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种种必然，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拥簇而起的各种思潮与文学流派，如一个个忽隐忽现的幽灵，徘徊在二十世纪末期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的上空。
自人类有了上帝以来，“但丁”便应运而生。之所以像但丁等一样的“先祖”能为人类普遍的语言运用者接纳为圣，是因为他们在以切肤的感触尽情地描述关于大地、天空、神性、生灵的裂变过程。他们在静寂的夜晚，在潺潺水声流动的地方，在风花雪月下的草地、在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的景致变化中，无限深情地歌颂着梦幻般、金属般的麦子、陶器和他们所钟爱的民族。他们为大地的分割痛苦不己，他们为人类的永恒咏唱赞歌。
中国历史的发展，从庄子、孔子……诸子百家开始，到屈大夫为国粹而捐躯，从李白不畏权贵蔑视庸俗而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到杜甫强烈的渴望安泰与祥和的生活而为人民唱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曹操的将帅风度到陆游的民族精神等等，就注定了任何一个历史的发展必然导致文风的走向和形式的存在。
时间推至今日，当汉族这个家族在中国近代随着外国侵略军的掠夺成为殖民而失去威严和权力后，1919年前后竞相涌进的思潮涤荡着整个茫茫神州，人们在奔走相告东方曙光即将到来的同时，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把各自的深情传给同类。流派众生、旗号林立，中国的文坛在此时，可谓“百花齐放”。鲁迅率先以“野草”为榜，做出这种最易到达的形式的表述。然而，后来的跟随者们，持久膂力的衰薄未能使这简洁的文体缓慢下来。直到进入本世纪末，改革的春潮漫遍神州，封闭已久汲汲呼吸新鲜空气的汉民族们，才从大量思潮引进中，忽然产生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失落感。于是，在一个不甘落后的民族中，血性的儿女敞开胸怀，任凭潮水的冲击。从“伤痕”文学开始，人们对所走过的历程进行深刻的反思，一代代不甘屈服的人们振作起来，在伤痛深处爆发出空前的声音。文坛热热闹闹地长出千枝万朵，奇葩异放了。叙述的与生活实质的距离使人们从“浪漫主义”的理想王国中跌落下来，迅速操起“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较为接近现实人们生活的表现手段，使本来热闹的文学百花园更加艳丽多彩。但是，生命进程的必然在一闪即逝过后，天空中忽然狂风四起，雷电的声音掩盖了喧嚣的江河，初潮的夏讯溃退而去。最为人们接受的诗歌或为表达本真的生活而变得晦涩难懂，或为失去诗人真正的品质而媚俗。汉族语言的表达者们在偶试波德莱尔和蓝波的手法后，便觉此乃轻捷达到的方式。于是散文诗的产生便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缓慢进程中怀有崇高思维的人的情感世界寻找圣洁心灵的呼唤的最佳选择方式的必然。它们从一种诗意的散碎中寓以音乐，失去了节奏和韵脚这种随手可拣的文体以相当的灵活和强烈，内心的对应在一种便捷的抒情中使灵魂动荡不安，梦幻的波动和意识足使每个轻捷的语言运用者惊跳不已——从它的身边观看并倾听人类的声音和自己思想的展现。这种简洁性与直接性通过不加解释的意象的聚集而传递出一种情感的渲泄。散文诗文体在这种简洁、节奏紧密而缓慢中表达出一种糜碎的幸福感、一种行走于空中的体验、一种在这尘世上无忧无虑的感觉和导向人们进入“圣经”般天国的快感。诗人们纷纷丢掉自己已掌握的较为方便但多雕琢的表述方式，走向这种随意与刻薄、宽容和广阔的思维展现中来。与此同时，在流派崛起和西方各种思潮的引进和冲击下，这个长期关闭、墨守成规的民族便得以眼界大开，大口的吸收必然导致良莠并存，中国的诗坛便在百花纷争中竞先呼出各自的口号以达实施思想的本来。那些灵活的语言运用者已不习惯那种须具韵律、格式、节奏、语言精雕而较为艰深的运用方式。在流派纷争、思想引进的同时，那些智慧的空灵者开始对先祖的传统进行深切的反思。从鲁迅和众多的现代诗人作品中，分拣出本已应用的方式，通过一大批中国当代散文诗坛主将的不断推广和自身的实现，一些蹑足而来的朝拜者们，紧紧地抓住波德莱尔和蓝波之手，操练起这种特殊环境中既可运用而又能轻捷达到的手段。从此，这朵在文学百花园中挣扎而起的奇葩，就竞相开放在汉族语言运用者们内心独白的土壤中了。
