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朦胧诗到“第三代”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因为一本被称为《今天》的油印刊物的流行，朦胧诗运动开始了它短暂的历史。
1978年开始的持续8年之久的朦胧诗诗歌革命，基本上浓缩了欧洲20世纪前三十年的意象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长达数十年的统一的艺术范式的精心营造，由于朦胧诗的楔入迅速宣告解体。朦胧诗诗歌理论的最大突破，就是诗歌人本主义的复归，这是对诗歌主体性的重新肯定。而朦胧诗对80年代诗歌实践的最初也是最后的贡献，是让几个重要意象进入一种正常的诗歌阅读，并成为人们意象化的回忆。我们不必避讳这些意象的世界性背景，重要的是，诗人们在普遍相对的基础之上对它们民族意义上的命名。这种命名所带来的表达深度，恐怕连在此之前的命名者都始料不及。紧接其后绵延数年的艺术性模仿，正说明了它的顽强的生命力和无可争辩的历史地位。朦胧诗从它走向诗坛的那一天起，就努力地唤起了一代人的觉醒——政治上的觉醒和艺术感觉的觉醒，并努力地使诗最终回到诗本身。而他们调整民族感受心理和审美心理，改造中国诗人特别是一代年轻诗人气质的努力至今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朦胧诗是永远不会“PASS”的。如果说上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只是拿来了现代主义的外壳，那么北岛等人才第一次真正地从形式到内容完成了对现代主义诗歌的横向移植，并使现代主义诗歌第一次在诗歌创作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朦胧诗倡导了一场旨在变革诗歌艺术的潮流。这一潮流导致了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和另一诗歌时代的开始。就结束的那个诗歌时代而言，朦胧诗运动无疑挽救了中国诗歌艺术陷于僵局的停滞和危机。随后到来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则将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艺术探索与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了一个新的潮头。
“第三代”一词的“发明权”最初见诸1983年夏天成都几所高校的大学生诗人编印的一本《第三代》油印诗刊，其中有署名北望的一篇序言，在阐述第三代人时，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第三代身上的语录。1985年春，万夏、杨黎主编的《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设立“第三代诗会”栏目而第一次正式提出“第三代”的概念。与此同时批评界也从赞成和反对两个方面广泛使用“第三代”的概念。这个概念最初是从狭义的流派界定和广义的断代界定而混乱使用的，直到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才较普遍地使用在断代上。故而，所谓的“第三代”诗人，大体存在着两种界定：其较普遍的是指诗人生成代际的划分，即文学断代的划分；也有较特别的单纯界定是指诗歌现象的划分，即文学流派的划分。就我本人而言，更倾向于生成代际的划分。
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产生和推进是极为困难的事业。总而言之，是中国的积习太重，这包括创作的积习、批评的积习以及欣赏的积习。中国先锋诗歌之所以能够在威逼和窘迫之中生存下来，除了实行者的坚忍，理论支持的坚定，艺术局势的约衡，还直接受到了充满正义感的公正舆论的支持。《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是所有传媒手段中最鲜明、举措最有力的支持者。为了对“第三代”的焦躁、愤懑和高度敏感、高度繁荣的诗歌断代留下一个客观的合影，由著名先锋诗人徐敬亚倡导，《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于1986年10月26日同时隆重推出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这一新中国现代诗史上盛况空前的群体展示。这次“群体大展”客观上对“第三代”诗歌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此以后中国诗歌进入了“大实验时期”。
