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物理和数学仍然是我非常重要的写作资源，可惜诗坛多是文科生的天下，相知者寥寥。
写作本身是一个自我固化的过程，作者创造作品，作品同时也在塑造作者本人。我们最终会成为我们写下的部分。
女性的书写，从哲学本质上说就是夜的书写。
戴潍娜，诗人、青年学者。毕业于牛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出版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灵魂体操》、《面盾》等，文论《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翻译有《天鹅绒监狱》等。自编自导戏剧《侵犯》。主编诗歌mook《光年》。荣获2014中国·星星诗歌奖年度大学生诗人；2014现代青年年度十大诗人；2017太平洋国际诗歌奖年度诗人。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这不是一个天才的时代，而是一个大师的时代
——陈家坪访谈戴潍娜
陈家坪：在北京青年诗会的朗诵作品中，我读到你写的诗句：“舍不得一次就把世界爱完，如同婴儿，嘴巴里的味道还没长全”。嘴巴里的味道还没长全，我不能不说，这是非常独特的感受，同时它还对应着一种对世界的爱。这种诗歌的感受力和表现力，明晰、丰富而直接。那么，你是怎么理解诗歌的感受力和表现力的呢？
戴潍娜：写这两句诗时，其实我在回溯婴儿时期的记忆。人很难逃避自己究竟是谁，这个“究竟”早就埋伏在了婴儿期，甚至是出生以前。我在小说《那个名叫s的灵魂》里曾经发出过一个疑问的声音——“你还记得出生时的感觉吗？”隐约中，有一些浮冰般的记忆，这个记忆甚至包含了蜷在羊水里的那个没有时空概念的恒久感受。
社会化，是一个感觉不断磨损的过程，我们的感觉像一座不断下沉的冰山，语言言说是露在水面上的一角，真正庞大的知觉沉默在黑暗的水中，等待诗歌把它们爱出来。事实上，互联网改变了这个时代的认知模式，人们不再与事物直接发生接触，而是通过信息，建立逻辑联系，随之丧失了对世界的“触觉”。而诗歌向来负责克服自己的时代，它直接对存在讲话，它反逻辑反语言反三维，它是“存在”的触角——在一个视觉霸权的年代恢复我们的听觉、嗅觉、触觉、知觉。对权力中心的反叛，不仅停留于政治的浅表，而应深入到认知领域。
诗友们说我是“反学院派的学院派”，我觉得颇为恰当。在读博之前，我读过三个不同的专业，直到博士期间才转回了作为真爱的文学。我的写作也因为长期的跨界游荡，幸运地摆脱了学院和文学史的规训。对于诗歌我一直是顺从的态度，只有诗来找我时我才会作为导体助它诞生，而绝不会为了写诗刻意坐到桌前“好了，我现在来下一个蛋”。这也导致了我的诗歌产量一直很低。最近《诗刊》青春诗会出丛书，我的《面盾》是最薄的一本，大家开玩笑说，这么不到一百页，简直是浪费了一个书号：）。低产，同时胃口广袤，诗可以与哲学、数学、天体物理的至高点相通，这是我心目中现代诗的样子。说起来，我最初的诗歌写作来自于物理。高中的时候上物理奥赛班，有个高高帅帅的男老师，第一节课就在黑板上写——“深度来自于对立面”。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句奥诗。写完这句话，物理老师转过身来对大家说，你们要想了解物理学的精髓，要想看到真正的物理学的美，必须先读懂这句话。然后我就认真读了，读完以后迅速放弃了物理奥赛的理想，兴趣全转移到诗歌上去了。事物的种子埋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因果里，事实上，直到今天，物理和数学仍然是我非常重要的写作资源，可惜诗坛多是文科生的天下，相知者寥寥。我写过一首诗《克莱因瓶.钓人》，那就是一首数学和文学相知的诗，克莱因瓶就是指一种无定向性的平面，这个平面可以无限延展到哲学内部以及身体内部。跟踪数学物理前沿，这和读佛经，和写诗，对于我是一码事。
陈家坪：你说自己最初的诗歌写作来自于物理，好像你还具有良好的知识考古学的素养，当然还反学院，追求智力上的密度，诸如此类，足以显示出一个未来的强人。那么，这种知识经验的高塔，即使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生存的经验，但它需要一个多么大的生存经验的底座，也是需要足够的想象力的？
戴潍娜：在历史文本的研究中，选择历史文本的终点就是选择其历史角度，换句话说，在哪里结束，就是哪种历史。这在文学当中同样适用，在哪里结束，就是哪种文学。唯有此，才能在迷人的灵魂之外，重又获得一个严肃的灵魂。这灵魂不止是诗人一己的灵魂，还有他祖先灵魂的合集，以及同时代灵魂的分解。你提到“生存经验”，这些都是看不见的，然而是最真实的存在经验的底座。
