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阳

    高智商＋弱小＋群居＝蚁族。

     1月23日，《蚁族》被国内30余家媒体评为“2009华语传媒年度图书”。此前的19日，“蚁族”刚刚入选国内语言文字专家评选出的“2009年十大流行语”。12日，“蚁族现象”当选凤凰网推选出的影响时代的2009年度十大沸点事件。

    去年9月，总结了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蚂蚁的三个共同点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廉思新造了“蚁族”这个崭新的汉语单词。短短3个月，这个沉重、形象而饱含感情色彩的词汇，一跃成为年度十大热词，一个庞大的、难以统计的城市沉默群体，由此浮出水面——他们远低于城市普通人群的月收入、窘迫的生存环境、无处安放的青春，让无数父母揪心不已。

    孔子曰，三十而立。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当2010年的新年钟声敲响后，这些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将陆续面对人生的一个重大问题：能否立？如何立？

    专访同为“80后”的学者廉思，仔细探究这一网络热词的诞生过程，或可发现，“80后”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努力，更有智慧，也更坚强。

    一词风行

    “不是历史著作，却必将载入史册”

    《蚁族》一书带来了很多“麻烦”，廉思已经有些不耐烦了。1月6日，当本报记者的专访第三次被电话铃声打断时，他起身拔掉了办公桌上的电话线。

     2009年5月，在完成了题为《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第一阶段调研之后，廉思意犹未尽。他觉得，“除了形成一个报告外，这个课题还应被更多的人看到”。

    调查显示，这是一个沉默的群体，都受过高等教育、人均月收入不足2000元、聚居在城乡接合部。保守估计，仅北京唐家岭和小月河等地，就有10万人之多。而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却很少被人关注和研究——“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在网上检索‘聚居村’，出现的只有‘少数民族聚居村’这个概念”。

    出书的难点在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个学术词语太拗口，很难传播。围坐在会议桌前，短暂的沉默过后，调研团队中的一个人小声地说出了《蚁呓》：这是一本以图片来刻画和叙述一只蚂蚁寻找、奋斗、迷茫、孤单的图书。

    “蚁族”！几乎是异口同声，廉思和他的团队成员拍案而起，就是它！

    科学研究表明，看似弱小的蚂蚁有着25万个脑细胞，是所有昆虫中最聪明的一个物种。通过自己的勤劳工作，蚂蚁构建了一个个巨大的群居社会。“我们的调查对象，与蚂蚁的高智商、弱小、群居的特点很吻合，与蚂蚁的勤劳工作、不懈努力的品质也很接近。”

     9月，《蚁族》一书出版。这本完全由“80后”团队完成的社会调查报告，获得了北大校长周其凤、人大校长纪宝成的亲笔推荐。其中，人大校长纪宝成在国外出访期间，几次让秘书致电廉思，他要认真思考书中反映的问题，然后再写一个漂亮的推荐语。 [NextPage]

    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含着泪水读完了报告”，称“这本书是无需推荐的”；微软前高管唐骏则说，“这不是一部小说，却字字扣人心弦；不是一本传记，却句句镌刻着小人物的奋斗艰辛；不是历史著作，却必将载入史册”。

    事实上，“蚁族”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中央层面的关注。廉思说：“我通过国家社科基金系统把调研结果递交给了有关方面。得到的反馈是，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他们均作了批示。200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也将焦点对准‘蚁族’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可以说，我所关注的问题，已经到达了所能到达的最高决策层。”

    垫资出书

    “2009年的图书界，因为《蚁族》的存在，才不至于显得如此荒凉。”

     3个多月前，廉思还在为《蚁族》的出版发愁。

    看了样书以后，广西师大出版社打来电话，盛赞这是一本好书，但要求廉思垫资3万元出版。廉思有些不情愿，他找到责任编辑吴晓斌，说：“我这是本好书啊，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情怀，一定能火。”

    吴晓斌与他早已熟悉，也不客气地笑着说：“不瞒你说，来我这儿的人，个个都说自己的书能火，绝大多数都没火起来。说句老实话，你这书有火的可能性，但也很可能不火。”

    廉思从家里拿出3万元。第一次开机，只印8000册。

    去年十一前，廉思打算为自己的新书开一个发布会。考虑到与国庆气氛不符，他后来取消了发布会。此后，因手里没钱做宣传，发布会再次延期。

     10月，因为没开新书推介会，《蚁族》在登上几家报纸的书评版面之后，便悄无声息。11月，开始有媒体来采访，“蚁族”这个词汇悄然从书评版走到了社会版，并占据了越来越大的版面。