但是，当我们面对满地的碎瓷、死亡的风暴从我们心中呼啸而过之时，我们这些高贵圣洁的守护者，在以什么样的娇姿与土地对白呢？一种像“踏上我的生命之路，走向坎坷，从坎坷的无情严峻中走出充实人生，属于我的生命之路的坎坷是我们的财富”（唐大同《坎坷》）和“我的惆怅，虽然是你的黄昏生长起来的梦幻，却充满着光明的探索，快乐总是消融悲愁”（黄耀殿《太阳》）样把触角伸进泥土，咏唱从普遍的生命历程中提炼出来的特殊的生命体验的句群，以诗人们拥有的情怀倾吐积存在内心深处因苦难而发自肺腑的歌唱。他们在大地与生灵中，提取与人类种族同音的语素，尽情地表述着各自的生命方式。他们是高尚的照耀者与最确切的见证人。另一种像“旅程是一望无际的迢遥，是幻觉的凌空飞越”（耿林莽《壮飞》）、“灯在远处才倍感亲切，树在水里才格外失魂落魄，月缺的夜晚更注满思绪”（林哥尔《游子吟》）样的，从怀乡与迢遥旅人思绪中分离出来的真切的生命的实在感，无不以风花雪月似的清亮唤醒人们对纯洁生命的向往与仰视，他们在一群群跳动不安的句群中，滑落出一种渴望清新生命的忧虑与深层的哲学思考，导向着生存在大地上的生灵们一步步靠近自然的本真。
但是，还有一些在生命的苦难中唤醒沉醉的人类而发出空灵的声音的人们，他们是敬畏历史的谦卑者。他们深深懂得，当诗歌写作不再是对自身同类忧惧和期待的至诚回答，不再是对美好事物坚持不懈的歌颂和捍卫，不再是在现实睡梦中一次对伟大精神的觉醒，那么，诗歌写作就已经死亡，全部语言就必然浮在纸上，被罪恶瓦解和掠夺，使崇高而痛苦的灵魂永远蒙尘。他们鄙弃和忘却古老的世俗，眷爱着我们繁衍千年的种族，守身如玉，始终在真诚、热爱和清白中与历史保持一致，而且他们在依然对人类和自然的基本生活表示了切肤的询问后，与最高贵者保持着联系。他们是大师，灵魂的升华注定了他们必具伟大的人格和超人的胆略，因此他们才在风雪中歌唱。而这种歌唱，恰是我们经过净化后的民族所需要的力量和火焰，他们在天空中发生耀眼的光芒，直刺那种接近麻木与媚俗的生活方式。他们从屈原、李白、杜甫、陆游手中，接过诗歌的传统，使诗歌再次成为人的直觉，成为人之为人的最高形式，成为语言历史中永远伟大的飞翔。他们受命而来，在光辉变得幽暗的地方，在被压迫得重新寂寞的地方开喉歌唱，把人类最美好的说话方式给予同类，并在此同时把最高贵者的形象显示给人间。在他们心中，贯穿始终的生命是为民族的曙光而献身。但是，散文诗（艺术）要展向天空，广大的诗人们还得不断饱学经典，以先祖的精神为榜，在散碎的意境中唱出属于人类生存的最佳方式的歌谣。
如果说，中国的散文诗坛在众多的圣徒们努力后，仍停留于一种启示和表真的屏幕上的话，那是永远不足为民族赞叹的。这种优秀的文体，必须从太空中放出光芒，指引着天空下的神性步入圣洁的殿堂才算汉族语言运用的高尚者。如果说刘海玉在《猫耳洞漫想》中“啊啊！同去赴汤蹈火的是一群生命，抢回来半个未死的是生命，甘愿不惜生命的是生命、懂得爱惜生命的还是生命”是“残恋着对生的幸福渴望……”的话，那么，森森的“苦难的人类在肉体与精神长期遭受折磨的悲惨命运中挣扎，正义与自由的闪电，悲壮的雷吼……呜咽的葬曲在痛斥的深渊静默，继而渐渐宏大，在悲惨凄厉的挽歌声中，又一个英雄昂然挺立……前赴后继”（《贝多芬》）便是人类在遭受劫难时扼住命运的呼唤了。诗人，之所以投身于义无反顾的当代诗歌事业，其根本的目的和意义恰恰在于他要在玉碎宫倾的晦暗年代中捍卫和恢复已被废弃被轻蔑的诗歌传统，使诗人成为上帝的使者和魔鬼的化身。
无论怎么说，像散文诗这种简洁、缓慢而较易达到的文体，只有与神的创造融为一体，与天空大地神性生灵融为一体时，才是我们真实的语言，才是昭示真理中至高无上的法则。
崇高而纯粹的散文诗（艺术）事业永远是天空下最无私无畏的劳动，它的存在就必然使一切现在的或未来的灵魂有所凭借地进行正直和善良的斗争。
散文诗队伍中的崇拜者们，先祖的气节在召唤着我们，挽起他们留下的遗骸，伸进泥土、展向天空，唱出渗透大地与天空的至高无上的空灵的歌谣吧！
1991年4月21日于四川合江长江边的小木屋
注：此文为1991年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嘉峪关年会专题发言稿，并获得1992年中国散文诗论文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二等奖二名，该文排名第一）。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