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审美性，是文学工作者津津乐道的永恒话题，它们之间并非不能兼及，其最谐和的处境，可能就是宋代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中“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所描绘的那样：面对着潇潇暮雨从天空洒落在江面上，经过一番雨洗的秋景，景致更加清明宛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段先锋派文学，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几年间盛行的“新写实”小说，成为讨论文学的现实性、理论性和审美性三者之间关系的曾经的、重要的历史现场。在中国，80年代的先锋派文学奇妙地带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征，而后来愈来愈带有文学实验和形式主义空转色彩的先锋文学叙事游戏，似乎更为接近后现代主义的戏谑情调——后设叙事、无深度拼贴和人物的平面化，而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首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亦是先锋文学的另一渊源。先锋派文学，终因文学实验与形式主义的过度空转，也可以说是对所谓的文学的理想性和形式主义“审美性”的极致化追求，而颇似昙花一现。文学的现实性是为其忽略的，先锋派文学处理不好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似也是共识。

　　文学在发展，文学自己也要做出反思。这就有了稍后出现的“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并没有明显的先锋性，而是在先锋小说旁侧所生，毋宁视其为先锋文学重新思考了文学的现实性与文学的理想性、审美性关系问题所催生，可以被视为是80年代后期先锋文学思潮与正统观念以及当下现实采取妥协与亲和态度所产生的一股文学潮流。当时的倡导者自己也曾将其界定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杂交胎生”的新品种。《钟山》编辑部“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卷首语就曾经具体解释了“新写实”与两个“主义”的亲缘关系。尽管有学者和评论家认为其表明的哲学和文化立场不再是社会学和认识论，而是存在主义与现象学——表现当下人的生存境遇和个体生存价值的存在意识。但真正读新写实小说就会发现，以存在主义谓之，确有拔高之嫌。新写实小说层出不穷活得太苦太累太不容易的人，贴近现实生活的描述太在乎生活的日常性和实在性。《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单位》和《一地鸡毛》中的小林，等等，普遍过着“一地鸡毛”式的生活。新写实小说留给人们和文学史的最鲜明的印象，似乎便是遭受现实挤压的作家无奈选择了遭受现实挤压的人物一地鸡毛式的生活作为书写对象。

　　新写实小说中，小人物陷于一地鸡毛式生活，人物对现实无来由地一味妥协，和人在现实挤压下凑合而无奈地活着——文学在一种弥漫和蔓延的无奈中向现实投降。这种写作倾向当时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醒和吁喊——须区别人与现实的关系和艺术、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审美性的关系，文学不能因为向现实妥协而丢掉文学本该具有的理想性和审美性。所以，刘纳在1993年就已经在诉述了她对于新写实的担忧：

　　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它的本质精神是在与现实的抗衡中升华出来的，因此才有虚构另一个现实物质世界以外的世界的必要性。文学的自由性质不但表现在抵制社会力量对创作的无端干扰，更重要的是，文学本身就可以昭示自由。在现实上面，有精神的天空；在现实下面，有精神的深渊。天空高扬希望，深渊传达绝望。谴责“新写实”的文章说这些作品使人看不到希望，倡扬“新写实”的文章说这些作品并不让人绝望。我不知道“希望”在哪里，也不知道“绝望”在哪里，我从大多数“新写实”作品中感受到的是无可奈何的情绪。[1]

　　身为“当局者”而能够不迷，她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新写实”的“原生态”概念包含有纪实的导向，一些“新写实”作家已经踩在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门槛上。因注重现实性，而丢掉理想性、审美性，其实也是丢掉文学的艺术重构能力，文学真的要走向纪实文学而无解吗？幸亏，文学永远有她自身的一种反思、回调能力和自洽性。即便是在二十五六年前（1993），针对“马原在《小说百窘》里发问：‘公众对纪实类文学的偏好是否会最终将小说的虚构本质推翻？越来越多的小说家转向非虚构创作，虚构小说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了吗？’”，刘纳仍然看到了文学的理想性和审美性的重新被重视和冉冉升起，她指出：“刘震云向着‘纪实’越来越远的成功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迎风招展的‘新写实’大旗下面虚构小说‘岌岌可危’的前景。而这，本不是‘新写实’倡导者所希望的。”[2]

