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五面孔”丛书

　　“现代性五面孔”丛书是花城出版社近年着力打造的原创文学品牌丛书。

　　丛书名称沿用了[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的评论著作《现代性的五幅面孔》之名和义，我们想呈现给大家的是在重构现代性文学观念的过程中，对那些对立面之间无穷无尽的平行对应关系，新/旧，更新/革新，模仿/创造，连续/断裂，进化/革命，等等的探讨。

　　现代性写作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领域。策划出版“现代性五面孔”丛书，旨在推崇现代性写作，拒绝平庸叙事，希冀汉语写作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文学潮流之中，并且搭建起一副崭新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拼图。

　　我们将陆续推出作者的创作谈，此为第一篇。

　　
　　黄咏梅，生于20世纪70年代。曾获“《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新人奖”、“《钟山》文学奖”、“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家奖”、“汪曾祺优秀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小说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张鸿，作家、编辑、出版策划人。已出版作品集《指尖上的复调》《香巴拉的背影》《没错，我是一个女巫》《每幅面孔都是一部经书》等，策划主编“现代性五面孔”文学精品丛书。广州市文艺报刊社副社长、副主编。

　　张鸿：咏梅，读你的小说，感觉很精微，语言的光彩，想象的深度，有瞬间强化，也有整体呈现。表现为日常叙事沉溺而又通透，细节隐喻寻常而又出人意表，这一点并不容易处理。有些人的写作因之流于面目模糊，有的人失之支离破碎，而你却能够游刃有余地在生活和隐喻之间达成精准的平衡，收在这本集子中的《病鱼》《暖死亡》《带你飞》，都很有代表性。这种兼容性是如何控制得如此出色的？

　　黄咏梅：出色远谈不上，但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惯性，或者说是努力达到的效果吧。我特别看重小说人物和故事背后的那些难以言说又意味深长的部分。故事是小说的基础，但一个能引人掩卷慨叹甚至自我对照的小说，不光是讲好故事就能达到的，需要上升一些东西，需要作者的精神制造。大概跟我过去写诗有关吧，我喜欢用比喻和象征，即使再密实的叙事里也希望留出一些虚的部分，就像一个人，生活在众生喧哗中，要学会对自己沉默的那些部分进行反复思量。

　　张鸿：说到疾病隐喻，《病鱼》中的两个满崽，病态的鱼与病态时代、畸零人生中隐含着太多质疑和反省；《走甜》中的那两杯咖啡，几次出现的风油精，小细节都意味深长,衰老来得缓慢又势不可挡，中年心态的抗拒挣扎看得人无比心酸；《带你飞》也很有意思，于惯性的解说和无意义的闲聊中，大麻突兀而至，延长了有限视觉，得以触摸更美好的世界，麻木的是生活本身，复苏的是敏感的灵魂，最近，大家都在重新讨论现实主义，那么你觉得直接的现实书写更有力量，还是隐喻表达？

　　黄咏梅：不能说哪种书写更有力量，甚至不能绝对地把现实书写和隐喻表达割裂来看。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整部作品就是一个隐喻，对时代、人生的隐喻。从手法上来看，现实书写直接，隐喻表达含蓄，现实书写以精准的描写还原、扩充公众经验，隐喻表达则以超常的想象力带来意想不到的精神漫游，二者共同创造出小说的魅力。当然，不同作家有不同的侧重点，或者说长处。相对于接受者而言，可能直接的书写更具冲击力，而间接的隐喻，则需要读者投入更多的心智去体会，就像有的酒，喝下去时感觉平和，但后劲十足，逐渐会在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奇妙的反应。

　　张鸿：《病鱼》我读过很多遍，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有空间的放大，也有时间的浓缩，鱼缸，故乡，以至中国；两代人的命运，一个人的半生，以致刀在颈部的瞬间。历史，现实，婚姻；过客，偷窃，抢劫，人生的无限期许，记忆里美好的故乡，如今都已变成眼前惊心动魄的损坏。读这篇小说，不由得想起鲁迅笔下的水生，属于他们的故乡并没有实现鲁迅期望的乌托邦，闰土把碗碟埋在灰里，而满崽当街行窃了。我们要如何面对，如何书写百年乡土中国？

