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
格非作品
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格非早期的三部长篇代表作《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始终是理解和阅读格非的重要作品。上月，这三部作品全新重版，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回望格非的创作历程，也许会给人带来新的思考。
2000年末，格非离开工作和生活了多年的华东师范大学，离开上海调到北京，到清华大学任教，转眼十年过去了。现在他的办公室，位于清华大学西南角的胜因院，古朴的尖顶红砖小楼，绿化很好，门口种了丁香和牡丹。茅盾文学奖得主，与余华、苏童齐名的先锋文学大家，如今，教书育人变成了主业，作家，则成了格非的“业余”身份，“现在，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教师，写作这件事情是业余的工作，想写就写，安安静静地教教书，打发掉一生，也挺好。”
话虽如此，写作这条路，格非从未放弃。
难忘华师大文学往事
1994年，我大学毕业，到上海复旦读书期间，因为华师大“夏雨诗社”的田健东和缪克构，认识了正在华师大任教的格非和评论家杨杨。
那会，格非正在写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好友胡河清的自杀，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打击。很多现实生活的痕迹，包括更早一些时候知识分子发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都成为了这部小说重要的组成背景。因为家属在北京，一个人在上海，他的日常生活也很简单：白天上课，晚上写作。其他时间里，也会接待不少学生和我们这样的文学青年的登门造访。在格非的作品里，他共发表长篇小说有8部，近50篇中短篇小说里，绝大部分写于上海。在上海求学的20年，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
格非在很多场合回忆自己的大学时代。上世纪八十年代、华东师大和中文系，这些关键词构成了格非一生的教育背景和写作起点。
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钱谷融等老一辈大学者还在课堂上，王晓明、李劼等中青年学者正在成长崛起。当时的系主任徐中玉，很支持学生从事文学创作，本科生毕业可以不写论文，用小说代替。这华东师大的校园文学创作氛围非常浓厚，学生们都做起了“作家梦”。
据同学回忆，“格非那时个子不高，肩膀宽厚，骨骼粗壮，脑袋显得较大。因为性格的原因，他不爱说话，喜欢打篮球，童年留给他很多思索、很多疑问，自然也就有很多东西需要表达，这或许注定写作是他最好的选择。”
格非还记得，施蛰存给本科生们讲《项羽本纪》，许杰、徐中玉、钱谷融让学生觉得“好像是在和现代文学史中走出来的人物相遇，既遥远，又切近”。师范院校格外重视古代文学和古汉语基础，老师们教得认真，学生们学得起劲。格非一直是班上的好学生，古代文学考试考到八十八分。古典文学的厚实功底，就是那个时候打下来的。
令他印象深刻，还有王智量讲授的俄苏文学，一半时间由老师讲授，一半由学生分析文本做课堂报告，让他们在本科阶段就学会了怎样研究小说。
华东师大文史楼103的通宵教室，每到后半夜，就会聚集一大批写小说的人。学生们在文史楼走廊里办壁报，不仅吸引了学生、教师看，也引来校外的文学爱好者和报社的记者。当年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也有一些文学创作社团，而社团往往有自己的油印刊物，这便是他们最初的发表途径。除了“夏雨诗社”之外，格非在大三那一年发起成立“散花社”，主要刊发散文和小说作品。主编是姚霏，格非是副主编。这些社团除了给学生们提供发表文学作品的途径之外，也不定期组织作品研讨会。
格非大学时的辅导员徐海鹰，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中有格非和同学七八个人，每次的小组活动就是讨论作品，或者请一些上海作协的作家，来给他们讲课、交流。格非至今还记得王小鹰，反复跟他谈及的关于小说细节的问题，和对他“这个小鬼很不错”的夸赞。
此外，当时的华师大作家群，赵丽宏、孙颙、陈丹燕，宋琳经常回学校，传经送宝，评论家李劼更是文学的中心，马原经常找李劼，还和格非成为好朋友。余华来上海改稿，也会在华东师大借宿，找来程永新、吴亮、孙甘露聚会长谈。
1985年，格非毕业，打算去江苏文联搞写作，为此放弃了直推研究生的名额。就在分配前夕，因为一个留校的女生去了国务院侨办工作，留校工作的名额空出来，给了格非。格非从此留在华东师大工作，担任新生辅导员。
也是在这一年，格非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的发表，为格非赢得了在1986年参加中国作协青岛笔会的机会。格非第一次参加文学笔会，结识了同行北村、迟子建，也认识了当时走红的牛汉、北岛、多多、徐星，从而树立了写作上的自信。
转向传统文化中寻找滋养
留校任教以后，格非的单身宿舍，成为了先锋派文学的大本营，“像吸铁石一般吸引各地小说家前来。马原、余华、苏童、北村、程永新和上海社科院的吴洪森，几乎是三天两头往华东师大跑”。同事李劼是评论家，当时已经走红出名了。在格非和妻子回北京探亲的时候，李劼把评论家李陀、史铁生和时任《人民文学》编辑的朱伟介绍给了格非。在1987年至1989年的暑假，格非在北京，经常和朱伟讨论小说的结构，听古典音乐，或者和余华在朱伟家看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戈达尔等等现代主义的影片。大学、读书和文学圈子构成了格非最重要的文学资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事件，也影响了华师大的文学氛围。朋友们的离去给格非很大刺激，人生的无常和虚无感也越来越强烈。他后来的小说《欲望的旗帜》《沉默》《蒙娜丽莎的微笑》《春尽江南》，都在回望他亲历的那个八十年代的文学岁月，试图留下一些有关那个时代的记忆。
