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2.17-1962.2.24）
胡适，身为“20世纪中国思想第一人”或“当今世界上最聪明的六个人之一”，他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与鲁迅齐名，是海峡两岸各自推戴的“文化英雄”。
自幼受新式教育，近十九岁时留学美国，胡适受西方文化浸淫之深，在他同时代的人物中，少有出其右者。而对国家那份自然而深厚的感情，使他对政治和现实的严酷批评中，也反映出对中国的关切之深。
熊培云曾言：“错过胡适，就错过了中国的一百年。”面对文化和政治百般纠缠中进退失据、辞受两难的处境，胡适激情的勃发与冷却转为令人心悸的自嘲……他一生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从晚清一路走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但胡适绝非知识分子的典型。作为教授、校长、政论性杂志的主编与发行人，他塑造了舆论，几乎和所处的每一个时代阶段都发生了全方位的摩擦。他始终恪守着自由主义传统，反对暴力，人的独立与自由及其需要的时间是他给时代开出的药方。“从左派到中间偏左、中间偏右，再到右派”，在危如累卵的局势之下，他经常成为夹击的中心。故有人云：“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却在不断激进化中落伍。他是那个急进转型时代的宠儿，也是时代狂躁的悲剧承担者。”
历史是有问题的烟云，对待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在其身后，攻击仍未平息，我们曾从政治高度将他树立为”人民公敌“，与蒋介石”一文一武“分工合作。毛泽东对此倒是看得长远：“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回复名誉吧。“
的确，胡适先生的成就与失意，跳出时代的泥沼，理应看得更清楚。同时，那一代人面对的”痛苦和疏离“，在某种程度上似乎重又叩扰着当下”知识分子“的心灵：理智与情感、个人自由与集体幸福、鲜明个性与整齐划一……这些深刻而矛盾的抉择思辨，在心底仍旧时显时晦……
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造成的，但是后人怎样来评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文章选自《胡适：孤立的人最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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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前夜
“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如果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这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第十八章中的一句诗。1917年3月，二十六岁的胡适把这句话翻译在日记中。四个月后，胡适乘坐轮船跨越太平洋，回到了阔别七年的中国。
胡适对这句格言情有独钟，两年后他在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的演讲中再度提起，并重新翻译：“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便看看不同。”演讲最后他大声呼吁：“这便是少年中国的精神。”
胡适去美国时还是宣统的年号，回国已换新天，但满心憧憬的洋”博士“，下了船却大失所望。国号变了，国体也变了，他却没有看到任何新的气象，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依旧死气沉沉，古国文明如一潭死水，看不到生气。
他去逛书店更加沮丧，抽出一本《墨学微》，还是梁启超十四年前的旧作，不曾改一个字：当年最流行的一部小说是《新华春梦记》。他再去看英文书，“大概都是些十七世纪的书，内中有几本19世纪的书，也都是与现在欧美的新思潮毫无关系的书”。有名气的英文教师连萧伯纳的名字都没听说过，更不要提契诃夫和安德烈耶夫了。
胡适更加感慨：“我看了这个怪现状，真可以放声大哭。如今中国人，肚子饿了，还有些施粥的厂把粥给他们吃。只是那些脑子饿的人可真没有东西吃了。难道可以把《九尾鱼》《十尾鱼》来充饥吗？”
与文化的荒凉相关联，政治上虽然改天换日，但仍旧一片荒芜。民国虽然成立了，真正的民主共和制远未建立。1913年3月，国民党代表理事长宋教仁遇刺身亡。接着袁世凯又罢免了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慰三省都督的职务。孙中山和黄兴即起兵讨袁，号称“二次革命”，不久即告失败……就在胡适的归船在横滨靠岸补给时，张勋的辫子兵刚刚冲进北京，导演了一场复辟的闹剧。
青年与中年胡适
在这个时代变革的前夜，感到寂寞与苦闷的并非只是胡适。远在北京的鲁迅，那时的周树人，正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着生命。他摇着蒲扇，“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地落在头颈上”。逛琉璃厂、抄古碑是周树人苦闷中的唯一寄托。
“1917年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胡适后来在《我的歧路》一文中写道。
— NO.2 —
文化的破壁者
胡适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 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按照余英时的说法，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外， 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胡适正式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是在1917年的9月10日。这时离他二十六周岁的生日还差三个月零一周。当年北大的校庆和胡适的生日碰巧在一天，都是12月17日。
蔡元培主政时的北大，正是人才荟萃的时代。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周作人、刘半农、陶孟和等陆续到来。“二十六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规模较小但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1917年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并非“时无英雄”。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等几尊大神都还健在。其中，年纪最大的严复六十五岁，年龄最小的梁启超只有四十五岁。但就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经入“功成身退”的阶段，否则刚回国的胡适也不会在书店里找不到一本可看的书。他面临的恰是一段思想空白期。
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最困惑的是中学和西学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政体虽然已略具西方的形式，但一切实质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政治现象反而更加混乱。
面对时代的挑战，整整一代知识分子，都在苦苦思索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问题，却无法突破晚清“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
对于文化的核心问题，当时学术思想界的中心人物已经没人能发挥指导作用了。严复晚年的思想越来越保守，因此并不愿再谈西学问题，更不愿谈什么中西融贯，甚至退回到洋务运动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了。国内知识分子的思考遇到了一面坚硬的墙，继续一个破壁者。胡适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现了。他的优势在于不仅接受过良好正规的西方学术训练，对于西方的思想文化与工业文明也有第一手的体验和观察。
