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与
莫言的《蛙》最后两者“PK”，场面尴尬。
一年一度的“《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上周在北京揭晓。这个在文学圈内素来以严肃、权威形象出现的文学奖，第一次打破传统文学评奖方式，引入电视选秀机制，在文学日益娱乐化的大潮之下，透露出严肃文学阵营在坚守与融合之间的尝试。[NextPage]
正因为此，今年“年度最佳小说奖”得主——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出炉过程也颇不寻常。当作家、评论家、出版方、读者、媒体五大评委方阵共聚一堂且相互制衡时，文学评奖头一次不再关起门来说事。当“高尚”的“遮羞布”被扯掉，《一句顶一万句》的力拔头筹充满了争议，其中的每一个斡旋、坚持乃至弃权，都折射出传统精英文学界正在面对的新课题。
昨日，记者联系到《当代》杂志编辑室副主任、资深编辑周昌义，以主办方及亲历者的身份，为读者还原评奖现场。
文学评奖首次放下身段
“出于避嫌，过去的文学评奖还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作家、评论家、出版机构、媒体、读者共处一室，每人都是评委，每人都有投票权。”周昌义告诉记者，本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一个最大的变化，是投票话语权的变化。
据了解，前五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的最终决选，一直是7位专家评委实名投票。“五年下来，发现专家奖确实都有片面之处。”周昌义说，今年主办方决定取消“专家奖”和“读者奖”，只评选“年度最佳”，而评委团则扩展为作家、评论家、出版方、读者、媒体五大方阵。“评论家11位，作家及责编8位，业内知名出版机构和文学杂志代表10位，读书栏目媒体50家，豆瓣网读者若干。每一方阵单独看来都有些片面，加起来却实现了一种平衡和制约。”在他看来，所有文学奖都不可能做到绝对公正、不偏不倚，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也备受指责，因此，本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希望通过各方力量的制衡，达到“均衡”的初衷。
这种评奖方式，即使在现场，也受到一些比较严谨的评论家的质疑。被誉为“布老虎之父”的出版人安波舜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让作家或出版社拥有投票权，确实有利益攸关的问题”，他希望文学的梦想不要被轻易地世俗化。
但主办方坚持要将这个大杂烩的“游戏”继续下去。在网络直播的评选现场视频上，记者看到，评选现场异常热闹，网络读者苏茉、《金山》责任编辑、作家孔二狗和莫言纷纷发言“拉票”。最后的投票环节，主办方甚至准备了五根玻璃柱，代表进入“五强”的五部小说：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阿来的《萨格尔王》、苏童的《河岸》和张翎的《金山》，每位评委一一走上台前，往玻璃柱里扔小圆球——整个评奖过程，俨然一个娱乐化的派对。
“过去，大家总觉得文学跟娱乐没法比，自己把自己看得很神圣，稍有不尊重便觉得是亵渎。”周昌义说，本届“《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意在开一个先河，让严肃文学放下身段，主动娱乐化。“更何况，甭管形式上怎么娱乐，它内在的核心精神——透明、公平、民主是严肃的。从这个角度说，它比所有貌似严肃的文学奖要严肃得多。”他表示。
“逼”着评委“二选一”
这种评奖方式一个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考验当代文学界评奖的公平性，考验评论家的勇气。
“评论家和作家都是头一次面临这种尴尬的评奖场面。大家都在文坛混，作家的心眼也不一定都宽广。摆在桌面上，让评论家来二选一，一定是比较难堪的事情。”周昌义告诉记者，在评选现场，《蛙》和《一句顶一万句》之间“二选一”的细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来自中国作家协会的著名评论家雷达坚持要“一票两投”，将票同时投给《蛙》和《一句顶一万句》，最终他实在抹不开面子，只好选择弃权。
主办方为什么一定要“逼”着评委们“二选一”呢？周昌义解释说，只有“逼”到这个份上，才能真正“逼”出他们心中的“孰轻孰重”。他告诉记者，中国当代文坛有个很不好的风气，尤其是评论界，一出席座谈会，从来都是唱赞歌，不好意思说缺点。在他看来，缺乏批评的当代文学生态并不健康，“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改变文坛风气。慢慢大家就会习惯，作家没必要比明星还要脆弱吧。”[NextPage]
事实上，被主办方这么一“逼”，评论家们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倾心于《一句顶一万句》、《蛙》和《河岸》三部作品，他声称“如果有并列就好了”，但最终也表明：“如果实在让我选，我今年选《一句顶一万句》，明年选《蛙》。假如说《一句顶一万句》99分，《蛙》就是97分。”类似的还有文学评论家白烨，尽管他在申诉理由时强调“如果不能投两票的话，我就把我的票分成两个半票”，但最终投票时仍将宝贵一票投给了《一句顶一万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福民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则从个人文学鉴赏的角度，选出了《一句顶一万句》。
“只有在这种时候，明知要得罪一个人，你也咬着牙得罪了，才能看出评论家们心之所向。”周昌义说，主办方设置规则的初衷，就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平，“如果说这次评奖是一个考验，中国评论家和作家都通过了”。
种萝卜如今也得卖萝卜
通过“《当代》长篇小说年度奖”的评选改革，《当代》杂志希望能对文坛风气有所触动，对备受娱乐化浪潮冲击的精英文学圈做出一个探索性的示范。
“文学方式在变革，大家会慢慢适应并习惯的。”周昌义举例说，最初主办方请《福布斯咒语》的作者王刚来，王刚担心自己评不上会很难堪，有些犹豫，“我们逼着他来了。到了现场一看，连莫言也被PK下来了，心理就放松下来。”他指出，作家也得慢慢习惯，不一定在任何场合都非要成为中心。就像刘震云说的那样：“时代确实是变了，种萝卜的现在都得肩负着卖萝卜的职责，要到市上卖。我一开始不好意思，但我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在卖，余华在卖，最近莫言也在卖。”当市场体制已经彻底改变了文学的创作、传播方式时，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成为当代文坛每个人正在面临的挑战。
由此，此次《当代》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操持这样一次娱乐化的文学评奖，放在大环境下来观察其实更有意味。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的娱乐化与严肃文学的坚守阵地形成两军对垒的态势，纯文学的边缘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些年，双方阵营似乎又渐趋融合之势，像郭敬明入作协，像此次《当代》文学奖的娱乐化。在周昌义看来，双方的互融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有幸的是，在感受到最初的尴尬之后，许多当代作家已经开始反思，并及时调整。在获奖现场，刘震云就感慨说：“这个场面让我感到文学的尴尬。文学在这些年，首先要经过娱乐的洗礼。每个作者坐在这里，你投票也不是，不投票也不是，不上不下、不尴不尬，这就叫娱乐。”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