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阿来的《尘埃落定》出版。
当时也有文学排行榜，这书有时排在第一，有时又掉到了第二三名。有记者问阿来对此怎么看，阿来说，现在的第一名或许到明年就没了，但十年之后，《尘埃落定》不但还在书店，更会在重要的地方。
这话虽狂，却也成真。自初版以来，《尘埃落定》销量达数百万册；2000年，它以“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近日，在《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二十周年之际，长达470多页的全新版《尘埃落定》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
10月14日，阿来与作家、评论家李敬泽做客单向空间·杭州乐堤港店，与读者分享《尘埃落定》走过的这二十多年。李敬泽说，1998年的绝大部分东西都已被归档了，但《尘埃落定》还在这儿。即使再过二十年，年轻人依然会翻开《尘埃落定》，会在那个下雪的早晨，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它源于历史，又走出了历史
三十岁的阿来在县中学当历史老师，他教学生法国大革命发生在哪一年，鸦片战争发生在哪一年，陈胜、吴广什么时候起义……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大家的历史观似乎总有一个缺失，就是对地方史一无所知。住在社区的人不知道社区从何而来，住在乡村的人不清楚乡村始于哪里，就连他自己，只知道爷爷曾是茶马古道上的大商人，然后什么都没留下。
“对历史，我们好像什么都知道，又好像总在一个悬空的状态里。”
于是他开始做地方史研究，花了四年时间，走遍了四川省阿坝地区几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研究这里曾有的十八家藏族土司的来龙去脉。到今天，当地的土司后人没有一个能像他那样对这段历史张口就来，说得清清楚楚。
不过在做调查的那四年，阿来并不急于写出在心中蠢蠢欲动的故事，而是等调查全都结束了，才坐在桌前，让一字一句倾泻而出。小说通过一个傻子少爷的视角，以史诗的架构讲述了在20世纪上半叶藏族土司制度崩溃过程中的一个个鲜活生命与他们的命运选择。阿来 （若无特别说明，本文图片：浙江文艺出版社）
好玩的是，那时阿来还担心小说写得“太像哪一家”，结果现在土司后人们纷纷表示《尘埃落定》写的就是自家的故事。
“一开始，我们对这本书的焦点会放在土司制度、藏区变革等等。但在这本书二十二年的征途上，它渐渐走出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读者已经为它生发了很多新的东西，有的甚至是阿来都没有想到的。”在李敬泽看来，一部经典的或者正在成为经典的作品，一定有坚实的历史基础，一定有作家本人在创作时的考量，但如果它永远停留在那时那地，就成不了好作品。
“《尘埃落定》就是一部一直在‘长’的作品。我们会在这里感受到我们的迷茫，也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非常美的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现代人心灵境遇的‘镜子’。”李敬泽说。2000年，《尘埃落定》以“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00年，《尘埃落定》以“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获得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它怀念浪漫，变成了乡愁之书
在小说后记中，阿来坦言自己在用小说怀念那生与死，铁与血的大浪漫。
这样的浪漫是什么？阿来说，当消费主义开始出现，很多浪漫是被商业定义与引导的，比如一个小酒吧，一根小蜡烛，一束玫瑰花。可在曾经动荡的时代，还有另一种不管不顾的英雄主义的浪漫，就像即便塔娜告诉傻子少爷她是为了家族利益才和他在一起，即便那爱情在得到时就已破碎，傻子少爷依然投入其中，不管不顾。
“过去真是充满传说的时代。”在做调查的那四年，阿来听来了无数有点野蛮但充满血性的传说，那些故事具有无比的情感冲击力，让他虽不能至也心向往之。他一边一点点地融入消费主义，一边还在骨子里回味着那时的浪漫，“穿越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在书里我们可以重新将那种生活经历一遍。”
对于这份浪漫，李敬泽更愿意称之为“乡愁”：“乡愁是一个人或一个文化对过往的记忆，不仅包含着过去是什么，还包含着人应该是什么，生活里应该有什么，这是乡愁。所以，当我们热爱田园，热爱乡村，热爱大地，不仅仅是因为很多东西正在逝去，也是因为我们认为那些东西包含着在我们生命中非常珍贵的价值。”
