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发布，作家李洱的长篇新作《应物兄》位列长篇小说组榜首。自去年秋于《收获》杂志首发以来，这部被誉为“悄然挪动了中国当代文学地图的坐标”的作品就成了横扫年底各大排行榜的常客，并在前不久登上“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长篇小说组的冠军宝座。

　　如此看来，对于何谓好作品，参与各大排行榜的评委们很容易达成共识。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近期于江苏南京举办的“《扬子江评论》青年批评家论坛”上，与会青年批评家对于绝大多数2018年度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争议之声，声声入耳。

　　而对于此次落选排行榜的“80后”作家笛安的长篇新作《景恒街》的争论，青年批评家刘大先与金赫楠的评价更是针锋相对。刘大先认为，笛安的创作承继上溯至老舍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王朔式大院写作、邓友梅的旗人子弟、还有九十年代邱华栋的外省青年进京这一路文学脉络。“她把很多时代性内容融入到小说里去，让看似老的故事在新的背景中焕发新的意义和新的价值，非常难得。小说打动我，还因为成年人的纯情更动人。”但在金赫楠看来，这部小说不论从人物关系还是冲突模式，包括一些狗血、撒糖的元素，基本就是言情小说的套路。

　　由《景恒街》出发，他们的争论引申到对纯文学和非纯文学界限的思考。在金赫楠看来，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纯文学要对司空见惯的观念说不，而类型文学暗合流行的思维方式，读的时候不需要费脑子，在故事背后获得的是一些安心、安稳。而刘大先则认为，要打破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纯文学和非纯文学的界限，摒弃这套陈旧的话语体系，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作品是否在世界观、价值观方面提供新的东西，“我们要在动态中把握文学的发展状况，而不是在脑海中先框定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学永远是流动的，生生不息的，这才是有生命力的存在。”

　　事实上，类似对《景恒街》的争议，并非个例。作为国内首个由文学评论刊物推出，意在“通过评论家的共识视野去发现大时代里具有大格局、大气象的作品”的排行榜，批评家丁帆反馈说，参与提名的评委对于哪部作品好，分歧大到了什么程度？“从这次提名看，大部分作品都只有一票，反映出他们眼中的好作品重合度之低。推出排行榜是为了达成共识，但耐人寻味的现实是，今天的批评家越来越难就某部具体的作品达成共识。”

　　青年批评家岳雯不由感慨说，这真的是一个共识破裂的时代。“批评最重要还是一种对话，共识破裂，对话就无从发生，每个人都自说自话，我们这个职业可能会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对于当下作品的评价，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岳雯认为，首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现在没有一个基本一致的价值观，大家的话语不兼容。“每个人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讨论问题。往更广的范围看，这是上世纪80年代启蒙自我瓦解以来思想界分裂的后果和表征。”

　　这或许是社会急速转型或文学打破大一统意识形态后日渐多元化的一种表现。青年批评家方岩表示，文学史叙述习惯以代表作为中心来形塑经典作家的形象，但在历史语境迅速更迭之后，重读一些老作家的文集，发现他们的所谓“代表作”，在文体意识、语言风格、修辞技巧等审美形式层面，都已经无法为当下的写作提供有效借鉴。“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代文学史中的‘代表作’在急速更迭的历史语境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历史进程中，意义迅速贬值。直言之，如果‘代表作’无法作为有效的精神资源介入当下的思想文化建构，那么，作为‘学科知识’的‘代表作’只能沦落为无法生产意义的知识。”

　　换言之，即便是曾经达成的某些共识，在如今也面临新的挑战。对当下文学作品的评价存在分歧，似乎是正常不过的事。但有关作品评价的讨论，要都变成每个人自说自话，则未必是好现象。更何况共识破裂，并不必然意味着价值观的多元。青年批评家申霞艳直言，无论共识也罢，分歧也好，一个多元价值时代远远没有来临：“我们不能不看到，从‘50后’作家到‘90后’作家，他们书写的内容依然狭窄，没有触及现实多少分之一。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大的分歧，我们都是利益共同体，都是在时代里面的既得利益者，都是在温暖有空调的屋子里自说自话，跟真正的现实还是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要对这一点保持警惕。”

　　无论批评家们达成多少共识，或存在多大分歧，掩盖在这之后的一个尴尬现实，或许是近些年好作品少、大作品少。这使得无论读者，还是批评家都只能在“中不溜”的作品里挑挑拣拣。诚如青年批评家徐刚所说，只要多关注出彩的地方，那就是一个好作品，多关注瑕疵，那就成了一个差作品。做了几年不同排行榜的评审工作的青年批评家颜炼军坦言，每次做完评审后，他都有一些虚无感，因为很难发现非常惊艳的作品。“去年9月底推出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榜单在文学界内部引起了争议，其中一个争议就在于这个榜单里，罕见2000年后的作品。这也说明，新世纪以来，有公共记忆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

　　既然如此，何不多关注一些异质性的写作？总体来看，近些年占主流的是，具有强烈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像霍香结《灵的编年史：秘密知识的旅程》那样从标题到结构都呈现百科全书样式的，带有强烈先锋特质的小说一般都会被排除在各类榜单之外。但刘大先认为，先锋小说的主潮不在了，但先锋式的探索仍是必不可少。“我们应当鼓励哪怕是自我边缘化的探索，并充分给予它张扬自己的机会。”

　　当然，批评家们可以各有各的欣赏趣味和批判标准，涉及到评选榜单，却难免有各种权衡和妥协。譬如，徐刚本人对贾平凹的《山本》有尖锐的批评，他并不喜欢这个小说，但他还是认为这部作品相比其他作品要高出一截，因此他将之列入了榜单。青年批评家黄德海也持类似态度，他觉得笛安的《景恒街》不错，但这不代表他个人喜欢这个作品。

　　相比而言，批评家们对新人新作似乎更容易达成共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样的渴求已经成为整个文学界的共识，而在绝大多数榜单上，占绝对优势的还是老面孔，新人要出现面临很大困难，他们更应该得到肯定和鼓励。但或许是因为新人并没有太过出众的表现，在此次论坛上，被频繁提及的，也只有生于1986年的青年作家班宇。这说来是正常不过，但一个新作者贸然出现，就被很多人一拥而上，是否就那么理所应当？岳雯认为，对一个新人的观察可能要跟踪很长的时间段，“过度的目光只会把这种新扼杀在关注里头，这是非常可惜的状态。”

　　无论如何，即便达成共识有多难，有共识都是好事。因为大到整个社会，小到文学批评都需要共识视野。丁帆认为，纵使有再大分歧，我们仍然需要共识，但凝成共识的标准应当是作品体现出人性思索。“而且这个共识，也不应该是那种由陈旧的文学观塑造的、不言而喻的共识，而是充分包纳不同声音、建立在协商和对话之上的共识。”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