小说家苦在要周全经营细节，诗人可以扔光了细节飚，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想象力。但这想象力不是狭义的，社会学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物理也有物理学的想象力，所有伟大的物理发现都是基于最大胆的想象力，在想象力的奇点上，数学物理哲学文学都是相通的。我们关于世界的学问，始于假设，终于想象，是由众多现实堆砌而成的虚无，然而唯一得到呈现的是中间实然的求证过程，虚和实，在这个历史叙事里有一个大反转。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虚无主义，其实没那么简单。
陈家坪：你的写作涉及诗歌、童话、小说，还有翻译，计10余万字，并且你还画画，这些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你身上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它们也许会对你形成一种决定，使你的生活和命运，变得清晰，有一定的识别度，是这样吗？
戴潍娜：一直以来，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家的气质令我深深着迷，那完全是来自于另一个早已消逝的时代的风度，是濒临灭绝的古怪物种。我一个朋友在剑桥的导师，能脱口说出英国哪些足球俱乐部的座右铭是拉丁文写的，俄罗斯二十世纪初的流行歌曲里哪些提到了伏特加，以及路见的任何一种蔷薇科植物的学名。事实上学科的分类在二十世纪初就引发过大面积的争议。对不同领域的广袤的胃口，仅仅是传统在我们身上的生长。
具体到各个不同的领域，脱不开一些神秘力量的推动，比如我的童话写作基本出于对梦的记录修葺；比如我对于历史和翻译的兴趣，起初是来自于对古典汉学家的神秘向往。早年间，我在柏德林图书馆发掘过一份慈禧年间的历史手稿，作者Backhouse是一位周身遍布传奇谜团的汉学家，中文溜到让京城人自感羞愧。整部手稿记录了当年以慈禧为核心的上流社会的隐秘生活，据说让历史学家们读到脸红心跳。从龙夫人的年代到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这部手稿被百年封杀，一直不能出版。有传言说Backhouse受雇于当时英国的国家安全机构，后又成为双重间谍，手稿中流露的信息危害到国家机密，还有观点认为手稿被禁是历史学界的权术阴谋所致，另有人干脆说Backhouse就是一个博学漂亮优雅的骗子。发现这份手稿时，我正读硕士，有大把青春去做徒劳无功的事情，先是伙同在图书馆打工的同学试图偷出手稿，后来又疯狂翻阅历史典籍，试图考证手稿内容及其被封杀的真相，最后干脆坐下来翻译那些荒唐迷人的章节。我徒劳无功地爱着这桩事业，直至我硕士毕业，也一无所获。毕业后芜杂的生活很快让我把整件事情忘得精光，只剩下一大堆复印资料堆在床底。可整个过程中，对历史和翻译产生的兴趣，却像鸦片一样让我的体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你说得对，这里面的确存在一种“决定”。这不是一个天才的时代，而是一个大师的时代。写作本身是一个自我固化的过程，作者创造作品，作品同时也在塑造作者本人。我们最终会成为我们写下的部分。
陈家坪：你说这不是一个天才的时代，而是一个大师的时代，这个判断不管怎样都是鼓舞人心的，因为它出自于一个年轻人的口，是一种自信，和一种不可多得的志向。现在，就你的写作状态和阶段性变化而言，也许会存在着一个文学的图景。同时，从你这次主持北京青年诗会简短的串场词来看，完全可以领略到你作为一个诗人的活力和对同代人的判断力，我认为是有一定的见识的？
戴潍娜：我们生活在一个粗鄙的时代，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DH劳伦斯在《查泰莱夫人》的开篇第一句就写道“这个时代整个就是一个悲剧”。可见，根本没有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只有我们活着的时代。天才什么都不需要，大师却需要意志力。我曾经很绝对的认为，大时代出大作家，小时代出小作家，直到后来我改变了想法，开始相信对于年轻人而言，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写作的时代——末法时代。年轻人一方面饿不死，另一方面其它事儿也干不了。