    进入12月，廉思的感觉终于好了起来。先是出版社打来电话，要求加印3000册。再后来，是8000册，又一个8000册……

    统计资料显示，1999年启动的大学扩招，在2003年迎来了第一波就业高潮。这一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约为212万。此后，这一数字从280万起步，一路狂奔，直至2009年的611万。

    廉思说，看到这组数据时，他就预料到了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也预料到了这本书的畅销。但真的畅销时，他又有些不敢相信。

    这一次，是编辑吴晓斌笑着来找廉思了。他要求签下《蚁族》这本书的繁体版权、外文版权以及影视版权。廉思打算拖一段时间再做决定。此后上门的还有多家影视剧公司，他们打算把《蚁族》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

     2010年1月初，《蚁族》获得新浪网年度十大非小说图书。1月16日，在《广州日报》主办的2009中国图书势力榜评选中，经过近30万网友投票、专家评委认证以及市场表现三方面因素综合评价，《蚁族》一书又获得非文学类十大好书。有人评论说，“2009年的中国图书界，因为《蚁族》的存在，才不至于显得如此荒凉”。 [NextPage]

    廉思的获奖感言是：“蚁族”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庞大群体。我们只是想了一个容易传播的名字，把这个原本沉默的群体，展现给了大家。是这个群体的智慧和力量，让每一幅图片都记录着历史，每一篇故事都充满着感动，每一个文字都蕴含着力量。

    沉默的蚁族

    “每天早上，站在唐家岭的公共汽车站牌前，如潮水般的年轻面孔涌过来，无休无止。”

    尽管有心理准备，站在唐家岭，廉思及其调研团队还是被这个同龄群体的生活现状所震惊。

    首先是窘迫的生活境况。数据显示，500多个样本中，绝大多数人的税前月平均收入集中在1000至2500元之间；多为群租，月房租平均为377元，饭费为529元，月均花费总计1676元。此外，他们经常换工作，但总局限在电子产品销售、保险等几个有限的工种之内，收入则在这个范围内晃动，很难有大的提升。

    比生存境况更惊心的，是他们的总人数。“每天早上，站在唐家岭的公共汽车站牌前，如潮水般的年轻面孔涌了过来，无休无止。唐家岭的站台前，专门安排了4个人负责关车门。若没他们，车根本就开不走。”

    唐家岭是西北旺地区的一个小村庄。伴随着城市的膨胀，这个城中村的建筑，由一层到二层，再到三层四层，最高的一个则长到了7层。两年调查期间，廉思等人眼看着入住这里的“80后”面孔有增无减。

    “80后”，特指出生于1980年至1990年之间的一代人。1999年的扩招，他们中的很多人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4年后的2003年，他们陆续走向社会时，这一剧增的、源源不绝的且大多只能在城市中找到对口专业的就业人口，令各大城市的就业压力陡增。

    “我们的研究表明，‘蚁族’群体，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过了5年的，经济条件好转的，会搬离这里；生活实在没有改观的，也会黯然离开这个地方。”

    唐家岭是一个驿站。每天，一些人来到，另外一些人离开。类似唐家岭这样的地方还有很多，廉思的调查报告发表后，国内各都市类媒体纷纷做了本地化操作，“沪蚁”、“秦蚁”、“江蚁”等概念陆续出现。

    与廉思等人最初的想象不一样，这里还有10％的学生来自211院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重点高校。有一次，一位访问人员在一栋低矮的公寓里遇到了自己的一位师兄。后者曾是这个学校学生会里比较活跃的成员。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尴尬无语。

    “80后”团队

    “我们所做的，只是接近这些同龄人，用心记录他们的生活。”

    《蚁族》中记载，根据对546份有效问卷的分析，聚居在唐家岭、小月河的这个群体中，95.3％的人年龄集中在22至29岁之间，均为“80后”。 [NextPage]

    与自己调研的对象一样，廉思也是一个典型的“80后”。参与课题研究的，均是北京各高校的“80后”博士和硕士；入户访谈的，则是人大、北大的“80后”新闻系学生。这不是巧合。事实上，“80后”都已慢慢地走上了社会这个大舞台的中心地带。

    廉思，1980年出生在北京，高中毕业于北京市五中，本科、硕士、博士均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廉思的父亲是北京一家大型研究机构的高级工程师，母亲则工作于国资委一下属单位。