“第三代”诗人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庞大、最复杂、最空前的诗歌群体。尽管其旗帜各异、团体纷呈，但总体归属不外乎两大诗歌流向：一种是在杨炼等朦胧诗寻根诗潮影响下的新古典主义诗歌流向——包括以石光华、宋氏兄弟为代表的整体主义，以廖亦武、欧阳江河为代表的新传统主义，80年代末期形成的以车前子、阿尔丁夫·翼人、晓川、周亚平、一村、黄梵为代表的唯文化诗潮。新古典主义不再像杨炼等人一味在历史与文化源头沉湎，而是以相对性思维方式，陈述繁复厚重的集体无意识与民族原动力，用简洁而又不失精致的意象去传达他们对外在世界的亲在体验以及对传统文化积淀的现代感悟。一种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客观主义流向——包括以李亚伟为代表的莽汉主义，以周伦佑、蓝马、杨黎为代表的非非主义，以韩东、于坚、丁当、小海、小君为代表的他们诗派。客观主义强调表现对象的负值层面：人的生存危机、困惑、荒谬、虚妄和玄秘，强调美学原则上的审丑、非崇高、非和谐，强调生成状态上的纯粹私人性瞬间的生命体验，强调进入方式上的客观的、还原的和本真的状态，强调语言构成上的语感：语言与生命同构的自动，强调传达手段上的冷抒情、叙事性、反讽、怪诞、冷幽默、非修辞等等。正是“第三代”诗歌的到来将中国诗歌的审美趣味提升到欧美二战后的水平。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大陆青年诗人使一个高度贫穷、高度愚昧的国度成为亚洲现代主义诗歌最发达的地区，这一点连高度工业化的日本也望尘莫及。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多元共生的艺术秩序的建立，实是这一诗歌时代的恩惠。
二、没有第三条道路
在中国诗坛，我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始作俑者。1995年，我在著名的访谈《回答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了“知识分子”问题（我在稍后又提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概念）：“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定势中，不能不残留着士大夫情结，那就是‘治国平天下’、为‘帝王师’的梦想，胡适四十年代掺和到国民党的选举闹剧中，周作人干脆当起了伪政权的教育督办，所有这些‘五四’时期最优秀知识分子在庙堂门口的撞礁，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士大夫传统在作祟。在当今世界上，中国也许是最后几个诗人可以依靠所谓的激进姿态获取名声的地区之一，成为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也许是某些诗人孜孜以求的梦想。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我认为中国诗人应该严格地坚守自己的专业岗位，没有必要把自己打扮成危险分子的样子。激进，在写作的范围内，在挑战既成语言秩序上，永远是必要的，超过这个范围，其用心恐怕已在诗歌之外。三十年代共产党在上海的领袖李立三曾希望鲁迅发表反蒋宣言，然后跑到苏联去，这个要求被鲁迅拒绝了。很显然，鲁迅是非常明白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岗位应该在哪里，他决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浪迹天涯的包打天下的文化大侠，尽管他始终都自觉地作为社会良心与各种黑暗势力有声有色地开展斗争。我认为激进主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大敌，对中国两千年激进主义的历史我基本上持否定态度，除了一种献身大同理想的浪漫牺牲精神和中国农民革命改朝换代的传统外，它没有给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因此，我提出 ‘真正的知识分子写作’——一种远离士大夫情结、更为平静和纯粹的诗歌写作。”我在今年5月的《先锋的复活》一文中更是提出“诗到艺术为止”的诗歌命题，强调“我们坚决拒绝对先锋诗歌的泛政治性命名。”
欧阳江河在《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一文中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诗歌中的知识分子精神总是与具有怀疑特征的个人写作连在一起的，它所采取的是典型的自由派立场，但它并不提供具体的生活观点和价值尺度，而是倾向于在修辞与现实之间表现一种品质，一种毫不妥协的珍贵品质。”
