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刘醒龙在回顾自己写作时曾说，年轻时常常把人物置于宿命感之下，把人生和环境对立起来，而后他的文学观念及时调整，开始注重人物在时代环境中的命运轨迹。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刘醒龙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他的一系列作品，从早期“大别山之谜”系列小说到《凤凰琴》《圣天门口》《天行者》，再到《蟠虺》和新作《黄冈秘卷》，不仅呈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文学的精神态势，更可见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如何持续聚焦时代变化又引领着文学中心议题。

　　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在近日由中国新文学学会、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刘醒龙当代文学研究中心、《新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刘醒龙近作与新世纪文学发展趋势学术研讨会”上，老中青三代评论家不约而同在刘醒龙的写作中把脉当代文学的足迹与未来走向。对一个作家而言，这或许已是最大的肯定。

　　地方史书写是21世纪以来许多作家都致力于突破的写作方向，它的优势在于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内在生命联结，循迹历史的形成与更迭，而它的难度也在于此。刘醒龙的写作并不以地方史标榜为其艺术特征，但显然，楚文化作为一个或隐或现的背景，融入了他笔下的人物情志之中，并以此支撑起作品的文化气象。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在研讨会开幕致辞中指出，刘醒龙的创作伴随着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成长，对文学界最大的启示在于持之以恒地融合历史与现实，并且在地方书写层面自觉地打破了狭窄的地方格局。对题材的敏感把握与历史观的熟稔，赋予了刘醒龙的写作区别与其他作家的独特价值，《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便对其作品保持同步关注，他认为刘醒龙的作品最大特征是通过现实关怀为纷杂的现实寻找一个秩序感，并以此让读者感同身受其中的境遇感，这背后离不开他自身强烈的如根须一般延伸的想象力和忧患意识，以及心怀家国天下的方圆性情。

　　这让刘醒龙的写作在当代文学四十年的浪潮里变得极易辨识，武汉大学教授於可训将此形容为“一个人的文学史”，他通过梳理发现，80年代中期开始发表作品时，刘醒龙避免了伤痕文学的潮流，因而作品中呈现出温暖、宽容的氛围。在90年代前期，刘醒龙虽然受到西方文学潮流的影响，但仍然是扎根现实的，同时又避免了其中极端的方面。90年代中后期，他的创作被雷达评论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而在新世纪以后，刘醒龙的创作更多地关注文化问题，区别于大多数作家取材和看问题的角度，他真正从文化学角度进行书写反思，这可以看做是当代文学的一种趋势。

　　持续且稳定的写作水准是外界对刘醒龙的一个共识，21世纪初面世的《圣天门口》在人道主义与重新讨论历史精神等方面达到的高度至今让许多评论家记忆犹深，而《凤凰琴》与《天行者》扎根现实的书写聚焦乡村民办教师命运，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2011年凭借《天行者》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他并未停止文学探索，借助《蟠虺》《黄冈秘卷》等作品，刘醒龙从故乡地方史层面切入历史场域与现实问题的冲撞对话，恰如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所观察到的，刘醒龙从不放过以文学反映每个时代的重要时刻，并以楚文化品格支撑起自身写作向前精进。其中尤其是刘醒龙多变的写作风格以及处于不同时期精神立场的转换反思给研究者留下深刻印象，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提到刘醒龙的写作不会满足于既有的成就和建构，他总是建构然后放下，他不只在书斋里，也是一位大地上的行动者，用传说来写历史，用想象来写真切，更新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对文化历史资源的开掘可以在刘醒龙的近作散文集《上上长江》中得到直观反映，从青藏高原的格拉丹东到上海崇明岛，他曾说此次溯流而上的远行，是对长江源流的探索，对长江文化的敬畏。而将万里长江从头到尾走上一遍，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从关注楚地故乡到整个长江流域文明，从一个人物身上汇聚一个时代的精神样貌，精确描写与深入发掘是刘醒龙不变的写作态度，他在现场回忆起写作时对细节的考证，《圣天门口》在写到某个历史日子的天气时，专门买来厚重的气象志查询，在《黄冈秘卷》中使用黄冈方言“嘿乎”以不同语气词展现了它肯定或否定的多种含义，方言词的灵活性在他看来具有更多可发掘的文化意义。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刘醒龙的写作与改革开放同步，并在持续经典化命题、探索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现实主义写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一个作家的题材敏锐和思想深度决定了他的文学高度。新作《黄冈秘卷》之后的刘醒龙也在告诉外界，小说中对“贤良方正”文化品格的坚守也是他当下通往写作的一条重要路径。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王春林在研讨会总结时如此提醒，对刘醒龙近作的探讨不仅与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特征相关，对当代文学的未来写作趋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