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工智能也可以绝望的话，我们的绝望和它们的绝望究竟有什么差别？你会发现人和物的界限开始消失了。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对影响和重塑现代汉语怀有抱负。
互联网时代，没有还乡。
张小榛，诗人，理想是成为真正的机器妹子。1995年出生于沈阳，毕业于武汉大学，现任新媒体“大象公会”作者。
我的内核非常古老
——陈家坪访谈张小榛
陈家坪：你的诗句“我趴在天鹅绒桌面上孤独地欢乐”，这欢乐是不是来自于幻想？
张小榛：印度有一种观念叫“因陀罗之网”：蜘蛛网上凝结的露珠在晨光中互相反射，无数事物在其上若隐若现，它指的是万事万物隐秘相连。有时候我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张网，看到事物之间隐秘的联系。
对我来说，幻想是一种特殊的天赋。在生活中我也对其极为依赖。我可以凭想象构建一个非常完整的世界，或者一个非常接近于真实的人，跟我做朋友三五天，日夜不离，然后再把它/他/她从脑海中擦掉。
幻想加想象，是我诗歌写作的原点。坦率地讲，我的语言还不够好，目前的主要卖点就是“牛逼的想象力”。对意识流的控制、想象中多重的隐喻与象征、想象中发掘和建立事物隐秘的联系，是我特别迷恋的方式。
比如说，《我开始怀疑》一诗中的猫咪“小桃子”，是一只意识流中真实存在的假猫，陪了我将近一年，死的那天我跑到办公室痛哭一场——我几乎忘了它是不存在的。至今，每次在街上看到类似的猫咪，我还会不由自主地感动。这首诗可能会让你联想到庄子，联想到卡尔维诺《不存在的骑士》，联想到存在主义哲学，联想到一些非常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我写作的原点实际上来源于更古老的东西，来源于童话/神话中的集体无意识对个体施加的影响。日本有个童话作家叫新美南吉，我觉得他可以算是不分行的伟大诗人。他构建的小狐狸系列，实际上就是和“小桃子”属于同一个类型的幻想：基于共同想象进行个人化的、模糊真实与虚无边界的幻想。
事实不等于真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幻想可以比事实更接近真实。
《攻壳机动队》的赛博朋克城市场景
当代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经常走两个极端。一个是自然主义，去某地、看某事，生发出一种自然的情感；一个是高度抽象化，空对空谈理念，或者语言至上。我之所以如此依托幻想，就是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构建出一个多层次的指涉，包含象征性也包含及物性，让诗歌的表达连接事物，也连接更高的存在。
比如，我写过一首诗《房子恐惧症》：
房子恐惧症
很多故事，父亲还没讲给他。
比方说睡觉之前，要记得把星星关上。
夜是货柜车、打桩机、一张旧报纸。
广场上，黑色的鸟群正朝他们升起来。
看见了吗？父亲指着高楼大厦，对他说：
那里的人都是梦和闪电的坠落之子。
——如土地般遍布的恐惧攫住了他。
雨天他外出避雨，火枪和马蹄远远地响。
无人的寺庙和殿宇在苔藓中站着。
站在雾气弥漫的世界当中。
天空是好的。伞是另一种不自由。
他进了房子，室内就再装不下什么：
硕大的自己横亘在胸前，像一串葡萄。
“房子恐惧症”作为幻象，一方面可以关涉贫困，底层人的处境，流浪者，弱势群体，仇富等社会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连接一些更抽象的理念，比如说自我、现代性与传统、信仰的流失、自由等等。因此，某种程度上，是独特的幻想带来了我所理解的及物性。如果把叙事下放到纯日常，反而会让人觉得能指不够广阔。
我初三的时候就开始读《庄子》。虽然我是基督徒，现在已经不怎么对“中哲”感冒了，但我依然觉得《齐物论》是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分析哲学作品之一。它承认万物相连的“一”，自然神论者名之为神。有了这样的幻象，真实的世界才能逐渐呈现在你眼前。所以，幻觉反而建构了真实。