胡适用来破壁的武器，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即尼采所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种价值重估的态度，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和政治的层面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因而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思想格局。从此以后，“中学”“西学”的旧名词基本便被“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类的概念所代替了。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余英时认为：“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学术思想界寻求新突破的酝酿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但是由于方向未定，所以表面上显得十分沉寂。胡适恰好在这个‘关键时刻’打开了一个重大的思想缺口，使许多人心中激荡已久的问题和情绪得以宣泄而出。当时所谓的‘新思潮’便是这样形成的。”
胡适与外国友人
北大中国哲学史的课堂，便成为第一个价值重估的实验室。
原来北大教中国哲学史的，是老教授陈汉章。他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有的学生问他：照这样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回答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
胡适接手后，第一次运用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删去那些神话传说的三皇五帝，直接从孔子老子讲起，并尽力找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著作思想的系统，以及中国哲学发展的线索。不讲权威，讲证据，用西方逻辑来讲墨子，孔子也不再高高在上，诸子百家，都可以讨论和批判。
历史学家顾颉刚就坐在课堂上，他后来记述道：“他（胡适）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辟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为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径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做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这样的思想震动，仿佛当年走进万木草堂的梁启超。
教完一年的课，《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的讲义也编印出来了。这是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加以增改扩充而成的。北大蔡元培为这本书作序，提出四大思想的价值：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方法。
胡适所持的“重估”方法，就是他从美国带回的“实验主义”，在胡适心中，实验主义的基本意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而不在其是一种“学说”或“哲理”。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中写道：“实验的方法至少要注重三件事：（一）从具体的事实和境地下手；（二）一切学说理想，一切只是，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需用于实行来试验过。”胡适特别提出“试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在半个多世纪后，这句话又以极为相似的形式被重新提起，并再度开启了一轮思想解放运动。
— NO.3 —
正义的火气
如果不把孔子和其背后的儒学从神坛上请下来，大到解放思想，小到移风易俗，任何进步都无从谈起。就像鲁迅说的，甚至搬动一张椅子都要流血。
一般认为胡适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一页，按照郑振铎的说法是“发难的信号”。
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在1919年2月出版，三个月后，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陈独秀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胡适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有力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法宝，正是由于白话文作为工具的变革，撬动了中国文化从旧的范式向新的范式转变。
在价值评估的过程中，孔子及儒家学说自然成为一个靶子。孔子的权威动摇了，文化保守也就松动了。胡适在给无虞的《爱智庐文录》的序言中写道：“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正因为两千年吃人的礼教制度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碎，烧去！”
胡适认为，最终一战就是要把孔家店的招牌摘下，砸碎了烧掉。不把孔家店砸个稀巴烂，新的思想就无法生根，新的西方学理就引不进来，“再造文明”终究就是一句空话。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打倒孔家店的本意，并非打倒孔子，而是打掉那个被神话的孔子，那个垄断人们思想的孔子，破掉的是儒家的宗教外衣。说到底，胡适是在反孔子的“托拉斯”，反儒家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反孔子的“本来面目”。
此外，胡适的“发难”态度相对温和，他选择的是谦虚的“刍议”。在末篇他特别提到，希望读者能够匡正错误。也就是说，胡适认为自己只是提出了一种见解，抛砖引玉，以讨论的态度研究问题。
老年胡适
而陈独秀却嫌胡适的态度过于温良。在紧接着的《新青年》二卷6号上，他亲自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自称“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把胡适的观点、态度全面升级，不仅要高举“‘文学革命军’之大旗”，而且要在旗上大书特书他的“革命三大主义”。
胡适看到陈独秀的文章后，感到不妥，便又回了一封长信。胡适说，虽然他在自己的诗文中，和朋友谈论时常会用到“文学革命”，但写成文章发表出来还是用了“改良”而非革命，是“刍议”而非教条式的论断。胡适认为，文学的改革非一朝一夕，也不是一两个人能定的。他更希望国内知识分子能心平气和地研究这个问题，讨论成熟了，问题就解决了。他不敢以自己绝对正确，而应该允许他人“匡正”。
然而，陈独秀不以为然。他回复胡适，承认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的原则，但是就白话文学而言，这件事已经很清楚了。“必不容反对者有谈论余地之说；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钱玄同的态度则更加激进，给白话文的反对者直接扣上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帽子，他的态度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骂还是不骂？“绝对之是”还是“匡以正之”？激进与保守，两种态度，两种取向，在新文化运动中第一次交锋。“骂派”是陈独秀、钱玄同、鲁迅，都有留日的背景；反对谩骂的是胡适、汪懋祖、任鸿隽、张奚若等，他们都是留美的。留美留日的两拨学生，知识背景不同，价值信念也有区别，他们虽开始在一起，但分道扬镳几乎是必然的。
胡适的“宽容”和他的同道的“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内在裂痕，最终导致了团体的分裂。这种“绝对之是”的态度，慢慢形成了不容忍的空气，成为胡适后来所说的“正义的火气”。对自由的追求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
胡适晚年在写给苏雪林的信中反思说：“‘正义的火气’就是认定自己的主张绝对的是，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人，摧残异己，往往都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
《胡适：孤立的人最强大》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