    互联网上依然可以检索到廉思上一次“出名”时的新闻报道。这篇标题为《学生官大作为》的文章中说：“2005年，经中国人民大学组织部和党委学生工作部推荐，廉思到湖北省广水市挂职任市长助理；2006年3月，他组织了一支14名在读博士、硕士构成的调研组展开调研，写了一份16万字的《中国中部县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探究——来自湖北省广水市的调研报告》。”

     2007年，从人大博士毕业后，廉思来到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当老师。一年半后，廉思被破格提拔为公共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随后，又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廉思特别强调，他不是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的施鹏鹏，29岁就成为西南政法大学最年轻的教授，“‘80后’的市长、教授多了去了”。

    廉思在对外经贸大学设立了一个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2008年奥运前，他招募了10多名“80后”博士及博士后，完成了北京市教工委委托的一项名为“高校维护稳定工作动态预警体系”的课题研究，并获得奥运先进个人称号。

    “蚁族”这个课题也一样。开展调查两年来，陆续加入调查团队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包括摄影师在内，总数超过100人，全都是“80后”——“这实际上是一个‘80后’的集体作品。我们所做的，只是接近这些同龄人，把他们的真实生活，用心记录下来。”

    青春梦想

    “他们是如此的率真、坦诚，比我们想象的更坚强。”

     2008年申请此课题时，廉思连连被否。

    “那时，金融危机还未爆发，国内经济形势很好，没人意识到这是个问题，说我杞人忧天、危言耸听的大有人在。国外的一家研究基金曾许诺给我上百万元的研究经费，我毅然拒绝了。这样背景的钱，我不能要。”廉思说。

    更敏感的，是“蚁族”一触即碎的青春梦想。一个居住在小月河的自考女生，给廉思留下了很深的影响。她告诉访问人员，2007年中国最红的演员王宝强，未出名前就居住在小月河一个离她不远的地方。因为拥有相同的“小月河人”身份，这名女孩对王宝强的任何新闻都保持高度关注和传播热情。在她看来，王宝强的“成功”离她不过一步之遥。还有一些人为自己制定了3年买车、5年买房接父母的人生目标，并为此而不懈努力。 [NextPage]

    这类梦想能否落地？

    廉思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他无权评价别人的梦想。

    偶尔，廉思也有“蚁族”之感。2008年，他在北五环外买了80多平米的一套新房。所付的20多万元首付，“很惭愧，从父母那借的”；月供5000余元，廉思副教授加副处级的6000多元月工资，“还起来紧张，所以先出租一段时间”。目前，他还暂住在父亲分的一套房子里。

    更多的时候，廉思说，他从“蚁族”身上看到了“80后”的不懈奋斗。《蚁族》一书热卖时，书中的一些主角已离开北京。与普通社会调查时被访者普遍要求匿名不同，书中的很多人均是真名实姓，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看到，尽管生活艰难，但他们是如此的率真、坦诚。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并朝这个梦想不懈努力。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坚强。”

    廉思：他们只是尚未成功

    居住在聚居村里的、数以万计的“蚁族”，今后或将变成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和“知青”、“下岗职工”、“农民工”这些单词一样，“蚁族”这个簇新的单词，也将成为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关键词之一。

    月收入1956元

    记者：什么样的人算是“蚁族”？

    廉思：简单说，就是受过高等教育、低收入、群居。根据我们对54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蚁族”的年龄集中在22至29岁之间，毕业5年内的“80后”大学生占95％。毕业5年后，要么混得好，搬到更好的地方；要么混不下去，回老家了。“蚁族”的平均月工资为1956元，月房租为377元，饭费为529元，月均花费总计1676元。北京市职工平均月工资是3700多元，是“蚁族”的两倍左右，所以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低收入群体。此外，他们还呈现出一种聚居的生活状态。我们初步统计，北京的这类聚居村有10个左右。

    记者：“蚁族”聚居村的就业率有多高？

    廉思：不高。在“蚁族”中调查，五分之一没有工作，失业比例近20％。

    记者：找到工作的80％，一般都做什么？

    廉思：电子器材营销、广告营销、餐饮服务、教育培训等，都是门槛较低的工作。其中，57.8％的“蚁族”成员任职于私营或民营企业；32.3％的“蚁族”，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37％的“蚁族”，没有“三险”等基本保障。

    50％来自农村

    记者：他们大都来自哪里？ [NextPage]