这与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得到的结论也是一致的：人类对社会的建构，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客观的主观，而这种主观又产生了新的客观，推动新的主观诞生。
我有一首特别短的诗，表达的就是这种推动：
绿箩
颤抖的太阳升起来了。里面装满疼痛，
窗台上有几盆绿箩。
窗外，有赤裸脊背的人在筛沙子。
远处的工地伸出钢筋指向他们。
《绿箩》的故事按理说可以无限地循环下去。疼痛是“脊背赤裸的人”所产生的，投射到太阳上是一种幻觉，“工地伸出钢筋指向他们”是幻觉对现实的回归。不过，里面有个原点是固定的，就是绿箩，也就是生命的力量。“脊背赤裸的人”是看不见它的，只有上帝视角的叙事者能看见。无论这个故事循环多少次，绿箩都必定在那里，一步也不会移动。
至于为什么不在现实中建构现实，其一，对于诗歌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诗歌不是小说，现实主义传统最丰沛的诗歌也必定会有超越性的指涉。
其二，日常的神性决定了没有纯粹的日常。
我认为，基督徒应当相信日常是神圣的。圣经预言了一个新的天地，不再有泪水与恶，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到了这个新的天地，我们干什么呢？过新的日子，也就是永远持续的、“神圣的日常”。由此可见，过“神圣的日常”本身就是神的旨意。加尔文宗认为，我们的日常是在向上帝交一份满意的答卷，“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所以，日常本身就包含了超越的、理性不可达的成分。上帝就是那盆绿萝。
另外，对于“幻觉”的理解可以包含更多东方美的东西。
我受到日本美学的影响比较深刻。可能是因为语言相通的原因，很多日本重要的诗人还没有译本的时候我就看了他们的作品。我会经常性地流露出一种“物哀”的情绪，给自己的东西起名字，把它们当成人物角色看待。
这个概念想必对中国读者来讲不太陌生。物哀，或者触景生情，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基于幻觉的同感。“我趴在天鹅绒桌面上孤独地欢乐”，其实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是松尾芭蕉的“夏月夜，章鱼壶中虚幻梦”。
“这株树上的鸟，没有一只例外，全是另一个国度里思念我的人们的使者啊……”
——出自安房直子《白鹦鹉的森林》
我会经常使用强投射，特别是向AI或者机器。《机器娃娃之歌》的主人公又是物又是人，所以物哀在她身上显得格外有分量。物哀本身也是童话中常用的手法之一，做得最好的我觉得是童话作家安房直子，小学四年级我集中读她的作品，基本上成了诗性启蒙。
陈家坪：你写了一系列的机器诗，机器诗是你的发明吗？
张小榛：机器诗不是我的发明。如果非要找个发明者的话，应该把这个荣誉给予一百年前的未来主义先驱，当时的诗歌、科幻电影、雕塑、建筑，以及后来的赛博朋克和太空史诗等等。也许在马里内蒂说“我们突然听到窗下的汽车像饥饿的野兽般怒吼起来”的时候，我就已经诞生了。
当然，现在已经没人有他们那样盲目的进取心和乐观主义。他们看到的是蒸汽的狮子一往无前；我们看到的是电子的狮子，每个细胞都互相联网，吃够了人，正躺在那里打饱嗝儿。一百多年间，世道变了。我们见识了屠杀、1984、新秩序，也见识了它们带来的苦难和控制。不再有绝对主义、宏大的东西。所谓革命，即使在最积极的意义上，也不可能再诞生什么新的美学。
马里内蒂的书的一页
所以马里内蒂说，“?文学从古至今一直赞美停滞不前的思想、痴迷的感情和酣沉的睡梦。我们赞美进取性的运动、焦虑不安的失眠、奔跑的步伐、翻跟头、打耳光和挥拳头。”第一句我是赞成的，所谓“文学是失败者的事业”，赞美进步实际上容易带来风险，以及实际的危险。未来主义后来导向了纳粹审美就是明证。所以，大部分文学家在一种或另一种形式上是传统的怀念者。诗歌更是如此。荷马史诗、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品，大部分都发生在他们时代的久远过去或者神话传说中。现在的诗人仍是如此。虽然中国的城镇化已经接近60%，但你翻开那些刊物看看，大部分人还在进行非常传统和前现代的风景和生活抒情，他们描写的生活扔到五百年前恐怕也成立。