“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诗人还包括包括西川、翟永明、王家新等。正是有了“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的大量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国新诗在90年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也促成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有力对抗。
在“民间写作”看来，诗歌写作应强调本土经验与叙述的客观化，并注重语言的口语化，甚至要重新解放和焕发地方方言的活力。同时，他们致力于拆解诗歌语言，甚至一切语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隐喻结构和象征体系，并试图努力恢复语言和生存经验的原生状态。“民间写作”的代表诗人有伊沙、徐江、侯马、韩东、阿翔、秦巴子、鲁西西等。就“民间”本身的概念，在于坚看来，“民间”与口语等价，它对抗的是僵死的、规范的普通话。而在韩东看来，“民间”成了一种立场，一种地下状态，一次农民起义。在“民间”概念的首倡者陈思和看来，民间意味着一种原型，一个超稳定的故事结构，兼具理性化与神秘化的双重特点。在新诗史上，伊沙、徐江和侯马等“民间写作”代表诗人的贡献主要是在拓宽“口语”入诗渠道的同时，也尽可能地坚守了“口语”在诗歌创作中的疆界或底线。
尽管1999年4月在北京平谷县盘峰宾馆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上，“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间发生了所谓的“盘峰论战”，但我坚持认为，这两种立场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有的只是审美维度和个体诗学的差异。正如批评家张闳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不是文学的首要问题”。 “盘峰论战”后一些诗人不失时机，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企图在“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之间独辟蹊径，找到一条介乎二者之间的“中庸”的道路。这实际上是一条机会主义的道路，理所当然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批判。所谓“中庸”的立场就是拒绝分歧、拒绝对抗，就是没有立场。诗人雷默曾经指出：“写作是一种立场的表现，没有立场的写作毫无意义。”
三、“新归来者”和先锋的复活
我在《2007年中国诗歌评点》中谈到沙克和海马时，将他们归结为2007年度最有意义的“归来的诗人”。2008年，南京女诗人古筝主编的民刊《陌生诗刊》第5期隆重推出了“归来者诗歌专号”。与此同时，北京诗人洪烛在《归来者：不是宣言的宣言》中也提出了“归来者”的概念。2009年初，我在访谈《贫困的诗歌》中更是提出“新归来者/后归来者” 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作出了严格界定。之所以提出“新归来者/后归来者”的诗歌概念，是为了与1970年代文革结束后以牛汉、艾青、邵燕祥等人为代表的“前归来者诗群”相区别。
所谓“新归来者/后归来者”，乃是1980年代“朦胧诗”运动和“第三代”诗歌运动中各主要诗歌流派、社团的代表性诗人，或1990年代之前业已成名的，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因为蒙受“精神污染”、“自由化”攻讦——于1992年左右停止写作，而又于最近的几年“回归”诗坛的历次先锋诗歌运动的中坚诗人。诸如“朦胧诗派”的徐敬亚、王小妮，“海上诗群”的默默，“城市诗”的宋琳，“四川七君”的柏桦，“莽汉主义”的李亚伟，北京“男性独白”的苏历铭，“大学生诗派”的潘洗尘，昆仑诗派的阿尔丁夫·翼人，“先锋实验集团”的晓川、雷默、雪丰谷（江月）、江雪，上海复旦诗社的韩国