    廉思：大部分系民办高校、外地高校毕业后在京找工作的大学生，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最多。从家庭出身来说，“蚁族”的家庭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和县级市，来自于农村的50％多，县级市的20％多，来自省会和直辖市的，仅占7％。从整体情况来看，“蚁族”中，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其中管理人员的比例低于全国的该阶层比例；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只占8.2％。可见，这个群体以中下等阶层的家庭为主。

    记者：他们的现状，似乎是父辈的再现？

    廉思：是的。从群体内部情况分析，父辈的家庭背景还影响了子女教育获得。这个分化路径，沿着本／专科、热／冷门专业、国民／非国民教育系列三个维度同步进行。另外，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等优势阶层的子女在更高学历中（如本科和研究生）的出现率更高；而个体、失业以及工人等较低阶层的子女在较低学历（如专科）中的出现率更高；此外，商业服务业、农民等较低阶层的子女在各个学历中的出现率都很低。

    记者：“蚁族”在每个大城市都存在？

    廉思：我们保守估计，“蚁族”在北京有十几万人。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这类一线大城市基本都有。甚至，一些地级市也有这类群体存在。河南的《焦作日报》说，焦作也有“蚁族”，被称为“焦蚁”。

    他们已无法回头

    记者：他们为什么不能回家就业？

    廉思：我们也问过很多“蚁族”，为什么不回老家？他们回答，“我的专业是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电脑编程、生物工程，回县城、农村，我能做什么？”一般人的理解是，家乡父母对受过高等教育者的过高期望，让他们难以回去。实际上，巨大的城乡差别，偏远地区更少的就业机会，不科学的专业设置，让他们基本丧失了回去的可能性。

    记者：之前为什么看不到他们？

    廉思：我们的研究显示，1999年是大学第一批扩招，2003年这批人刚好毕业，聚居村正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2005年左右，聚居村开始形成一定规模。现在人数已经很多了。比如唐家岭，村民3000人，而“蚁族”则有几万人。以前之所以看不到这个群体，是因为他们处在我们的管理盲区之内。从性质属性上说，该群体已经毕业，不是在校生，因此教育部门管不着；该群体没有当地户口，属于“北漂”一族，因此当地人事部门无法管；该群体很多没有“三险”和劳动保障，享受不了当地低保及各种失业救济，因此劳动保障部门不能管；由于没有户口，建设部门提供的廉租房也惠及不到该群体。因此，可以说，该群体的问题是哪个部门都有所涉及，但又不具体属于哪个部门的权限范围之内。

    过度仇富会导致媚富

    记者：你是不是夸大了“蚁族”的苦难？

    廉思：这本书是原生态的记录，不是报告文学。一些人从中读出苦难，另外一些人则从中读出奋斗。我们的调研员感触很深，一些人原本带着一种拯救弱者的心态去聚居村，认为他们很苦，结果发现“蚁族”朋友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坚强。他们物质上很贫乏，但精神很强大，对未来有着非常美好的憧憬。我很欣赏我的“蚁族”朋友邓锟。奋斗两年后，他现在的状况依然不尽如人意。但他说：“虽然要从头再来，但我不是失败者，我只是尚未成功。” [NextPage]

    记者：他们怎么看待富二代？

    廉思：“蚁族”的“相对剥夺感”较一般群体偏重。“蚁族”受过高等教育、有平等意识、喜欢比较。毕业一两年，同龄人中的“富二代”开好车、住好房的现实刺激，确实让他们的心态难以平衡。但反过来说，过度的仇富也可能导致另一种极端——媚富。

    应疏通向上的通道

    记者：他们有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廉思：自隋唐开创科举以来，莘莘学子就希望通过此途径改变命运。但现实社会中，权力、金钱与人情往往成为弱势群体“中举”后难以走入成功境界的障碍。越是平民出身的孩子机会就越少，这正是“蚁族”悲剧的社会根源，也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社会现实。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

    记者：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当做什么？

    廉思：发展必然带来问题，但一个良性社会必须具有自我修复的机能，政府应当疏通向上的通道。无论是发展中西部，还是新农村建设，均应设置一个长效的激励机制，帮助大学生找到合适的位置。此外，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大学教育中，突出就业、创业教育等等，也都是迫切需要做的工作。

    记者：“蚁族”自己应当做什么？

    廉思：努力奋斗，放平心态，同时调整自己对幸福和成功的定义。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