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问题，实为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部分。这无疑是学术史上殊为关键的问题。不过，在不少人看来，这已经不是“问题”或是已经解决的问题。然而，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经说过：“吾侪若思养成鉴别能力”，须“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其实，目前学界关于文学现代转型问题的结论是颇可“怀疑”的。
多年以来，学界一般是将五四文学列为现代文学真正形成的标志。其主要观点，可分为三种。一是将转型归因为语言层面的“文白之变”。这种观点最为可疑，因为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前，白话文学早已存在千年以上的历史，胡适甚至还以之撰成专著《白话文学史》，可见语言并不构成转型的必要条件。另一种观点是将转型归因为个性主义的兴起。郁达夫说过，“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这的确是不易之论。席卷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即以“个人的发现”重新勾勒文学变迁的轨迹，直到今天仍对学术研究发生强有力的形塑作用。不过，如果我们静心细读晚清小说，有关郁达夫或“重写文学史”的信任就很可能出现动摇。比如，有一本不太知名的小说《梼杌萃评》（诞叟，1905），内中讲到一个叫何碧珍的女子，率性独立，弃家私奔，她有一段话，比鲁迅《伤逝》中子君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的权利”——更像是“人的觉醒”的宣言：“我要不愿，就是叫我做嫔妃、福晋、一品夫人，我也不要做；我要愿，就是叫我做个外妇、私窝、通房丫头，也没有什么不可。”而且，这个何碧珍还说：“我觉得只要男女合意，不拘一夫多妻、一妻多夫，都无不可。”这般惊世骇俗，就绝非子君所能想象的了。可见，若论“个人的发现”，晚清小说恐怕比五四小说要更胜一筹。依此而论，将个性主义作为文学现代转型的根据，其实是大可疑的。第三种观点，将现代转型归因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同样不能说是“不成问题之事”。鲁迅的“铁屋子”、“未庄”无疑是“老中国”的隐喻，但《孽海花》开篇就有对“奴乐岛”的描述，说这岛上的岛民“没有一个不是奄奄一息、偷生苟活”，“崇拜强权、献媚异族”，“从古没有呼吸自由”，“却自以为是，有吃，有着，有功名，有妻子”，这又何曾不是对现实中国的讽喻？《老残游记》关于“沉船”的描绘，与“奴乐岛”也相去不远。甚至，晚清小说的这些民族国家想象比五四还更直接、更强烈。
可见，目前学界所论，如“个人的发现”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虽然很有道理，但究其实，并不能对晚清小说、五四小说做出有效的区分：如果说鲁迅小说是“现代文学”形成的标志，那么晚清谴责小说何以就不能担承这种文学史荣誉呢？也正因此，海外学者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问题，甚至被认认为有贬损五四文学的学术意识形态在内，因为按照王德威的看法，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已呈众声喧哗之势，到了五四反而被压抑、被窄化甚至被单质化了。王氏论点，争论极大，因为无论《孽海花》《老残游记》，还是《文明小史》《梼杌萃评》，显然都不具备《呐喊》《彷徨》那种前无古人的现代感。不过，若仅从个人意识、民族认同建构去理解“现代感”，《呐喊》《彷徨》对《孽海花》等确实没有实质性的超越。那么，中国文学的“现代感”是否还别有所属呢？
赵斌的《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研究（1898-1927）》一书，正是对此问题的回答。他说，“‘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不同于以往小说史上任何朝代、任何阶段小说的变化，而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小说的时间问题。”这是相当敏锐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并非否认学界关于“个人的发现”、民族国家认同等研究成果，而是进一步的发现与拓展。对赵斌的观点，我是这样理解的：如果说个人意识、民族意识的萌生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必不可缺的两项“基本条件”的话，那么用怎样的方式将个人意识、民族意识讲述到故事中去，则是“现代”得以形成的最后条件。