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22日，“文之悦”系列跨界文艺对谈首场活动“冒牌的非诗人：介入混沌的青年写作者”在北京摄影笔举行，90后诗人、音乐人马克吐舟主持，青年诗人吴立松、刘年久为对谈嘉宾。
北邙之中乐队的思靳、黄紫带来了精彩的原创音乐表演，他们音乐中浓郁的诗性力量为整场活动进行了充分的预热。
马克吐舟对两位嘉宾及其创作风格做了简要介绍。他谈到，读吴立松的诗与见他的人感觉很不一样。立松“杀气腾腾”，面有狂野之气，而其诗歌呈现出来的是另外一种状态，带有很强的死亡阴影、阴郁和悲怆，同时还有一种古代圣贤之风。如他诗歌的名字《春野》《秋日》《述怀》《饮酒》，都有某种古典诗歌的意趣在里边。他也善于在自然场景的描绘中留白，让人想到古典画作。可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他写到某个点开始退缩了，可是恰恰在那个退缩的点又构成留白的点。马克吐舟还指出，读吴立松的诗仿佛能够感觉到有一个木偶人，被一根绳索拴住、擒在半空里，整个历史、整个光明从他身边流过，但是这个悬在半空的人始终置身在黑暗当中，置身在阴影里。其精神状态可以描述为“身在黑暗里，光明任自流”。而刘年久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读他的诗觉得他在进行一种很抽象的、知性的写作，能够长时间地沉浸在一种概念的辩证当中，从而获得一种存在的体悟。同时在那种概念的缠绕当中，他也会突然落地，突然开始介入一些日常生活的场景和物象，那种突然落地的地方可能又是他的整个诗开始腾飞的地方，不然可能就全部在概念里面沉浮了。通过这种写作，他也形成了一种冷静节制、沉稳舒畅的语调，可能是一种更清冷的口感。
接着，马克吐舟介绍了“文之悦”系列活动的初衷是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身份的互换，打通台上台下进行交互性的对话，相互激发，真正发出年轻人的声音。“文之悦”概念取自罗兰·巴特一本书名，这个概念也叫做“文本的快乐”。罗兰·巴特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作者已死”。作者死亡了，意义的权柄仿佛交给了每一位不同的读者手上。但实际上，作者和读者都无法主宰意义。在巴特看来，文本已经破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游弋在文本的丛林当中，只能在意义闪现的瞬息获得零星的快意。在他的论述里，我们对文本的体验是一种类似性爱的体验，只能在挑逗性的符号之间，找到短暂的快乐。我们消散于意义推挤不定的符号网格中，不再是有的放矢，而是在受虐的激动中游戏。活动取名“文之悦”，我们更多是强调一种话语的不断交换、不断交锋所形成的一种激荡、对话的快乐。同时，作者也的确死亡了，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在交换着成为读者和作者。
马克吐舟对本期对谈主题“冒牌的非诗人——介入混沌的青年写作者”进行了解读。“冒牌的非诗人”构词显得奇怪。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里讲到 ：最好的作者是羞于成为作家的人。我们也可以说最好的诗人是那些羞于成为诗人的人。那些总是对于诗人的身份、诗人身上固化的符号意义和象征秩序始终保持敏感的觉察和警惕的那些人，可能才会最终成为最好的诗歌写作者。“非诗人”不是为了确立某种非诗人的位置，好像说必须戴上一顶“非诗人”的帽子你才能在后现代的写作洪流当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而是为了指出我们可以去拒绝和怀疑所谓“诗人”身上已经僵滞的一切。提出“非诗人”，不是因为“非诗人”这个概念多么有效，而是“诗人”作为一个笼罩性的概念它可能已经不那么有效了，它已经无法圈套住我们当下变得越来越复杂的青年人的写作、越来越混沌的身份认同情境。所以，我们用“非诗人”这个称谓来形容变得多样化和差异化的身份认同，用来反思诗人的命名从革命时代到八九十年代已经附加的太多既定的意义。同时，“非诗人”和“冒牌”连在一起，构成一个双重否定，但不是一个双重否定表肯定的意思，而是在一个类似双重否定的构词格局当中寻找一个在中间的、混沌的、反讽性的空间。同时，“冒牌”也不是为了把我们变成一个诗歌界的工商部门，专门打击假冒伪劣。当然这个也可以是题中之义，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仅仅给自己建立一个坚固的堡垒，把自己建构为一个稳定的、没有混沌的诗人，然后以此来把所谓的冒牌诗人踢出局。我们要做的更多的是“引火烧身”，让这个指向更诚实地返回到我们自身。难道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就不是赝品吗？我们自己就不是假冒伪劣吗？或许我们只能从一种赝品化、一种假冒伪劣的状态中去守望一种更遥远的、更宏大的、像星斗一样闪闪发光的诗性。也许我们在坐的每一位诗人随时都有滑落的危险，在这一刻你可能是一个严肃的诗人，但你在另一时刻可能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了，陷入到生活的泥淖不能自拔。所以，我们更多地是要面对混沌。随后，他邀请青年诗人张小榛诵读了活动文案中具有宣言倾向的主题阐释文字。同时，马克吐舟进一步解释了什么是混沌，什么是我们这一代人面对的混沌的情境。他引用了嘉宾的访谈资料和社交媒体言论来说明。
