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深入的反腐风潮，在过去的十年间，催生了越来越热门的“官场小说”。
官场小说到底有多火？随便走进一家书店的畅销书柜台看看，答案不言自明。相较于晦涩难懂的西方政治学著作，中国人更热衷于透过这样的戏剧化表达，去观察社会。
事实上，写官场，离不开反腐败；写反腐败，离不开案子。这一点，几乎没有官场作家能免俗。不少作家更是公开表示，更愿意自己的作品被称为“反腐小说”。
在充斥着“潜规则”、“黑幕”的官场小说中，我们可以照见许多现实的反腐困境。
2009年8月，王跃文的新作《苍黄》刚刚上市的第一个星期六，当当网就卖出了近四百本，在接下来的半年里，《苍黄》一直稳居各种新书排行榜的前几位。尽管诸多的所谓官场小说作家都不愿意将自己冠上这样一个标签，但官场小说热却是个不争的事实。
2010年1月26日，刚刚接到自己《苍黄》版权官司一审胜诉消息的王跃文对记者说，官场小说这个标签把他的“小说简单化了，并且也不愿意因此而引起某些方面的高度关注”。
然而不管作家们是否愿意承认自己是“反腐作家”，公众视野里的官场小说几乎都离不开“腐败”这个话题。
十年的热度与厚度
“现在中国的‘官场小说’相当好卖，并已形成了一个书系。”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在2009年第1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说。
统计资料显示，仅仅十年间，我国出版的官场小说就达1000余部。而在2010年当当网官场小说最新的销售排序表上，正在热销的官场小说就有488部，按销量高居榜首的是王跃文的《苍黄》，第二名是柳池云的《公务员是怎样炼成的》，第三名是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第四名是阎真的《沧浪之水》。
官场小说的作者，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人：一种是文学圈子内早有影响的小说家，他们只是在某个时期或因某几部作品被硬拽进了官场小说家的序列；第二种是曾在官场混过一段时间的官员半路出家写小说；第三种就是网络写手。
阎真可以被归入到第一序列。他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8年获湖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8月赴加拿大留学，在圣约翰大学社会系学习，1992年回国，现为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2001年《沧浪之水》出版，被年轻人称为“杀死了我的全部理想”。
王跃文是第二类作者最典型的代表。1984年王跃文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南省溆浦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后调入怀化市政府办公室、湖南省政府办公室，都是写官样文章，业余写小说。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中短篇小说若干，从此一发不可收，直到2001年10月起专职写小说。
“我从最初的中短篇小说开始，大多数作品都取材于官场。因为我对这方面的生活最熟悉，感触也最深。人在官场，有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很压迫人，大概就是官场的氛围、气息、游戏规则等等。当然，很多人在里头如鱼得水，或者愿意委屈自己而求得发展和荣光。也许是我自己的价值取向及精神气质同这个环境有冲突。”王跃文如此解释。
浮石在这样的一个群体中，则显得颇具传奇色彩。从商人到因行贿而身陷囹圄，最后以个人经历写作自传体、与腐败有关的小说《青瓷》，身份转换成写手。
三个人代表了官场小说的不同视角：这个社会的旁观者和参与者。[NextPage]
腐败是官场小说内容的主线
官场小说最热的这十年，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高速发展的十年，也是从上至下愈来愈意识到腐败问题严重性的十年。
联名举报、群体性事件、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资产流失、上访、矿难、司法不公……这十年中的腐败问题，也构成了官场小说内容的主线。
事实上，大多数的官场小说，都是通过透视官场现象，揭示现行官场体制的矛盾，以及对人情、人性的叩问。因此有些读者把时下的官场小说家戏称为柔中有刚的“行风评议员”。但是审视官场小说的具体内容，与现实中的腐败问题却存在着诸多悖论。
“官场小说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些‘潜规则’、‘关系学’。”公务员小孙对记者说。在很多人看来，现实中官场确实有潜规则存在，是他们认可官场小说的前提。
然而，不少人怀疑，官场小说的作者存在“夸大其词”、“混淆视听”的嫌疑，官场小说和现实社会到底有多少契合度？
在王跃文看来，“官场外的人，或者不懂得官场门径的官场新人，会觉得我的小说写得有‘秘笈’功效，真正的官场老手，并不会跟着一部小说去学。我们不能指望文学有多大的能量，它能够承担的责任其实是相当有限的。我更多的是写有关官场人生的孤愤与彷徨，痛苦和救赎。如果把我的小说看成现实的指导，未免太天真了。我只是在思考。我用小说思考生活，也希望通过阅读思考生活。通过观察和思考，能有所感叹、有所清醒，就足够了。”
