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和孙女季清、季清女儿南南在北大十三公寓前

　
1994年和南南在北大十三公寓前

　
2008年7月4日，北大家中

　
2009年在爷爷的葬礼上

　
2008年11月北京301医院爷爷的病房里摄影/唐师曾

　　爷爷去世十年了。而我没有一天不怀念他，怀念他的音容笑貌。

　　季羡林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于此爷爷逝世十周年之际，全国各地已经开始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然而大家对季羡林这个人又真正了解多少呢？在国内，大多数普通读者了解他是因为他的散文、他的日记等等，爷爷的主要学术造诣和成果只在很小、很冷僻的学术圈子中得到传承和研究。爷爷研究的东西实在是太偏，太深奥，全世界都没几个人懂得。他为大众所喜爱的则是他做人的道理、经验和体会。他朴实的语言、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爷爷不怎么吃零食

　　可对正经饭食还是很有讲究的

　　生活中的爷爷是平凡的，对我来说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四五岁的时候来到爷爷奶奶身边，是在他们的关怀与爱护下长大的；和他们一起吃过苦，同时也尝到了甜与欢欣，尝到了那种隔代亲。每每在我回忆爷爷的时候，脑海中总是浮现出他坐在那张古式的大书桌前。桌子上，周围的地上，满满的都是爬满了字的格子纸、加了纸条的书等等。一支钢笔、一个放大镜和一副老花镜也总是静静地躺在爷爷的书桌上。那个淡蓝色的瓷茶缸同样泰然地恭候着爷爷。

　　爷爷的那把藤椅是有了名的。我小时候一得空就喜欢爬到上面去。藤椅很大很宽，我一个小不点儿坐在上面显得空荡荡的。我把爷爷的老花镜架在我的小鼻子上，装模作样地巡视着书桌上的东西。有一次，爷爷突然提早回来，发现我在他的藤椅上摇头晃脑，就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吓得我赶紧从椅子上爬下来，一溜烟儿跑了。

　　小时候，爷爷的书桌我很少碰，因为上面有他写的稿子和查阅的资料。在别人看起来他的书桌上永远是杂乱无章的，书桌下面总有一些上好的糖果、点心、巧克力等等。有些是父母从干校带来的当地土特产，有些是亲戚朋友来北京时送的。后来，家里来访的客人越来越多，送礼的也越来越多了。待客人离去，爷爷经常就顺手把礼品“扔”在他的书桌下面，从此不再问津。不是爷爷瞧不起那些礼品，也不是他吝啬不给家里人品尝，而是他自己没有吃零食的习惯，脑子也不会想到别人会喜爱吃零食。偶尔爷爷会突然想起他的那些宝贝，兴致勃勃地拿出来请大家分享，可是因为搁置时间太久了，有的巧克力表面已经长了一层白霜，有的点心里已生了虫子。当你问他那些东西他收藏了有多久时，爷爷会憨厚地咧嘴笑笑，有点不知所措地答曰：“不知道，不记得了。”

　　虽然爷爷不怎么吃零食，可对正经饭食还是很有讲究的。他写的文章《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中认为，中西方的烹饪手法之所以不同，实际上是和人的思维模式有着很大的关系的。他又说，西方人做事按部就班，烹饪也是如此，必须按照食谱，丝毫不能有所差异。

　　爷爷曾留德十年，后来时不时也会想念西餐。在北京动物园旁边有个莫斯科餐厅，是当时北京唯一一个西餐厅。我们每年会到那里打一两次牙祭，基本上是全家出动，十好几口，几张餐桌拼在一起，爷爷照例坐在首位，老祖、奶奶总是坐在爷爷两边，其余的人就稍稍谦让一下，没什么次序随便坐了。我还记得爷爷第一次带我们去莫斯科餐厅吃饭的情景。那时我还很小，不太懂得什么西餐中餐的，但对吃饭要用刀叉颇有兴趣，坐在那里两只圆眼睛瞪着那副刀叉，不知如何摆弄。爷爷耐心地给我示范怎样握刀叉，怎样用叉子把肉或菜固定好后，再怎样用刀子把他们切成小块，用叉子把它们送到嘴里。爷爷又教我怎样喝洋汤，汤喝到碗底之后，剩余的不能把碗端起一股脑灌进肚里，而是需要用一只手把汤碗稍稍由里向外抬起来一点，这样碗底的汤就会聚在一起，方便用汤勺舀出来喝。

　　爷爷教导孩子就两个字：自觉

　　爷爷教导孩子的方式也很特别。其实很简单，就两个字：自觉。我小时候，爷爷从来没数落过我，更不会有打和骂的情况。父母总是要求我们帮老祖、奶奶干家务，可我们是被两个老太太宠坏了的孩子，虽然也帮忙，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没过一会儿就溜了。以前吃完饭后，爷爷稍坐一会儿就回房间继续他的工作了，后来爷爷就不再马上回房间工作，而是留下来擦桌子。老祖、奶奶很过意不去，觉得那应该是她们的工作，或者是我们小孩子该做的事。爷爷就说：“要教孩子干活，光说不行，一定要身体力行，从我做起。”他这样“从我做起”，我看着却觉得有趣，每次爷爷“身体力行”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热闹”，甚至有时候还会指手画脚，点出他没有擦到的地方。看来，爷爷的“身体力行”的教育方式对于顽皮的我来说并不是很成功。