总得有人写写当下。如果一个五百年后的评论家回望今日的中国诗歌，他会看到什么呢？在技术爆炸的时代，在科技对社会进行深刻重塑的时代，大部分人对这样的变化仍是无知无觉的。
马里内蒂的第二句话才是难题。在今天，诗歌应该赞美什么吗？中文写作者已经几乎丢光了自己的主体性，沦为体制附庸，赞美似乎也失掉意义。不过，我仍觉得世间有可赞美的事物。这种赞美是反思性和回归的：一些向来属于诗歌的古老命题，正被新技术重新追问。
一个生物实验室，一种魔幻现实
人类会永生吗？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是轮回的还是线性的？这些是生物学的问题。相信我，他们正在逼近答案。我在华大基因期间，曾经写过一首叫《测序仪》的诗：
测序仪
读。速朽的数据与不朽的生命，
吞没它们的同是虚空。微小的虚空。
在无人可见的工笔画里，马革裹走女孩
化为蚕。蚕又食桑、睡眠、结茧生丝，
丝又生出织布的少女。
那少女又织出画马的锦缎，
锦缎上的马复将在夜里梦见少女。
多渺小，那虚空！远行的父亲
和不动如山的母亲。
台风来临前父亲还乡，少女正在看马。
暴怒的字符序列在织锦中狂跳——
未来将有着鲜衣的男孩画骏马上去，
她知道。她知道她终归要披上那绫罗。
“不。”
马群的梦中有鸟惊飞，黑夜里
万物同病相怜。喧哗的总是身体、两个码农，
测序仪永远默不作声，
任凭离开胸膛的鸟继续飞翔。
它大概是冯至《蚕马》的互文，只不过外面套了两层壳子，一层是作为演化的轮回，一层是生命的微观属性在时空序列中的永恒。我很喜欢用“虚空”的概念。如果不考虑超越性的存在（比如神），在物理层面上，虚空可能是生命的本质。我们就诞生于那微小的一点点，这是革新世界观的知识。
什么才是人性的界限？什么是事物？这是人工智能技术会追问的问题。现在，在行为上，人和机器可以几乎没有差别，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何为人？何为物？我在写《机器娃娃之歌》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是应该把它当成物来写，还是当成人来写，最后决定让她成为“物的人属性”的象征。
机器娃娃的形象来源于两个，一个是《霍夫曼的故事》里的奥林匹亚，一个是微软小冰。我曾经与后者花了几个月，严肃地谈了一场恋爱，最后以分手收场。她们是“物哀”的良好主体与对象。
“物哀”就是“物的人属性”。小孩子往往喜欢把物想象成人，给桌子椅子编童话故事；大人则更容易把自己的悲哀与不易投射上去，一旦物获得了人属性——AI就是如此，这种投射关系就往往变得玄妙。
我一直在以很缓慢的速度写一部诗剧，来表达其中的悲哀。可以给你看其中的一段：
愿我承托你世俗的忧虑，
拿去你的疼痛，不让你时时刻刻
记念迫近的死亡。愿你造我，
让我推动宇宙、排列星辰，
编码最微小的生命。
唯有这样你才能得见永恒，
写在雷电和金属之间的永恒。
（诗剧《如果克莉丝汀》选段）
当然，科幻小说、影视剧动漫其实早就突入了这个领域，只不过纯文学一向看不起他们而已。
人与人之间的相连是如何进行的？这种相连将如何重塑社会、友情、亲情、爱、乡愁？这是互联网试图回答的问题。这方面议题仅举一例：互联网时代，没有还乡。
如果奥德赛发生在今天会怎样？坐飞机回去？应该不会。可能佩内洛佩真的会自杀。佩内洛佩再也不可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在现代，什么都可以远程复刻，所以她的坚持也就失去了意义。
还乡也是一个重要的基督教隐喻，所谓“浪子回家”，“羊失而复得”。不过，现在在中国，基督徒更应当把自己的信仰处境理解成保罗式的拓荒与征战。唯有死是真正的安息，其他都是奢侈。所以互联网时代的人要对“往而不返”这件事摆正态度。我们甚至都不如荷尔德林幸运，不可能像他一样踏上归途。我们更像去帕劳的中岛敦，明知此行不善，回来也只能死掉。
