是麦子店出来的，足可以成立一个‘麦子店作协’。”

　　在《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结尾，石一枫这样写道：“那红色笼罩天地，王亚丽觉得，那是她所从未见过的沙仑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

　　麦子店到处都是人，到处生机勃勃，青年作家石一枫正是以这样的笔触，用文学书写现代的都市生活。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