实际上，不少人热衷于研究作品人物与现实的对号入座，而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最怕“对号入座”惹麻烦，这是中国文坛特有的忌讳。
王跃文就遇到过一起。《苍黄》刚刚出版，就遇上了闹得沸沸扬扬的“溆浦编制门”事件，而溆浦就是王跃文的故乡。不少人因为《苍黄》中使用的方言而认定其小说的内容属于“就地取材”，甚至溆浦有关部门也表达了对王跃文的不满。
“这完全是一种巧合。”王跃文回答得斩钉截铁，“小说的灵魂在于虚构。不过，我在小说里刻意用了一些很地道的方言，其实就是我自己家乡溆浦的。严格来说就是我们村方圆十几公里之内的。山区方言复杂，十里不同音。但写的事件没有家乡的影子，我的所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虚构。我用家乡的方言做语言素材，为的是增加小说语言的韵味。比方，北方人讲破罐子破摔，我家乡讲烂船当做烂船扒；北方人讲沸沸扬扬，我家乡说抬起来了；北方人讲起哄，我家乡讲起拱子。我家乡的话更生动。”
与此同时，王跃文也坦承小说同生活虽然不能一一对应，“但《苍黄》中的几个大事件，如几个县级领导联名举报县委书记、送上访者去精神病医院、矿难，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我在小说中只是作了艺术处理”。
无独有偶，热播电视连续剧《蜗居》的小说作者六六也碰到了一连串“对号入座”的问题。
人们津津乐道地猜测，以“江城”为故事发生地的《蜗居》的某些情节，是在影射2006年黄浦江畔发生的那宗震惊海内外的社保案？
“官场小说中的人物究竟有没有原型、原型是谁，其实是不重要的，其中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折射以及隐藏在背后的社会情绪才是值得关注的。”有人这样评价。因为小说中的贪官形象，我们总可以毫不费劲地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不计其数的原型。[NextPage]
法律仍是官场小说的尴尬一环
王跃文指出，审视自己十年之前的《国画》和现在的《苍黄》，同为官场小说，同为权力斗争和反对腐败，但主题思想上却有了一个变化。
“官场的问题不是单单‘腐败’二字就可完全概括的。我从不单纯立意于反腐败去写小说，尽管这个主题也许很重要。我也并不喜欢把人物处理成另外一种概念化：好人身上加一点坏，坏人身上加一点好。我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既有人性本身的原因，也有现实环境对人的影响，更是人同环境抵抗或妥协的结果。”
一名官员是好人，所以违反法律就可以被“饶恕”的情节在官场小说中并不少见。例如周梅森的《中国制造》中有一个情节，某国有企业老总把母亲三万多元的医药费违规拿到单位去报销，查下来的结果却是这个老总廉政爱厂，母亲患癌症却支付不起医药费才不得已而为之。纪委书记陷入了查与不查的困境。有网友评价：“书中没有一个坏人，却矛盾重重。”
然而，当“人情”这个砝码越来越重的时候，我们发现法律的标准正在失衡。
不管是《国画》中的朱怀镜，《蜗居》中的宋思明，还是《青瓷》中的张仲平，他们下滑的过程并不是直线的，而是经过了一个缓慢的曲线的蜕变过程，最终失去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这些都与之前周梅森、陆天明等人笔下的“高大全”的形象有了明显不同，因为多了一些人性的关照和道德困境的解剖而更显真实。
在现实生活中，腐败问题被揭露的最常见方式是官员接受司法的审判。但反映在大量的官场小说中，其结局却往往都要依靠冥冥中不可获知的力量来解决问题，或者是存有严重的“包公情结”。
法律，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并不被视为解决腐败问题的良方。
号称“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王跃文，也在《国画》中安排了一个神秘的算命先生。他在小说中这样感悟人生：“活在世上几十年就像一桌麻将，抓着几手臭牌天就亮了。”
小说《苍黄》中集体实名举报腐败县委书记的县长、县人大主任、县政协主席遭到有组织的打击报复，并以悲剧人物刘差配最后自杀结尾。网友夏秋冬品读说：“《苍黄》结尾安排黑白通吃的贺龙飞团伙被打掉，为灰色的基调抹上些许亮色，但是依然掩盖不了作者对官场潜规则深深的恐惧。”
而阎真的《沧浪之水》，主人公池大为从对抗假药事件、反对公车浪费到向马厅长密告了准备集体实名举报的一批人，最终自己坐上厅长的位置。“人情”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却愈加彰显了法律的被无视。
这种宿命的结论从侧面影射了现实中那种投机取巧、耍奸浮夸的从政心态，同时也体现出作家精神追求与价值立场的迷失，使得“官场小说”难以逃脱概念化、类型化的厄运。上个世纪50年代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的那种理想主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苍黄》小说的开头写了一幅名为“怕”的画：画的是深蓝色的花瓶，插着一束粉红的玫瑰，花瓶却是歪斜的，将倾欲倾的样子，忍不住想伸手扶，可是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画框，花瓶又歪了。过了许久才看到画框上写了一个小小的“怕”字。王跃文对记者解释说：“怕也就是敬畏。”
然而，法律能否充当这个被敬畏的对象?《青瓷》的答案是主人公张仲平的行贿对象被双规，但张仲平本人却沦落到妻离子散的境地。
法律，仍是官场小说的尴尬一环。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