　　文学从新写实小说的拘泥于现实走出，重拾虚构性以及文学的理想性、审美性。但新世纪以来，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生活积累，缺乏对生活的深入体会，越来越多的作家陷于一种脱离生活、闭门虚构的书斋式写作状态，文坛（2000年之后）甚至出现了不少根据新闻报道改写的小说（作者包括名作家，甚至也闹出了雷同或抄袭之事），文学性、审美性也不见得强于新闻报道多少，甚至不如一篇新闻报道来得更加简练、直接。一篇小说所产生的可阅读性和所能够提供给读者的，甚至与新闻报道的信息含量相差不多。与其说这部分作家是“文学才华被过于具体的现实压制了”，不如说是他们欠缺文学性的虚构能力。这部分作家面对的是他们不熟悉的生活或者说他们不了解故事背后所涉及的人与生活——仅凭想象、根据新闻素材来闭门造车式“虚构”故事。不难发现，这样的“虚构”是一种缺乏生活有效积累的、比较随意地编造故事的“虚”构。更加可叹的是，青年小说作家也有人不断落入“茶壶里演绎叙事风暴”的窠臼，如何书写现实亦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这与柳青当年在皇甫村一呆14年的劲头不啻霄泥之别。怎样深入生活？值得认真思考和反思。

　　在重视深入生活、注重生活积累方面，内地一些作家甚至不及身在海外、完全不占天时与地利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家。严歌苓说过，“我觉得中国作家很多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架起来，社会也把他架起来了，很快他就在一个不落地的生活当中”。有鉴于此，严歌苓近乎苛刻地对待自己的写作。为了写《第九个寡妇》，她去河南农村很是住了一段时间。写《小姨多鹤》前，她住到日本长野一个山村里，雇人和体验生活。那个村子当年有一半人被弄到当时的（伪）满洲国去垦荒，有些人回来了，有些人没回来，那些没回来的人当中，就包括她写的多鹤。写《陆犯焉识》，她去青海体验生活，自费开座谈会，甚至把劳教干部也请来——“很多时候我是不计成本的”。到了准备写作《妈阁是座城》，她意识到“不会赌博的话，很多细节是没法写的，心里也是没底的。所以我就去澳门，我就去当赌徒。赌徒没当上，当的是赌客”，“就是这样的话也输掉好几万，还没算上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费用”。不止严歌苓，张翎和陈河也是这样用看似笨拙的工夫进行小说创作的。张翎在《劳燕》写作准备阶段，走访了大量的抗战老兵，工作细密，这是那种旅游式和走马观花式的“采风”作家所远远不及的。陈河获中山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甲骨时光》，其中可见作家生活积累的丰厚和在搜集材料方面所下的工夫，以及在此基础上小说叙事艺术的讲究，令小说呈现一种文学的虚构性以及理想性、审美性能够交相辉映的状态。

　　也许是由文学写作随意虚构的状况催生，“非虚构”写作成为近年来中国文坛备受关注的写作热潮。洪治纲撰文中曾说：“它以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在直面现实或还原历史的过程中，呈现出创作主体的在场性、亲历性和反思性等叙事特征，折射了当代作家试图重建‘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3]我们毫不怀疑非虚构写作对当今信息时代仿真文化的质询，尤其是对经验化和表象化、随意虚构故事的小说文坛现状的反思。但我们在审视非虚构写作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非虚构小说”的渊源关系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的一种渊源和遥相对应。近年的非虚构写作，一个维度伸向历史的“现实”和“真实”，比如王树增的《解放战争》《长征》《抗日战争》、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等。另一维度则伸向现实生活内部及现实肌理，像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等。在重建真实感和真实理念写作伦理方面，非虚构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但是，非虚构写作并不具备文体意义上的规范性，从文类划分看，“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边界其实是相对的，甚至是模糊不清的，非虚构作品内部，也不可避免有虚构性的成分，非虚构写作可能恰恰体现了作家对虚构和艺术真实之间关系所作的一种调适。除了叙事散文，非虚构作品可能更接近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类型。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有识评论家都能够意识到新写实小说在对生活和生活流的自然本色的写作趋向中，小说正在丢失着它作为艺术品的品性。时下评论家也意识到生活的可能性或人性的可能性，是文学伸展的重要空间。米兰·昆德拉就曾强调：小说是对存在的可能性的勘探。在非虚构写作重建“真实理念”写作伦理，但艺术性、审美性普遍偏弱的情况下，文学应该甚至是自然会做出自我的调适——重新伸张文学性虚构、艺术重构的能力与文学的理想性、审美性。

　　行文至此，有必要从当年的新写实小说梳理一下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都是从“realism”翻译而来，一字之差却显示了不同的选择性偏向。据学者考证，中国最早引进“写实”概念的应该是梁启超。作为一种外来文艺思潮，“写实主义”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目标，被大力译介和提倡。从陈独秀到沈雁冰，都曾认真提倡“写实”，“真实”和“客观”最为他们推崇。他们将“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相联系，但事实却是这一概念虽与龚古尔兄弟、左拉为代表的西方自然主义有着亲缘关系，但到了中国，却变形和更加取自中文固有的“自然”之意了。所以刘震云才会说：“我写的就是生活本身。我特别推崇‘自然’二字。”“崇尚自然是我国的一个文学传统，自然有两层意义，一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写作者的真情实感，二是指文字运行自然，要如行云流水，写得舒服自然，读者看得也舒服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自然主义有“现实主义的强化方式”之义，而新写实小说其实是对现实主义表现方式的一种弱化。文学史上，将“写实”换作“现实”并被普遍认可和接受，应是在左翼文学运动引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典型”理论之后。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有渊源，又有中国特色的变形；“现实主义”则更多与“社会主义”及“典型”理论关联。有人（丁永强）在90年代初就曾指出：“与其说新写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不如直截了当地说新写实主义是自然主义在新的层次上的回归。”[4]