　　爷爷和猫的感情是大家津津乐道的。然而大家所不知道的是，一开始爷爷并不赞成我们养猫。记得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只刚刚出生几个星期的小猫，就是虎子，我看了特别喜欢，老祖就留下了。当时爷爷有些不太高兴。可是，天长日久，他同猫产生了感情，当咪咪被送来时，爷爷没有表示一点点反对。他待猫就像待孩子一样，不打，不骂，不约束，任猫在他的书桌上他那些稿子上爬来爬去，晚上猫咪们都会跑到他床上去睡觉。

　　我在爷爷身边长大，又是在“文革”那段最黑暗的、爷爷最倒霉的时刻同哥哥、老祖和奶奶一同陪伴着爷爷度过的。那个时候他少言寡语，脸上很少见到笑容，老祖、奶奶都让他三分。“文化大革命”把爷爷的性格磨得更加孤僻。回到家时，他说话不多，最多抱抱我，摸摸我的头，就进自己房间去了。我印象中，爷爷永远坐在那张大藤椅上，在他的大书桌前看书、写书、翻书。小孩子总是免不了吵闹，可是，我从小就懂得从爷爷书桌旁边走过时要放轻脚步，压低嗓音。有时候我觉得无聊，就悄悄地走到爷爷的房间，安安静静坐在地上看着他工作。有时过了很久，爷爷突然发现我还坐在那里，就从那大书桌下面翻出些零食来给我吃。“文革”结束后，爷爷的工作开始繁忙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我很喜欢看爷爷笑。他的笑有一种感染力，有一点点的童稚气，是那么的使人想去接近他。

　　在我来说，爷爷很平凡，然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他抓住了机会，更在于他的努力进取，在于他的不断自我剖析。他一生不求名不求利，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钻研他的学问。爷爷总讲，他“向无大志”，但那并不等于他没有志向。大志没有，小志可是层出不穷的。爷爷给自己设立的一个个小志向就好像我们爬高楼，上到一层，再接着上第二层，到了第二层，还有第三层在等着你，然后是第四层、第五层，直到顶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爷爷没有在哪一层楼里休息睡大觉，放松或享受，而是足履实地，坚持不懈地往他的下一个“小志向”攀登。这就是脚踏实地。

　　爷爷的一生是既单调又波折的一生

　　爷爷的一生是既单调又波折的一生。单调的是在于他除了做学问还是做学问，似乎对其他的都不是那么感兴趣。爷爷的一生没有什么大起伏，小波动却是不老少。好的、坏的尽皆有之。为什么我说是小波动呢？因为那些波动只是影响到了他自己或我们这个家而已。他的一生影响了千千万万喜欢他的文章的普通读者，更影响了我们季家三代人。

　　爷爷真正的家庭生活是从1962年老祖、奶奶从济南迁来北京和爷爷最终团聚以后开始的。可是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爷爷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小波折。在这期间，他几乎丧了性命，两个老太太也跟着他吃了不少的苦。在两个老太太的陪伴下，爷爷度过了他生命中最痛苦的日子，因此他是很尊敬她们的，也教育孩子们要尊敬她们，关爱她们。1989年，老祖以九十岁的高龄辞世了，四五年之后，奶奶也离开了我们。在这期间，我的姑妈也于1992年因癌症医治无效早早地走了。

　　仅仅四五年的时间里，三个亲人相继离去，对爷爷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又没有我们孙子辈的孩子们在他身边，爷爷更加少言寡语了。他天天往图书馆跑，用工作来压抑他的悲痛，用繁忙来驱散他的寂寞。他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烦乱的，压抑的。我们做晚辈的有没有真正地了解他的心情呢？我想，没有。至少那个时候没有。

　　我总以为，爷爷是个万能的人，从他讲述的留学德国的生活里，他在牛棚的遭遇里，我觉得他什么都不怕，他什么都经受得住。然而，亲人的相继死亡，和他自己肉体上及精神上的创伤是无法相比较的。在我读了爷爷晚年许多文章后，心情十分沉重。惭愧得很，我没有及时了解到他的心思，我没有了解到他在用笔传达一个他无法以正常途径所能传达的信息。那就是，爷爷想我们啊。他想念他的儿子、女儿，他的孙子女们和他的重孙子女们呀。然而，我却没有读懂。爷爷那些孤独、寂寞、忧伤、自卑、自责的语言，时时地缠绕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1994年我带着我两岁的大女儿南南回北京看望爷爷。这对相差81岁的祖孙对猫有着同样的特殊喜好，本来老老实实地在我怀里和老爷爷聊天的女儿，一看到猫，就吵着要去摸摸。他们两个一起逗猫玩，南南还给老爷爷背诵唐诗。当时奶奶生病住在校医院里，南南给爷爷带来的快乐，虽然短暂，却是极具意义的。