在第一个环节，两位嘉宾各自进行了诗歌朗诵，提供了创作背景和自我表述，并针对作品互相提问。吴立松首先朗诵了《白昼之境——献给祁连山》，介绍这是他在一次漫游途中逗留嘉峪关时所作。面对嘉峪关城外广阔、萧索的场景，他想起诗人海子曾经写过的关于祁连山的诗歌，以及日本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写过的黄昏之境或者黑暗之境，从而得到了灵感。开始时，这首诗只有前八行，后来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沉淀，才形成现在的规模。他坦承，作为一个南方人，从小就渴望去广阔的地方。他自述与西北的联系非常神秘，那个地域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现在他仍每年去一两次甘肃，与广阔交朋友。他希望凌驾于人的、绝对的精神存在笼罩自己，一直坚持以一个非常整体的形象在写作。他认为，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就是要把无法描述的东西给描述出来。我们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场景里，包括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人的存在状态，诗人要以最准确的语言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
在问答过程中，刘年久和吴立松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回应了乡村生活对自己写作的影响。吴立松认为，自己从小接受自然教育，乡村是生命经验最初凝聚的地方。他的写作就是要把零碎的漫游经验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形象，同时以诗歌的技巧聚合神性经验、简化繁芜细节，最终让个人在与陌生化自然环境的相遇和对照关系里呈现出一种礼赞最高存在物、歌颂永恒而不是短暂的现实的写作旨趣。他的写作以切身的现实痛感与大地连接，与永恒精神连接。这一方面在广袤的时空地理中凸显了个人的脆弱渺小，但在另一方面，那种对精神超越性的追求、对神启般降临的语言圣景击中灵魂时带来的内心喜悦的召唤，最终能形成一种拯救自我的力量。他出自内在需求而做的各种漫游体验，利用上大学的三五年时间游历了中国二十多个省市的行迹，正是他践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理念的最佳写照。同时，他也关注诗人介入现实混沌的能力，诗人不能逃避现实，必须认识混沌，理解混沌；强调写作不能陷入趣味性，诗人应该通过写作建立精神生活，但最终还是要达成一个行为的东西，转变成行动力量；他看重作品背后的人格，甚于作品；他说文学就是人学，我在歌颂自然，也是在歌颂人的能力。
而乡村生活对刘年久来说，则另有一番意义。他认为，自己从小生活在秦岭末端，徜徉在大山树林之间，自然的风景对他太过于熟悉了，以至于精神上一直对纯粹的自然风景没有触动。乡村生活对他的影响，主要是对他的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乡村成长经验里的家长里短、人情世故、世态炎凉，为他进入城市以后理解人、理解事物奠定了一个价值基础，也培养了一种特殊的理解能力。
刘年久接着朗诵了他的作品《罪与罚》。他解释道，自己的写作并不连续，每次当隔了很长时间后重新动笔，他就会写一首内省的诗来重新整理和反思自己的处境状态，把自己身体承载的矛盾、困窘、迷惘用诗的方式写出来，重新出发。马克吐舟对这首诗里的“罪”与“罚”进行了回应。他认为这首诗给出了一个贫乏者处处犯错的处境。他一方面想试探性的去做什么，但是做什么感觉都是错，他在犯错中品尝愉悦，同时也接受良知的惩罚。这让他联想到太宰治在《人间失格》里做的反义词游戏。小说主人公在游戏中突然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不是应该从反义上而不是近义上来理解。的确，罪与生俱来，和人性的本然紧密相关；罚，则是很因果律很具体的一件事。在刘年久的这首诗歌中，罪和愉悦也构成近义，罪的对面才是罚。