他特别说到，当后人一次次翻开《尘埃落定》，总会看到人与世界的关系是那样简单、直接而热烈。“从某种程度上讲，《尘埃落定》隐藏的一个主题是现代的来临。从1990年代到现在，我们经历了巨大的现代性浪潮。”
二十多年前李敬泽就写过一篇有关《尘埃落定》的文章，题目是《为万物重新命名》。“何为为万物命名？这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在现代之前，万物是没有名的，万物自己存在，人与万物的关系是直接的。”
所以他相信，《尘埃落定》对现在的读者来说已经变成了一部乡愁之书，一部关于我们也拥有过天真未凿时代的书，同时也是我们对于天真未凿时代的向往与怀念之书。
写完这本书，他和故乡和解了
阿来的故乡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李敬泽的“乡愁论”让阿来直言自己“被点醒了”。
阿来说，他生在1950年代末，一个贫困的时代，等到上小学时又有了“文革”，赶上了在学校里不学文化的时候。一度，故乡在他眼里就意味着饥饿、贫瘠与苦难，他唯一的梦想就是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等到上了学，读了书，重新回头看，他偶尔也会自问一句难道故乡只有不堪吗？后来他在县城里教书，因为教得好，当上了当地的政协委员。那时二十多岁的阿来爱穿一身红色的羽绒服，留着长头发，很受大家喜欢。
“当时政协里没什么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过去时代留下来的那些人，比如喇嘛、土司。开会时所有人都没精打采的，一旦发言都是同意。到了晚上，大家喝了酒，谈到了过去，这些人就活过来了，眼睛放光，脑门放光，后来整张脸都放光。第二天一开会，又黯淡无光了。”
这些人给阿来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他发现故乡深处原来还有那么有精气神的高贵的一面，还有那么富有英雄主义的一面。
“在我的少年时代，这些面都是不在的，所以我一直对它们有一个憧憬。恐怕这就是我写《尘埃落定》的动因，那是更久远的乡愁，是与故乡山川大地相匹配的浪漫的英雄气质，我好像在历史深处把这些东西找回来了。”
写完《尘埃落定》时阿来34岁，两年后他离开了故乡，那时书还没有出版。有朋友说：“是故乡养育了你。”可阿来并不喜欢这样的说法。每每有人问起，他会说：“写完这本书，我离开故乡就更有勇气了。因为我俩至少是和解了，或者是两清了，那些纠缠都放下了。”
尘埃落定，向死而生
在小说的结尾，傻子少爷死了，血慢慢地在地板上变成了黑夜的颜色。
有读者一脸惋惜，为什么要把他写死了呢？
阿来的回答又回到了那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们，只有在喝酒回忆往事时才作为真实的生命存在。他们给了我一个固执的想法，就是一个人要活在他自己的时代，如果这个时代结束了，生命继续存在也是行尸走肉。甚至我到现在还是抱着这样的生死观，如果发生大的时代变故，我宁愿也来一个自我了断。”
傻子少爷的结局，也让“尘埃落定”这四个字久久地在许多读者心里盘旋。
这个书名一向为阿来所满意。他说，无论在佛经还是圣经里，都有一个说法是无论曾经如何喧闹张扬，最终还是尘归尘，土归土，一切降落。这个书名暗含小说里出现的场景，也有一点佛经的宿命意味在里面。
在现实生活中，阿来也是悲观主义者。“人这一生要面对各种艰难困苦，而最宿命的是，最后死亡会将所有东西都抹去，让一切变得没有意义，变成空。”
“但转头一想，如果你将这个生命偶然来到这个世界看成是一个小奇迹，就会想着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叫它更充实一些，更美丽一些，更健全一些，更丰厚一些。”说到这里，阿来又给自己的“悲观主义”加上了几个定语：乐观的、有建设性的。
“说白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人会死，就在于人是有限的。”李敬泽称，如果我们是永生的，那干什么都提不起劲，着什么急呢，反正后边还有一千年，一万年。“但我们的生命是如此有限，所以海德格尔讲人是向死而生的。正因为我们会死，我们才必须让生命变得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与阿来是很一致的。”
“《庄子》里有一句话——‘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实际上讲的就是尘埃。从这个意义上说，‘尘埃落定’作为一个词，是特别有力的肯定性的，真像是‘永远落不定的’。”李敬泽说。
在《尘埃落定》之后，有朋友和阿来说以后就这样写，这种写法大家喜欢，但阿来接下去交出了更写实、更凝重的《机村史诗》。“我当然希望有商业上的成功，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在的艺术创新的冲动。我觉得我遇到的每一个故事都需要一种不一样的形式，然后才有形式与内容的互相生发，彼此成就为另外一种东西。”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