　　我清晰地记得，2008年7月4日在北大家里见到爷爷的情景。虽然那天我没有能够寻到机会和他单独聊聊、叙叙旧，但是，我知道，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爷爷上了轿车要离去的一瞬间，我对爷爷说了句话：“您保重，我会再回来看您的，很快。” 爷爷频频点头。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车子，目送着爷爷远去。

　　在爷爷后期的许多文章里

　　大讲“忍让”与“和谐”

　　在爷爷后期的许多文章里，大讲“忍让”与“和谐”。在他的《温馨，家庭不可或缺的气氛》一文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但是，是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温馨天成、唾手可得呢？不，不，绝不是的。家庭中虽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血缘关系，但是，所有这一些关系，都不能保证温馨气氛必然出现。俗话说：锅碗瓢盆都会相撞。每个人的脾气不一样，爱好不一样，习惯不一样，信念不一样，而且人是活人，喜怒哀乐，时有突变的情况，情绪也有不稳定的时候，特别是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更容易表露出来。有时候为一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会意见相左，处理不得法，也能产生龃龉。天天耳鬓厮磨，谁也不敢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那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就我个人来看，处理这样清官难断的家务事，说难极难，说不难也颇易。只要能做到‘真’、‘忍’二字，虽不中，不远矣。‘真’者，真情也。‘忍’者，容忍也。我归纳成了几句顺口溜：相互恩爱，相互诚恳，相互理解，相互容忍，出以真情， 不杂私心，家庭和睦，其乐无垠。”

　　在他的《谈孝》一文里又谈道：“中国人民一向视孝为最高美德。嘴里常说的，书上常讲的‘三纲五常’，又是什么‘三纲六纪’，哪里也不缺少父子这一纲。具体地应该说‘父慈子孝’是一个对等的关系。后来不知道是怎么一来，只强调‘子孝’，而淡化了‘父慈’，甚至变成了‘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古书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个人的身体是父母给的，父母如果愿意收回去，也是可以允许的了。”

　　他提到了父子关系，更着重强调了“父慈”的理念，这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剖析。爷爷在他的《不完满才是人生》这篇文章中提道：“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谏言：一曰真，二曰忍。”

　　这话不仅仅是对他自己说的，也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我们做后人的，却没能深刻地解剖自己的行为与心灵，没能做到“和谐”、“容忍”与“慈爱”，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亲情，爷爷在九泉之下将会是多么的痛心。

　　最后一次见到爷爷的时候，

　　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愿望，

　　就是爷爷百岁这一年带他回家

　　2009年7月11日早上8点50分，因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爷爷离我们而去了。没有痛苦，没有遗憾。人们都道他是笑着走的。他们说的是对的。在爷爷生命的最后一年里，我多次回去看望他。就好像从前，我每个周末都要去看望爷爷，听他聊家乡的轶事，聊北大的新闻，聊国家大事，也讲述他个人的经历以及趣闻。爷爷最喜欢夸耀的是在他七十多岁时，还骑车上班。现在，爷爷虽然不能走动了，他的头脑的确比年轻人好用得多，并没有丝毫衰老的迹象。看着爷爷坐在那里闭目沉思的安详模样，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欢。

　　最后一次见到爷爷的时候，我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愿望，就是爷爷百岁这一年带他回家。不是由几十位不相干的人簇拥在他四周，不是由几十位不相干的人争先恐后地和他照相留念，而是由我亲自推着爷爷去看“季荷”，去观赏“未名湖”，去和侯仁之教授攀谈，去拜访“斯诺幕”，去北大图书馆，再一起去“勺园”进餐，或许可以再次光顾莫斯科餐厅。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爷爷匆匆离我们而去。在爷爷的葬礼前一天，我突然恍然大悟，明白了爷爷收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仰望上苍，含着泪对爷爷说：“爷爷，孙女终于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恨自己醒悟得太晚了，没有更早一点来看您，照顾您，这是我做晚辈的不孝。请您原谅。”

　　人们讲，爷爷是笑着走的，应该是喜丧，我们要高高兴兴地送老爷子走。可是，不争气的眼泪却不愿离开我的眼眶。看着有那么多敬仰爷爷的人前来为他送行，更是百感交集。爷爷的一生是饱满丰富的，他不但学术有成，而且用他的文章和人格影响了全国各界人士。我欣慰，我满足，我骄傲。

　　最后，让我用爷爷经常在他的文章里引用的、他晚年最欣赏的陶渊明的诗句做结束语吧：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季清

　　2019年4月25日写于洛杉矶

　　文并供图/季清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