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轻与重之间，融趣味与思想为一炉，期待多元文化与思想资源的融合共生，在学术工业生产制造的时代，亦愿为创造性的思想工作保留难能可贵的一片‘余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轻与重”丛书推出至今已有7年，始终在“轻与重”之间寻求着来自文字的诗意与哲思。
“轻与重”丛书责编高建红在这篇编辑手记中，回顾了丛书编辑过程中的努力与收获，她将此视为“人与书的共同成长”。
“轻与重”，作为一套丛书的名字，既诗意又富有哲理。
文丛的图标——蝴蝶与螃蟹，传递一种悠远的隐喻：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
自2012年“轻与重”丛书初创，我的编辑生涯就与这份“诗意与哲理”联系在一起；随着“轻与重”丛书的口碑越来越好，我也从一个编辑小白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副编审。
被不断否定“逼”出来的书封
一本书装帧设计的成功，往往建立在无数被否定的方案之上，“轻与重”丛书也是如此。
记得第一次写邮件给设计师姚荣，请他为“轻与重”丛书设计封面，是在2012年4月。收到我的邮件后，没过几天，姚老师就发来了设计初稿。我和编辑部的同事们看过之后，都觉得不是很满意，姚老师于是又设计了第二稿、第三稿……但遗憾的是都没有通过。等做到第六稿之后，他已经被我们“折磨”得几乎想要放弃了。
在2012年6月底某一天的邮件中，姚老师说：“华师大的书太难做了，又做了一稿，再不入贵社法眼，只能另请高明了。”或许是被我们的“逼迫”激发出了最大的灵感，在一次次被否决之后，这最后一稿书封设计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其实，姚老师不知道的是，在他的七个方案之外，还有其他设计师曾拿出四个设计方案，不过最后未被采纳。
业内的人都知道，丛书的封面比单本书的封面更难设计。因为丛书既要保持风格的统一，又要具有一定的区分度。在最初设计封面的时候，我们就向设计师提出了这个要求。
一开始，问题似乎并不存在，可是当“轻与重”出到第28种的时候，我们发现：由于颜色有限，封面的相似度越来越高。为此，我们希望设计师拿出一个新的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姚荣在与书籍装帧设计师张志全讨论之后，认为“轻与重”原有封面的气质与丛书其实很相宜，并已成为丛书的识别标识。如果完全放弃原有封面，是一种损失。再三斟酌与思考后，设计师给出了调整思路：保留原来的方块格局，中间色块替换为与内容相关的清晰图片，既起到点题作用，又解决了区分每本书的问题。
在这样一种设计思路下，从第29本书《苏格拉底》开始，“轻与重”丛书以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
丛书的开本也很关键。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丛书中有7本是大开本，与小开本的放在一起，似乎显得不是那么协调。之所以会有大开本，是因为最初推出的11本书字数都不是很多，而第三辑推出的6本书，少的十几万字，多的则达26万字。鉴于不同书字数的差距很大，我们就设想推出两种开本：字数少的用小开本，字数多的用大开本。但从反馈回来的意见来看，读者似乎更青睐小开本。所以，我们最终决定无论字数多少，统一用小开本。
这些磨人的译稿“功不可没”
小巧的开本、精致的封面自然能吸引读者，不过如果一套译丛仅仅样子好看，翻译质量却不过关，那它也不会走得很远。
“轻与重”丛书的翻译汇聚了国内老中青三代翻译家和学者，他们以自己的专业素养与严谨态度保证了丛书的翻译质量。比如，《谁，在我呼喊时》一书的译者李金佳明确要求，某些措辞或说法“不能在不通知译者的情况下，直接删改”，需“两方协商斟酌而定”。复旦大学法文系副教授孙伟红也是这样一位严谨的译者。在编校孙老师翻译的《脆弱的幸福》一书时，我曾专门去她的办公室拜访，就个别词语的翻译提出不同看法时，她非常耐心地进行了解释，令我获益匪浅。
这种“获益”，其实贯穿于我的“轻与重”丛书编辑生涯里。与译者沟通，获得启思；阅读文稿，获得新知……编辑的过程，正是我不断学习的过程，也是我在轻与重之间感悟文字的力量、思想的重量的过程。几年下来，书桌上的《法汉词典》被我翻得快要散架了，新的《姓名译名手册》《现代汉语词典》也日渐“沧桑”……更别说发现译文有问题时，要随时核对外文原文、上网查证。对我来说，这一过程耗时耗力，却也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我的法语水平能在日复一日的编校工作中不断提高，这些磨人的译稿可谓“功不可没”。
经验往往在错误中积累
从2012年到现在，“轻与重”丛书已经出到71种了，而我担任了其中49本书的责任编辑，说起来也颇有成就感。