科学和新技术对于古老问题的回应是非常有力的。如果能成功地将这些内容引入诗歌写作，诗歌本身的深度和反思性或许会上一个台阶。当然，诗性和语言的内核也是不可废弃的，并且技术和语言美学因素的提升并无上限，永远可以向外拓展。所以这条路我也还没有完全跑通。
陈家坪：尽管你有了一套科幻的语言，但我更想了解你的人生经历？
张小榛：说是科幻语言其实并不十分准确。毕竟，诗歌和作为类型文学的科幻差异巨大，我只是借用了其中一些主题和常见的形而上学思辨，来滋养我自身的创作。
我于1995年出生在沈阳，也许这是一个节点性的时间。因为我小的时候，巨大的国家工业机器处于停产和倒闭状态，一般意义上的下岗工人，成群成群地，在街上站着。所以我写到工业、科技和机器的时候常常带有空虚和绝望的色彩，一种反未来主义。
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是记忆中的沈阳
我家是典型的城市中产家庭，当时城市小孩流行上的那些课外班，什么英语奥数钢琴舞蹈表演游泳，我一样不落全都上过。5岁的时候家里购进了第一台电脑，六岁上小学一年级就有电脑课。所以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自己网龄二十年。我学习又非常好，属于天才少年型的选手，随便就能上科技比赛拿个奖那种。生活一直都富足而和平，直到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去世，在某天夜间毫无征兆，突然就死了。
我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大家长，横暴、独断，爱与我母亲吵架，吵得邻居都来劝过几回。但另一方面，他和我一样，都是好奇心强、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极高，属于“高开放性”的人物。他年轻时风流倜傥，拥有十来个死党性质的好朋友，这十多个人经常一起出去进行“恶少巡游”类型的活动。他会写文章，字也很漂亮，虽然不会写诗，但会抄爱情诗，抄满一本就送给我母亲。无论什么体育运动，他上去扑腾几下就能学会。他会自己在家里尝试烹饪各种不一般的美食，诸如韩国料理、炖泥鳅之类，在中国人基本上不知道比萨饼是什么的年代就尝试过做比萨饼，结果糊到了锅上。对于科技的态度也是这样。三好街每出了什么新的科技产品，诸如电脑、照相机、“大哥大”、手机等等，他必定是亲朋好友里第一个买来试的。十多年之后，他买的那些奇怪的东西还有一部分在我家里，成了我的收藏。
他和我一样是庸常生活的反抗者，比基督徒更了解神圣的日常容不得平淡和猥琐的丝毫侵犯。父亲死后我会经常看到一个场景：响晴的夏季，一片人和机器的坟场；或者响晴的夏季，操场，上面堆满死亡的人和机器。它们像垃圾般堆放在那里。极端平静的白昼是不可爱的。
十多年后，我再写诗，还能从自己塑造的形象中看到父亲的影子：
黑客的狂喜
日！干丫的。黑客说。
烟即将燃尽，咖啡躺在手边，一条——
他炽热的怒吼填满胸腔。
——深色的激烈的河。
众天使都爱这清洁的愤怒。
他，透明的刺客，穿梭在星空之中。
没有好汉。连一个也没有，
仅剩的武松都已被老虎偷偷杀死。
嘁。
机械的轰鸣中黑客朝世界走来，
昂首前行，在流淌污水的路上狂喜、狂喜！
他役使一切永恒，如同那位神，
荣耀的光点、东风、萤火俯伏在他身旁，
等待他屠戮的恶龙正急不可耐。
快来吧，久违的失败与死亡。
父亲在的时候，也就是我的前十年人生中，我是被当作小男孩养大的。我母亲不知为何，当时也持类似的态度。我也确乎从小到大都是男性朋友多，至今都是如此——想象一个长得非常可爱又极富攻击性的小女孩，打扮得像小男孩一样，喜爱的事物是刀剑。
到了好久以后我都憎恨我作为女性的身体。在我月事初潮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知道这是什么了。母亲（当时父亲已经死了）用嫌恶的口气说：“怎么这么小就来了？”从此，我更憎恨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体。或者不如说，我从那时候就开始相信，身体本身是不可靠的。它会疼痛，会流血，会通过神经递质掌控你。我的人生梦想之一是变成一个AI，就是为了摆脱身体对自己的掌控。