鲁迅之超越晚清前辈，不在于个人或民族，而在于这“最后条件”。而这，即涉及到时间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叙事问题。无疑，在近年研究中，这是有待开发的学术领域。以我眼见，国外学者伊恩?P?瓦特、巴赫金等的相关理论著述甚可参考，国内学者如陈晓明等对此问题有所涉及，李杨则有深入的考察。他的《抗争宿命之路》《文化与文学》《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等著作，往往从时间问题、从历史话语入手考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不过，李杨对晚清民国之际的文学，较少涉足。故而，从时间问题入手，重新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问题，构成了赵斌富于探索性质的深耕细作的学术领域。
赵斌的研究，没有重复前人有关“个人的发现”、民族国家认同的论述，而是直接从时间问题入手，将个人、民族意识融入有关时间、空间与叙事之关系的讨论之中。在此方面，赵斌孜孜矻矻，建立了自己相对完整的阐释体系。他将叙事时间分为“内外两面”，分别为外在情节时间（小说时间的外面）和内在主体时间（小说时间的内面）。其中，内在主体时间的获得，被他界定为现代小说兴起的标志。为此，他拈出浦安迪的“‘缀段性”(episodic)概念，由之发展出对古典文学的空间化解释体系，并藉由从“缀段”叙事到外在情节时间叙事再到内在主体时间叙事的缓慢演变，建立了他自己的有关现代文学转型的解释。这一解释，颇异于前人。据我所知，他的这项研究发表以后，颇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肯定，也获得了相关学术成果奖励。
在此基础上，赵斌还进一步按照巴赫金的现实主义成长小说“双重时间”理论，以“历史时间”为抓手，深入考察了“匆忙而多变”的晚清、五四小说。他考察得来的结论，既进一步厘清了“现代”的形成，也呈现了晚清小说“走向现代”的局限：无论是谴责小说还是乌托邦小说，都不能为清末提供一个“必然”的历史叙述。作为“现代文学”形成标志的五四小说，也存在自己的“时代症候”。这表现在，由于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理想与民国后社会历史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五四小说家普遍存在某种幻灭感，感觉历史的入口被堵死了，无法进入历史。依他之见，从晚清到五四，中国小说实际上都没有完成个人成长时间和历史时间的完美融合。这一判断是切合实际的。实际上，“人在历史中成长”的叙述机制的真正形成，要等到《讲话》以后“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崛起才变为现实。
这本专著还有一个令人颇感创新的地方，是对小说结构再空间化的讨论。“再空间化”是相对古典小说的空间化而言的，但两者又究竟不同。本来，从古典文学到现代文学，以时间逻辑取代空间逻辑，已构成了中国文学“新陈代谢”中意味深长的一幕，但由于西学、市场、政治等因素的介入，晚清小说并未彻底摆脱“缀段”化、空间化，甚至因为插入过多的轶闻趣事、时政议论等非情节因素，而造成未必必要的“停顿”。这是转型过程中一种始料未及的“再空间化”，多少限制了晚清小说的成就。不过，五四小说的“再空间化”与此不同。五四短篇小说在改变古典小说有头有尾的“满格时间”的结构模式以后，成功地转向了书写“横截面”式的现代小说结构模式。它的“再空间化”，是因为叙述中“省略”过多、“心理化”处理增多所致。比较起来，这种“再空间化”与时间化（历史化）并不形成冲突，而是推动、深化了业已发生的文学现代转型。
在学术上，赵斌是一个不愿墨守成规、锐气逼人的青年学者，这与他沉稳、宽厚的性格恰成映照。因此，他的研究，总与挑战、尝试、解构、创造等相关联。这造就了他鲜明的学术个性，令人印象深刻。这本专著是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第一部学术专著，是他未来学术道路上可喜的一步。就我而言，看到这部著作的出版，却不由想起差不多近二十年前，谢冕先生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当时，我也在论文中将时间列为主要思考对象，谢先生问我：“你为什么对时间问题如此重视呢？”我对他做了简短的解释，并希望自己日后对此问题有一个系统而令人信服的研究。遗憾的是，时光流逝，我最终未能完成这一工作。所以，现在看到赵斌专著的出版，我感到，当年谢先生的问题，可以说是有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了。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