　　黄咏梅：跟前几代作家不一样，我们处于一个城乡转换的阶段，在我们所生活的故乡，土地的概念很少，至少没有上辈作家那么亲近土地，大家所认为的那种传统的“乡土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以及以后的若干代，倒是可以共同书写“百年城镇中国”。有着同一面目、面临相似问题的城镇生活，网络、手机、游戏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一代人“默认的链接”，我们聆听并参与到现代性的节奏中，个体感受既复杂又相似。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主要书写。我在很多地方推荐评论家张柠在写我的一篇评论文章里提到的一个观点：“怀乡病已经成为当下都市的一种集中症候，这种病症甚至出现在许多未曾经历乡村生活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临床症状当然不是对庄稼和大家族的思恋怀念，而是表现为对时代生活的莫名焦虑，甚至对作为都市文化雕刻品的‘自我’的拒斥、厌弃。”所以说，所谓的“乡土”书写，在我们这里，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审美化的书写。《病鱼》里的 “满崽”就是在时代中无所适从的人，游荡在小城的边缘人。

　　张鸿：有人说你是生活型作家，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的小说大多是低声部，抒情小夜曲的节奏，你也曾多次提及自己喜欢门罗。对生活抱有同情，但并不苟同；孤独，但不凛冽；低温的燃烧里流动着智性的焰火，对生活低处暗藏的一切抱有好奇心，又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里，发现了很多非日常性的东西，你觉得自己从始至今的写作，哪些方面受到过其他作家的影响，还有哪些来自生活本身？

　　黄咏梅：“孤独，但不凛冽”，我很喜欢你这句话，这基本上就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事实上，哪个作家不是生活型的？只是在写作上，作家写的东西生活气息程度有别而已。我的多数经验来自于生活，自身的、他人的。我的笔下没有多少传奇，更多的是日常性。对于擅长写日常生活的作家来说，日常生活和写作之间的重要关联在于，怎样从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中看见、认识并且呈现出难以言说的时代和历史意义，而不是为我们已经审美化的商业景观锦上添花。日常经常与“俗世”这个词挂钩，所以，我觉得写日常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容易将俗世写俗。没有情感、没有思考、没有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就很容易将日常生活记为流水账。我之所以喜欢门罗的小说，就是因为她写俗世却不俗，她的作品就是从日常里提纯出一些有价值的困惑，这些困惑是我们会遇到的，会被困扰到的，当然也是尖锐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日常是一面平静的湖水，门罗就是会从肉眼看不到的水底，一点点地拖出一只湖怪来，你眯着眼睛辨认，等你终于看清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确认——啊，竟然是这种东西，之后，才开始感到后怕。我觉得这种写作是很厉害的，它不是瞬间将你击中，而是缓缓地将你裹住。

　　喜欢的作家有不少，小说诗歌都有，我从一长串优秀的作品里得到过启发。

　　张鸿：作家是不是和哲学家一样，好多悲观主义者？不是看不到活着的意趣，是因为写过太多生死悲欢？你的部分作品中，也有死亡与现实短兵相接，不回避问题，也不会迎合，与生活不合作的那些主人公，他们的遭遇里，是你观察时代的横截面切口，还是你对这个时代病态生活给出的诊断？

　　黄咏梅：我的确是个悲观主义者。我甚至认为大部分作家都是悲观主义者，即使那些洋溢着勃勃生机的作品，背后都有可能睁着一双冷眼。几乎没有一个作家笔下不会写到死亡。“死亡”这个文学母题，在我的写作中，也是有阶段性的。过去写小说，为了体现“惨烈”和“冲突”，动不动就把人写死。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太草率了。如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小说中写到的每一次死亡也不可能相同。随意地用“死亡”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或者结束故事的方法，是很不负责任的，也是缺乏敬畏的。所以，我现在很谨慎。死亡是上帝交给每个人的答案，而作家就是猜题的那个人。

　　张鸿：“70后”作家对城市叙事的态度是矛盾游移的，是吧？乡愁，漂泊感，逃离感，这当然不是典型的城市话语和城市表情，但也是现代人城市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空间建构意义上，是主观化的现实。虽然置身于同一个时代，城乡从来没有成为价值共同体，你的日常性叙事中，诗意克制而自然，与敏锐的现代意识相得益彰，鲁敏笔下也有类似特点，你觉得这一代人有哪些精神共性？

　　黄咏梅：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和平年代中成长起来的，物质和精神都相对富足，但由于我们处于一个转型期中，承前启下，不断地接受各种外部变化，所以虽然生活得很安全，但精神上却是动荡的。正如你说的，我们的漂泊感不仅是来自离乡背井，更多的是面对变化的一种无处安放、无所适从的忐忑，表现为孤独、患得患失、被现实挤压得无处藏身的精神状态，我们看似拥有很多实则什么都没有。在城市我们回望故乡哼出的是一首首挽歌，而在城市仰望星空，每每心里又在酝酿一个个乌托邦式的“逃跑计划”。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焦灼，让我对身处的这个时代和城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安，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写作中，总是能找到这些含混的不安。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