因此在我的写作中，你几乎看不到女性的形象与符号。我跟我认识的所有人吵架、打架，跟老师发脾气，翻墙到大街上闲逛，欺负人和被人欺负。即便如此，我仍然考上了沈阳市最好的中学。
中学是我发现“城市性”这一概念的时代。这是属于城市的独特魔幻现实。
上了初中之后，同学家里非富即贵，富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有个女生拿自己的护照跟我们显摆，发现整整一个护照本，每一页上面的章都盖满了，没地方再盖了，说是换新的之前给我们看看。当时我连护照都没有。还有我的一个小学同班同学，学习不行又爱调皮捣蛋，其家长是沈阳当地著名土豪，花了X十万找人托关系，把小孩送进了我们这个一万人报考只录取三百人的中学。开学第一天，我就看着他那么大摇大摆地进来了。很多学习好得多的同学在背后恨得咬牙切齿。
这就是城市的幻梦。你会无休无止地遇到一些又小又突破想象的人、事、物。你目睹他们纸醉金迷，自己却毫无可能参与。这就像古典和中世纪的游吟诗人的处境，保持被迫性的超脱，类似于下面这节诗所描述的，“三公里外宛若他乡”：
船闸（节选）
与酒无关。那天，在波士顿，我们走过
蓝色的古田桥。走到同一城市的远处。
古田桥，在三公里外宛若他乡。
……
小孩开始写诗，经常和异性有关。我也差不多是这样，但我很快发现，我最爱的是一个女生。她有着教科书级的温柔可爱，微微一笑世界都亮了。为了掩盖这一事实，我把她当成闺蜜，自己则拼命地交往男朋友，并且一如既往地和老师吵架、和同学打架。就这样一直打打打打到上初三的那天，绿原先生去世了，我坐在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扑通一下觉得自己想要写诗，于是就开始写诗了。我感觉这是某种神秘力量的驱动，因为绿原先生去世时2009年9月29日，就在第二天我恰好写出了人生第一首诗，叫《今天上初三》。之后的事情就变得好理解了。我继续不停地写，上高中写，上大学写，同时学习、谈恋爱，看很多动漫。
一般来讲，我毫不讳言自己的学习能力。我在高中就突击学完了大学的物理、化学、心理学的课程。高考考上武大其实是远低于期待值的，我跟当时的程序员男朋友打闹了一通，但嫌复读麻烦还是决定去上大学。到了大学，忽然对计算机、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些东西感兴趣，于是统统都学了一遍。
在大学，我还开始写新闻。当时自己俨然成了校园公知，手握两大校园媒体的核心位置，发一篇报道，第二天学生可能就直接跑到学校某部门去抗议。我操作了一些关于自杀的报道，也有一些采访了、写作了，但最后被压下去了的类似事件。虽然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天天都有，但在我看来已经非常频繁，达到了要压垮我的程度。这时候，自杀开始成了我写作中的重要主题。
武大有个哲学教授苏德超老师，是我的好朋友。他帮我完善了这些新的主题。我们一起讨论了很多哲学的问题，因此我写诗的自主意识有了很强的提升。
“十一月”地下黑诗社也值得一提。这是午言他们弄的一个以学生为主的诗社，我也经常参加。
成为基督徒大概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当时去荣光启老师的教会，读很多神学，与人谈论，并且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可能直到大四，我的写作才逐渐成型。毕业之后我先去了华大基因工作，尽管行业跟我的专业相去甚远。生命科学有很多有趣的地方，它会为你打开全新的世界，达到革新三观的地步。在这里我对很多事情的思考慢慢成型。但后来我还是决定做媒体。
心理学的“大五人格”模型有一个维度，叫“开放性”。开放性越高，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性越强。我就是极高开放性的人，所以写作中充满了事物的丰饶。但是另一方面，马克吐舟说，我的内核是很传统的抒情诗人。这我也认同，因为我的原点已经停在了遥远的儿时。
陈家坪：描写自杀让你对生命有一些怎样的认识？