“新归来者/后归来者”之隐退，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先锋诗人的第一次集体性的完全自发性的和自觉的隐退，它不代表中国先锋诗人的集体谢幕，而是中国先锋诗人在低潮时期所进行的一次集体修炼：为新的更大规模的诗歌浪潮的到来提供物质、精神和理论的准备。“新归来者/后归来者”之归来则是21世纪初期波澜壮阔的中国先锋诗歌运动发展的必然。21世纪初，与新世纪的曙光同时到来的，是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优秀先锋诗人的回归。这是新时期以来中国诗歌的第二个“归来期”，不是传统意义上中国诗人的回归，而是中国先锋诗歌运动在饱受蹂躏、历经沧桑后的“凤凰涅槃”。
我注意到一种的倾向，那就是，当“新归来者”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很多诗人——包括1992年后刚刚开始写作而对1980年代的中国先锋诗歌运动的实践与遭遇一无所知的诗人，包括1992年以后从来没有停止过写作而是如鱼得水、功成名就、红顶博带的诗人——趋之若骛，纷纷打着“新归来者”的旗号混迹于各家官办或民办的诗歌刊物和诗歌活动。
还有一种倾向更令我担忧：一批1992年以后退隐经商而于近几年回归诗坛的“新归来者”，由于其成为中国诗人中“先富起来的人”，他们带着雄厚的资本介入当代诗歌，他们有可能干预中国诗歌刊物的编辑原则，甚至干预中国诗歌的发展进程，从而使得中国诗歌的发展前景变幻莫测。
诗歌史家和诗歌研究者有责任关注“新归来者”诗歌现象，并且严格地界定“新归来者”的外延和内涵。如果“新归来者”沦为机会主义诗人的“虎皮”，那么无宁抛弃这一诗歌概念。
不可否认，人生经验、社会思潮和文化积淀对人的行为的选择有着无可估量的影响，但如果对人进行更为复杂的观察，便会发现，其实根本性地制约和影响个体人格的并不主要是前述的外部因素，而是他所属于的心理类型。人的心灵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尽管心灵从外部吸取能量,其中包括身体赋予的能量,但能量一旦注入心灵，这些注入的能量就会完全为心灵所有。我们只有把心灵作为相对封闭的存在和一种自给自足的能量系统，才能使与心灵相关的其他事物得到诠释，从而寻找到最具说服力的根据。
我们并不缺少二、三流的诗,而是缺少可感触的、形象完美的诗人。我认为诗人最重要的莫过于对自身的完善。苍白的诗里面我们很容易看出一个精神阳痿的诗人形象。而哲学的、美学的、语言学的意义就流动在我们体内，和血液和诗本身融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先锋已不复存在。”几个星期前，我与一位曾经的先锋诗人对话时，他悲观地说。是的，与1980年代相比，中国先锋诗歌运动的规模已不再庞大。然而，作为中国先锋诗歌运动根基的先锋诗人群体及其阵地民间诗刊（也许还包括独立出版、网络媒体）依然大量存在，中国先锋诗歌理论依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疾进和迸发着，更加上作为中国少年诗歌先锋的“80后”、“ 90后”诗人如马晓康、陈玉伦、秦三澍、甜河、米崇、杨万光等的大量涌入，所以，中国先锋诗歌是永远不会死亡的。
一些诗人的诗作被默许，并不意味着中国先锋诗歌运动的从此幸运。也许由于身在其中的缘故,我一直十分尊敬中国先锋诗歌艺术的血泪开拓。我们并不希求重写历史，但至少我们有权利和义务对历史的谬误进行更正。
“任何一厢情愿的判断都是愚蠢的”，存在的本身也许就是局限和偏见。但我们仍然期待着能与缪斯深情地拥抱，能与真正的诗歌倾心长谈！如果说先锋曾经“死亡”过，那么，“新归来者”诗人的复出便将是先锋的复活！
我想我们的歌唱始终是真诚的，也永远是唯一的！每一个清晨和每一行诗句都不会徒劳无益。历史将再次收割我们的付出，并最终证明我们的存在！
【作者简介】
晓川：江苏海安人。1980年代开始诗歌写作，作品散见《诗刊》、《诗歌月刊》、《星星诗刊》、《诗神》、《绿风诗刊》、《诗潮》、《诗林》、《诗选刊》、《扬子江诗刊》、《中国诗歌》、《西北军事文学》、《作品》、《雨花》、《山东文学》、《飞天》、《西部》等文学期刊，著有《合唱》等作品集。1980年代末，与岩鹰、黄梵一起创办中国“第三代”实力诗人群体——“先锋实验集团”及其同仁刊物《先锋诗报》，为中国“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有诗作被收入《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诗歌精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最佳诗歌》、《诗刊五年诗选》、《江苏百年新诗选》等年度诗歌选本。1995年，被《诗神》月刊授予“十佳诗人”称号。2017年，被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授予具有四十年当代诗史的“中国新归来诗人优秀诗人奖”。民刊《先锋诗报》主编。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