当然，因为经验不足，丛书也留有遗憾，比如《日常生活颂歌》一书中的45幅插图，全部由排版公司扫描原版书中的图片后进行处理，印刷出来的效果却不太理想，被读者吐槽图片质量太差，“只能模糊看到人影，是男是女有时候还得仔细辨！”发现这个问题后，我提醒排版公司在扫描《个体的颂歌》一书插图时留意改进，可能是技术问题，这一次整体上看起来更清晰了，但还是有些图片明显存在着龟纹。吸取这两次教训，我们不再对图片进行扫描，而是请擅长摄影的设计师姚荣直接用相机翻拍，事实证明，翻拍的效果要比扫描的好很多。
赶时间、稿子看得太匆忙，或者是碰到了知识盲点，有时候难免会出现一些编校上的小差错。比如，人名的翻译，译者没有使用约定俗成的译法，把安徒生翻译成了安德森，小加图翻译成了小卡顿，由于这些人名是在作者举例或引用时出现的，我竟然疏忽了。还有一次，因为急着出书，三校捅版，导致付印样出现差错，脚注中的一句话跳到了正文中，被读者指出后，我也是颇感沮丧。同事安慰说，“无错不成书”，且有些问题在重印时得到纠正，可喜欢较真的我，总觉得自己不应该犯这样的错。
经验往往就是在错误中积累的，7年多的时间，我的一审字数将近一千万字，多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让我在拿起一本书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就要挑错。
优秀的出版人，常常集编辑、作家、翻译于一身，老一辈出版家比如巴金、邵洵美就不用说了，新一代的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黄昱宁，既翻译又搞文学创作，最近还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个人小说集《八部半》。我自忖才气不足当不了作家，那就搞搞翻译吧。六点图书的创办者、资深出版人倪为国也一直鼓励我这样做，因为编辑只有自己从事创作和翻译，才能更深切地理解作者和译者的甘苦和不易，在编辑他们的作品时，也会更加慎重、富有耐心和责任感。
“轻与重”丛书中的《古希腊悲剧研究》一书就是我利用晚上和周末休息时间翻译的。断断续续翻译了好几年，个中艰难自不待言，甚至一度想放弃。为了翻译好这本书，我通读了译林版的《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还一次次向法国朋友请教。令人欣慰的是，《古希腊悲剧研究》不仅申请到“傅雷出版资助”，还有幸入围了2018年傅雷翻译出版奖。虽然最后未能得奖，但对我仍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毕竟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法文著作。更重要的是，以后译者把译稿交到我手中的时候，大概也会对我多一份信任吧。
沉甸甸的内在分量
作为一套学术译丛，“轻与重”能够从众多丛书中脱颖而出，与其高远的立意、过硬的品质是分不开的。正如主编姜丹丹所言，文丛“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式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轻与重”文丛所收录的作品，主要来自法语、德语、英语学界的知名学者，如叙事学理论主要奠基者茨维坦·托多罗夫、法国著名哲学家皮埃尔·阿多、德国社会理论家阿克塞尔·霍耐特、瑞士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斯塔罗宾斯基等。
名家云集，天然形成了丛书沉甸甸的内在分量。而在外在表达上，则忠实于它自己的名字——“轻与重”的互为补充、彼此应和：既有比较严肃专业的学术论著，也有读来相对轻松的关于爱情、绘画的评论。轻与重，携手呈现了那些哲学、历史学、艺术、文学诸领域的独到见解。特别是该丛书的随笔文体，“既保证了它作为一套理论译丛的严肃的学术品格，又不失其平易近人、贴近大众的普及色彩”。
自出版以来，丛书中有多本图书入围各种好书推荐榜单、获得奖项，如《图像的生与死》获“2014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观察者的技术》获第十二届“AAC艺术中国”年度艺术出版物提名奖，《简单的思想》和《古希腊悲剧研究》入围2014年和2018年傅雷翻译奖等。
“轻与重”文丛由此也拥有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一位网名叫“知书子”的山西读者，有一次来上海出差，专程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找我。当时是周末，我恰好去办公室加班，前台告诉我刚刚有人来找过我，因为我不在，就走了。我很纳闷，亦很好奇：究竟会有谁来找我？如果是熟识的，为什么不打电话呢？看到微博上的留言，我才知道，原来是一位热心读者想来会一会我这位“轻与重”文丛的责编，后来他还特意寄了一箱山西苹果给我。因为喜欢“轻与重”而连带着关注我这个编辑，读者的厚爱让我受宠若惊，我想，这大概也是做编辑的一种幸福吧。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