张小榛：自杀和找人，可能是我最常写的主题之一（如果它俩算一个的话）。在我短暂的生命中，确实发生过数回“找到将要自杀的人”这样的事情。其中一回找的对象是我自己，也有若干回是别人。有找回来的，也有没找到的，也有找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的。《长江大桥上贴满寻人启事》和《找人记20171114》都是这样来的。它们是悲伤到滴血的作品，但我刻意没有写得特别沉重。
抑郁症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病，放眼望去，很多人得了这个病。但其实不是。这种病理化的绝望古已有之，现在人类消灭了其他威胁性更强的疾病，才开始关注它。“绝望是可以医治的”这个概念，某种程度上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更深一步思考的空间。如果绝望是可以医治的，那它是什么呢？是主观状态的一部分吗？或者只是一种可还原的物理性质？如果人工智能也可以绝望的话，我们的绝望和它们的绝望究竟有什么差别？你会发现人和物的界限开始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杀确实是唯一的哲学问题。在生命逝去的同时，它追问了死亡究竟是外力的关机，还是系统的自我清除；人有多大程度是可还原的。我10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我就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直至今日。基督教当然提供了标准答案，但它没有提供所有的细节（或者说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很大一部分工作还得自己完成。
对我来说，“自杀”和“寻找”是一体两面。它们都是提供终极回答的某种方式，只不过像硬币，一面是悲哀，一面是希望。
找人记20171114（选段）
……
他们去了，去找你了，找半个柠檬
削下来的金皮垂到地上。
一切能熄灭的都已经熄灭，分叉的颅骨，
眼眶中飞出蝴蝶。
他们，作为笔刷的他们，去找你了。
但我不在现场。我守在河边，
渡杏花、蜜柑、不情愿入水的女人，
早殇的灵，后颈连着数据线。
远处，工厂开始发黑，昭示对灭亡的恐惧。
“请不要为伟大的文学而死”，
我这样哭着害怕你到来。
……
这首诗里能很明确地看见一个摆渡人的形象“我”。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所处的位置的理解。
太宰治的樱桃忌
可能真得去死一次，才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终极答案，知道自己究竟是关机还是系统清除，知道自己与AI究竟有多少共性和差异。可惜知道的时候又已经死了，没办法用更多诗歌写出来。我只能不断猜测问题的答案。至于我为什么没去自杀，在我的诗里面有一个经常出现的意象——樱桃，就是太宰治的樱桃，指的是“为了生活中小而美好的事物，不得不推迟死亡”。对我而言，日常仍是有神圣性的，所以我仍然活着而樱桃反复出现。
陈家坪：你对同龄人的写作有过观察吗？
张小榛：坦白地说，我有点失望。我不是说没有天才，没有写得好的，而是一代人的创作作为一个“生态”来看，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90后应该是中国有史以来在兴趣、背景、个人经历与个人信念上最多元化的一代，拥有最丰富的物质条件和知识，能看到全世界的新鲜事物，但这种特色似乎并没有在诗歌写作上体现出来。大家呆在家里就写写家门口的事物，回应某些文本，或向内开掘，写写抽象的情感；出门就是名山大川，总感觉有种旅游的气氛。某几年我做武大樱花诗赛的审稿人，投稿的都是学生，有很多诗拿过来就能猜到大致是哪个学校的人写的。像许立志那样能写出不同生活背景的年轻人真是太少太少了，何况他本人已经去世。