“杨庆祥把80年代定义为是一个浪漫主义时期，我觉得说得非常准确，持续了不到十年，那个时代很快就结束了。伴随着现代主义的这样一个探索的终结，这个过程当中，余华、苏童等等转向一个新的写作方式。没有怎么转的就是北村、孙甘露和我，我们几个舍不得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但最后事实证明，不转变是不行的。同时，我对现代主义这种方式也开始怀疑。”
老友胡河清在去世之前对格非说：“你们这批作家，整个中华史的底子太薄，如果你们不从现在开始，重新认真读中国的经典，你们走不远。”这番话对格非的刺激非常大。
1997年，格非以同等学历方式考取了钱谷融的博士研究生。1998年，格非博士还在读，靠着《小说面面观》，被评为教授。“我从35岁开始思考，小说不一定要按照西方的路子，一条道走下去。在跟随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后，我阅读大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从钱穆的清代学术史，一直看到《史记》和《左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带给我无比丰厚的滋养”。那几年，大量的阅读与学术研究，为他的写作方式的调整、《江南三部曲》的孕育和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用文字构筑超越性的力量
2000年末，格非转去北京主要是为家庭团聚。妻子是北京人，大学毕业后就回了北京工作，照顾父母。格非留在上海任教，夫妻分居两地，只能暑假寒假和节假日相会。等到博士毕业，儿子出生后，格非必须要承担起责任。
格非在挑选工作单位时，得到了王元化先生的帮助。“那时我对北京完全不了解，后来我去看望王元化先生，他的童年在清华园度过，对清华是很有感情的。王先生有句话打动了我，他说‘你应该去不那么热闹的地方，清华就是这样的地方。’王先生推荐我到清华来。”
转眼，格非在清华一呆20年，现在除了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外，格非还坚持给本科生上大课，他担纲的课程有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深得学生们的喜爱。“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年轻人浮躁，很多东西不理解，我觉得这是教师方法不对。如果找到一种好的教学方法，他们是可以理解最艰深的文学作品的。我遇到的学生连最难读的乔伊斯的作品，也能准确理解其中的内涵，他们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从1985年担任教师到今天，几十年的教师生涯，格非没有一天迟到。
我在教室里听过格非的授课，格非的语速很慢，用词表达直白感性，很少用专业术语，学生可以随时打断他的话，对授课内容进行提问和讨论。格非的课程很少进行考试，“课堂考试怎么能考出一个人的水平？很难。我基本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交论文。”格非带博士和硕士生，继承了自己当年华师大的博士生导师钱谷融的传统。
从华东师范大学调到清华大学工作，格非有很长一段时间专注于学术研究，阅读中国传统的古籍经典，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小说叙述面面观》《说叙事研究》《卡夫卡的钟摆》等。格非不写小说多年，小说来找格非了。2003年，格非接受法国蓝色海岸协会邀请，参加一个写作项目，住在一个修道院里，时间为期半年。修道院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交界的一个半山腰上，只有一个老头看护。格非和一个比利时及一个俄罗斯作家，天天自己买菜做饭。修道院远离小镇和村庄，每到夜晚，万籁俱静，星光灿烂。“我苦闷到什么程度呢，人要疯掉的感觉，甚至有点担心我连说话都忘了，因为你没有办法说中文。修道院在山上，每天坐在那个台阶上，山下面有一条河，河水清澈像翡翠一样，河里面全是乱石，一到晚上水的声音特别大。”
在那些日子里，格非心里十几年前的一个小说构思，突然浮现成型了，三个组合式的长篇小说，后以“人面桃花三部曲”结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最后定名“江南三部曲”再版。“江南三部曲”让格非在多年以后找回了写作的感觉，也让他获得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近期格非最新的作品是《月落荒寺》，曾当选2019年度十大文学好书之首。但他最触动我的小说，是上一部作品《望春风》。格非用小说的笔法，书写他生长的故乡，几十年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乡土的变迁，给他亲历的故乡生活立传。“我们在读艾略特《荒原》的时候，往往注意到那被遗弃土地的荒芜，而忽略掉作品真正的主题：期望大地复苏。同样，鲁迅在寂寞和忧愤之中，也通过《好的故事》暗示了同样的希望。我们把文学称为一种超越性的力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格非说。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