刘年久同时谈了自己最近写作的状态。他指出，尽管他的书写状态是不连续的，但他对日常的观察、思考则是连续的。以前他在写作上没有一个稳定的主题，近来则开始对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保持关注。他坦承，从农村走出来到大城市读书工作，他跟许多有相似背景的人一样，都有与人沟通、交流的障碍。因此，怎么样走到人群里去，跟人群有一个交流、对话的关系，这是他关心的创作问题。理解他人的真理。
同时，刘年久回应了马克吐舟关于刘在访谈（参见陈家坪对刘年久的访谈）中提到通过诗歌重建道德伦理秩序的提问。刘年久强调，今天传统的人伦关系的解体，整个道德的生态已经非常坏了。人们交往非常的功利化，许多人随意损毁道德，觉得道德不值一提，伦理的价值完全被解构了。传统中国的价值在我们身上的积淀、在生活方式中的表现非常少。他的写作寄希望于跟传统思想资源找到某种联合点，恢复传统道德对世道人心的约束作用，恢复文学的某种现实教化功能，从而在现代人分崩离析的道德秩序中建立起一种有效的沟通关系。不是固守自我中心的唯一真理，而是也能倾听和理解他人的真理。让诗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道德力量，提供一种交流、理解、对话的可能性。
马克吐舟提出另一个问题：刘年久的访谈里提到诗人有一个思考的责任，他要把思考的责任留给自己；同时强调语言的准确性、可控性，诗人要考虑写作的责任和后果。吴立松回应道，诗歌当然不是给出结果性的东西。诗歌就是呈现一种状态，一种疑惑。通过诗歌你能看到我的疑惑是什么，否则它就只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建筑。对读者负责任，让读者知道我的疑惑，让你感受到我的情感。有时我们在诗里也呈现一些辨析式的东西，也是在寻找，但是我思考的过程、我探索的方向仍然是清晰的，我是被一股力量引领着往前走。
随后，马克吐舟向两位嘉宾同时抛出了一个问题：作为诗人对语言的看法？吴立松认为，语言是对物体、事件的命名，它是一个代指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只不过像音符一样，总是在一块会擦出火花，就像刘年久和吴立松走在街上，肩膀碰到一块。文字也拥有力量，带着一个现实的层面，通过写作我们也现实地碰到了对方的肩膀。他相当同意语言是需要试炼的、锻造的，因为我们写作的时候仍然会发现词不达意。刘年久则表示，他目前对语言的本体思考还比较少，仍在摸索。诗人通过语言来思考，呈现自己的思想，语言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人才会对语言有更深入的体验和追求。
随后，两位嘉宾分别朗诵了另一首诗，然后进入开放讨论环节。特地从河南赶来参加活动的70后前辈诗人张杰对此次活动做了精彩点评，他认为这次对谈触及了四个方面的诗歌真相。一是道德的失衡、崩溃；二是诗学层面的探讨；三是个人性及青春的苦闷；四是意识形态的铁板一块。他更推重抗击主流意识形态，回归一种日常神性、一种现实切身性的写作；强调诗人应有现实感，有介入式的、刻刀式的、挖掘式的写作态度，能够回应当代现实问题和现实困惑；诗人应关注政治，关怀弱者，思考我们在现实中的位置和处境；可以借鉴希尼、毕肖普那种从日常细节中挖掘诗意的方法，反思我们的诗歌生态。同时，他认为高蹈的神性写作，距离现实政治、现实生活有些遥远，很可能会变成一种无效写作。
对此，马克吐舟做出了回应。他不同意“与其····不如”的逻辑，诸如“与其进行高蹈神性的写作，不如回归日常现实生活”的写作这类说法。对此，他愿意呈现一个更开放的态度。每一个作者联系现实、状态的方式不一样，连看似很流行的东西里边也没有共识，每个人都处在对现实理解的局域当中。神圣的哀恸就是高蹈也很难说，神圣的情绪同样能够给予现实的基底，可能恰恰是那种神性的写作反而与个体产生了至深的、现实的连接。“与其······不如”的逻辑，则或许会对多样化的写作构成一种压抑和伤害。而吴立松更是反复强调，诗人必须对政治问题有所关切，但他拒绝把所有诗歌问题政治化，诗歌本身就有内在要求。
最后，大家还围绕诗歌的发表制度和传播，诗人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局限，诗人写作的位置感和问题意识，日常写作和叙事技巧的关系，向本土60、70、80后前辈诗人学习问题意识和梳理写作传统，李杜两种创作传统之争，诗人对现代汉语的可能贡献，诗人被多层意识形态管控的处境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马克吐舟同时澄清了自己定义的“间性实验者”、“价值表演者”与自己写作的内在关系。（执笔 刘年久）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