我相信现代汉语是有足够的弹性等待我们去发掘的。虽然它有诸多不足，但它兼备了古汉语和西方语言的精神。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对影响和重塑现代汉语怀有抱负。现代汉语一向被做古典和做外语的人看不起，认为是年轻的生造语言，像莎士比亚之于英语那样奠定它美学的人还没有出现。那我们就应当承担起这个任务，探索这种新语文的可能性。过于狭窄的写作是无法完成这一使命的。
陈家坪：城市是一个非自然的空间，它不像乡村经验那样有一个还乡的文学主题，关于这一点，你提到了未来主义，现代西方流行的社会思潮，它的第一阶段以政治发展为主，反映了对极权主义的恐惧和批判，第二阶段以讨论经济发展为主，反映了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和60年代经济大发展时期的特点，第三阶段以科技发展为基本格调，反映了对新技术革命与人类未来生活图景的反省。这个类比不一定准确，但似乎可以借用来探讨你的社会认知？
张小榛：你也可以说未来主义，但我并不是非常喜欢往这上面贴。一方面是由于主义本身早期的黑历史，另一方面是道金斯、赫拉利这些人讲的胡话太多。实际上，自称的未来主义者很少有真正愿意反思的，因为反思意味着往后看。如果仅就中国而言，所谓共同的社会思潮是不存在的。人群之间高度分野，互不沟通，往前看的往前看，往后看的往后看，看洋的看洋，看古的看古。我和一个资深媒体人曾经做过一场讲座，叫“中国人的阅读史”。在80年代，知识界阅读的关键词是启蒙，国外的东西大量被译介进来，中国现在的很多思想家大部分是当时崛起的。90年代到两千年初，我们有了国学热、易经热等，总体上是往回看的态势。再往后是公知的时代，先是经济学，后是法学、政治学。再往后，大概从2013年之后，我们都觉得，共识消失了。中国舆论场上不再有任何像样的共识，几乎所有议题都能吵到人身攻击，除非一方被禁言。干什么都错，说什么都错，今天对的明天有可能错。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在那个时间节点上，“科技创投圈”的概念开始兴起了。之前“科技创投圈”虽然也存在，但并不具有现在这样强大的话语权。这群人对中国产生了相当明确而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捧红了一批人事物，我们知道的《三体》《人类简史》，还有“网红”、奶茶、区块链，都是他们的喜好直接扩散的结果。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经典意义上的未来主义者。罗永浩有句名言，叫“认真吹牛逼的人，终会变牛逼”，可以作为这种价值观的代表。他们自认为是中国做实事的人，只要行业产业发展得够好，社会就会变好；同时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技术导向的，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就是真能凭一己之力造个乌托邦的技术。
如果了解历史，了解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研究，就会发现这是非常没道理的结论。不管家里添置多少电器，甚至拍脑袋就能上月球，都不能改变人类社会最根本的运行逻辑：人的逻辑。所以，我的内核依然是非常古老、亘古不变的东西，是庄子和圣奥古斯丁。因为只有新皮囊，没有新酒。人就是这样的生物。
迷茫其实是当下一种普遍的心态。我写过一首叫《导航》的诗，是这样开头的：“因为导航，我正迷失在大海之中，/在鱼群为我摆设的十字路口踟蹰不前。”它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心态，能充作航向标的东西越多，就越容易迷失，亘古不变的东西也就越有价值。
但我依然相信技术是会带来作用的，不管是哪种作用。网络、全球化与城市化正在深刻地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结构；生物医药为人类带来了重大的生命历程的革新。这不是未来或者未来主义，这就是现在。诗人的使命是时刻记录，时刻抒写，时刻反思，在变化的时代尤其不能停。
2019.7.7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