　　而当代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既有来自中国本土的渊源，也有来自19世纪中期西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而后者在被现代作家移植到中国后，与时代和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被强调启蒙和革命的文学家、思想家选中，其内涵也更加扩容，有了很多因地制宜的变化。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传统来自《诗经》，而真正的与西方现实主义合流，是始自现代时期。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被认为是鲁迅“披上写实主义的服装，出现于新文坛的第一声”，“中国的写实主义，由鲁迅的手开始，由鲁迅的手完成”。[5]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小说，虽然可从象征主义等各种角度去分析，但谁也不能否认它们有力地反映了现实。五四催生的一批问题小说家，其中一部分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分子，“为人生”的写作奠定了关于现代市镇和乡土文学现实主义书写的基本叙述模式。茅盾是将人生派现实主义精神接过来，建立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的奠基者——他创作的小说，巧妙地将巨大的历史内容、宏伟的叙事结构、客观叙述和塑造时代典型的努力等融为一体。巴金小说带有明显的主观性、抒情性，但同时又深刻揭示了封建旧家庭残害青年的罪恶及走向崩溃命运，具备强烈的批判性和现实性。老舍的小说在“京味”的面具下，深受狄更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之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乃至“十七年”文学当中，现实主义呈现出浓厚的意识形态性。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段先锋派文学，以及后来的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等，所积累的文学经验都令为现实主义书写注入新的元素成为可能。现实主义要考虑如何吸收80年代以来的文学经验，以现代人本精神接通抵达社会现实和历史的通道，在叙事形式上作出多方面的探索，赋予现实书写新的可能性。

　　回到文学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审美性问题上来，来思考将这几个方面兼擅的可能性。严歌苓完成于“一九八八年元月七日”而出版于1989年2月的《雌性的草地》，最能显示当年的先锋派文学在她创作上的“过下留痕”。小说在叙事结构和叙事手法上，作了新的尝试和探索，达到了严歌苓早期长篇小说“女兵三部曲”对小说叙事结构和手法探索的巅峰状态，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后来也不曾达到和超越过的。小说所体现的文体创新意识，令她的创作在两个方面——与当年同时段的先锋派文学和她后来写作中能够持之以恒的叙事上的探索创新意识——这双个维度关联、伸展和发生效应。20多年前笔者读《雌性的草地》时，也曾一度被小说的繁复叙事所迷惑，常有云里雾里之感。但是，这篇小说是不是就滑向了叙事游戏的偏隅呢？当然没有。它是如何能够避免的呢？在笔者看来，首先，应该是生活的积累，严歌苓在1998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再版《从雌性出发》代自序里也讲到了，“最初让我产生写它的冲动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岁的时候，那时我随军队的歌舞团到了川、藏、陕、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听说了一个‘女子牧马班’的事迹”，1976年她又从报纸上看到了“女子牧马班”的事迹，而她自己又有丰厚的部队生活积累。这就让她的写作有了现实性的基础。其次，叙事探索的幅度自然是很大的，也是多方面的：“从结构上，我做了很大胆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我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使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6]等等。20多年之后再读小说，当笔者借用了叙事学、结构主义叙事学等研究方法，便轻而易举就捋清了《雌性的草地》的叙事结构、叙事线索和繁富的叙事技巧及其所构建起的小说叙事艺术的世界。这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雌性的草地》没有滑入形式主义的歧途和叙事游戏的空间。在《雌性的草地》和当下很多小说（如张翎的《都市猫语》和王手的中短篇小说等）当中，可以看出优秀小说家在丰厚生活积累和体验生活、广泛收集各方面材料方面所下的工夫，在此基础上对叙事艺术的讲究，以及对文学的虚构性、理想性和审美性的追求，这使得文学的现实性、理想性和审美性兼擅成为一种可能。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笔者相信文学一定会更多地带给我们暮雨洒落，雨洗清秋的愿景。

　　注释：

　　[1] 刘纳：《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也谈“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2] 刘纳：《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也谈“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3] 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4] 参见刘纳：《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也谈“新写实”》，《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5] 刘大白：《鲁迅与写实主义》，《宇宙风》1936年第30期。

　　[6] 严歌苓：《从雌性出发》，《雌性的草地》代自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代自序2-4页。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