迄今为止，世世代代的作家们都在运用各自的秘技为世界磨镜，建立有关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各种隐喻；与此同时，时代风尚如同柏拉图洞穴中石壁上的幻影，负责提供镜中世界和隐喻的食材。依此推断，生在当代中国的作家是幸运的——此刻的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怪象乱象、腥味儿辣味儿、各色调料颠鸾倒凤。然而，与启发并肩而至的是迷惑、更深的迷惑。五色调料终乃伤身伐命之物，抓不住时代的原生原味，作家的幸运会轻易被迷惑耗散殆尽。抵御迷惑，最高明的手法是制造迷惑，如同为了见到真实，必须借助扭曲的镜子。已经改变了社会游戏规则的时代，同时也在塑造和改变着镜中的寓言。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曾妄下断言，世界因网络社交而愈加透明，而“世界的透明度将不允许一个人拥有双重身份。”这种对未来的幻想实在太缺乏民族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启的互联网革命的哲学精义，以及中国社会风向标的时代转向，都赋予了这一代人足够的历史资源去提供一张张更为精辟贴合的面具。
陈家坪：当然，我们也应该落实到一些切身的问题上来，它不一定就要是问题，也可以是一种教养，学识上的分享，它可以显示一个人内心的温度和密度？
戴潍娜：佛经里面的“三障”之一就有“所知障”，所谓读书多令人身心疲惫。尽管渊博在我看来是一种致命的性感，但我自身的写作其实很少来源于阅读，至少很少来源于文学阅读。我的诗歌，只是穿着教养的衣服，挑衅藏在里面，需要先打开华丽盾甲上的密码锁。内心的温度、密度、强度、速度，都如工具的规格般，精准镌刻在诗歌的纹理上。这是谁也无法逃避的自己。如果一个诗人设置的阅读障碍大，一行行下来全是跨栏，那是他的精密度太高，他的智力不允许他写太浅白的东西。写诗大概也是一场智力的奥林匹克。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好的作品会提供一种有力的宇宙观。
陈家坪：我们对宇宙的想象也许是对黑夜的想象，黑夜给女性带来的恐惧，是有些男性永远也想象不到的，它涉及到生命的安全感。从这儿会发展出女性的权力觉醒吗？它有没有进入你的写作意识？
戴潍娜：女性的书写，从哲学本质上说就是夜的书写。我描写一切的恐惧。对于无意识层面的知觉和描摹，我想是女性写作最重要和最有优势的领地。“知觉”或“心觉”的恢复，可以承接到了一个更久远的传统上——阴阳，丹道与汉文明中的母系传承。
说到女性权力的觉醒，如今的女性主义讲出来常常不受人尊重，被一些女权主义者搞得有点偏激甚至丑陋。这种状况迫使我们反思女权主义的传统，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寻找一个更值得尊重的传统，来取代上个世纪西方传入的女权主义的那个传统，西方女权传统在中国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深入人心。西方女权打响的第一炮是性解放，开发感官，然后是打破禁忌。但在中国，两性文化存在的不光是一个禁忌的问题，它是一门科学，更是一种艺术，就像福柯讲的，只有东方存在“性的艺术”。西方没有，西方只有性的禁忌，所以他们的女权主义就是去打破禁忌，去性解放。在上个世纪中后叶，性领域内的挑衅，在中国还有市场，那个年代人们的感官还有待开发；但进入新世纪，人的感官已经被过度开发了，而女性政治权利的争取又缺乏制度基础。只有一个属于我们汉文化自己的女性主义的传统，才能在这片最顽固又最飘摇的土地上立得住。
在一个母性谱系下，我们甚至可以把《道德经》作为女性主义的最早范本。《道德经》就是对“母神文明”集体智慧的最高总结，可以把它拜为女性主义的鼻祖，而不是把波伏娃的《第二性》奉为宝典。具体考证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做，比如从出土文献，简帛甲金当中考证“母”在中国文字中的痕迹；从黄河流域，临海至东夷，楚国，百越等地域，研究母性系统的形成；从道藏当中考察道家经典对母性文明的回应。从前都是把那些上古经书作为一个父权的最集中的营地去研究，但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去重新介入。
与此同时，试着回溯到一个最古老的源头，考察女性落后的第一步。这也是我多年关注的一个问题：世界上几大古老文明彼此隔绝，为什么到最后都转向了父权社会？源头可能是在语言上。考察了一下每个古老文明的语言的起源，最后会发现人类语言基本都是在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以后才形成的，就是说各大文明的语言都产生于“父权制”社会，注定是一种父权制的语言。而思维又是寄存在语言当中，对于女权主义而言，这个最早的文明的容器选错了。因此语言非常非常重要，它绝不仅仅是许多评论者大谈的修辞、象征、隐喻，还是权力本身！简单批评新一代写作者们“修辞过盛”是一种没有创造力的陈词滥调。语言就是本质。对于有女性自觉意识的写作者更是如此。人类学家认为我们从大概一万至一万两千种语言，下降到如今的六七千种，在公元2100年时，这个数字可能会降到三千种。伟大诗人每写一首诗都是在对抗语言的灭绝，推动语言的进化，重新调配语言中的权力关系。
2014.10.25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