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上午8时50分，广西民族大学五坡饭堂里匆匆走出几位女生，她们一路小跑赶到科技报告厅时，现场已经没有座位，就连过道也被挤得水泄不通。10分钟后，著名作家韩少功微笑着走上了讲台，为同学们开始了一场名为“文学：全球化或多种全球化”的学术演讲。演讲中韩少功严肃指出当前文学创作已陷入全球“同质化”的危机，中华民族的“文学寻根”越来越重要。

　　“同质化”是一种危机

　　头发有点花白的韩少功穿着出人意料的朴素——灰黄的夹克、普通的衬衣。他说：“很多人知道我30年没有来过南宁，就告诉我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了飞机我一路看过来，的确变漂亮了，像北京，也像武汉，更像所有现代化的大都市。直到后来车子驶过邕江，看到江边有几户零星的小房子，那种感觉才和30年前的南宁印象挂起钩来。”

　　从城市的“同质化”，延伸到文学的“同质化”，韩少功对现代文明对世界各地“文化密码”的“摧毁”显得很担忧。他甚至还统计过古代诗词的题材，发现百分之八十的主题是“相思”和“怀远”，古人善于表达那种对空间遥远的无奈与哀愁。“现在我们的人还知道长相思吗？想起谁拿起手机就打了，还有网络的视频呢，随时随地想看就看”。韩少功还幽默的举例说，现在全世界的母亲，对自己小孩的担忧无外乎都是“别玩那么多电脑啦”，“不要迷恋网络游戏啦”——听到这里台下的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韩少功认为，虽然每个作家都在追求个人化的叙述风格，但受到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大家都生活在“同质化围城”中，相似的环境和生活经历，使作家很难有独特的个人经验，更难找到独特的创作素材。“在城市中，钢筋水泥的建筑大同小异。沙发是差不多的沙发，客厅是差不多的客厅，就连打哈欠也没什么差别”。

　　“‘于丹现象’在我们那个年代不可思议”

　　韩少功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湖南，1968年初中毕业后响应号召赴湖南省汩罗县插队务农。在他看来，那是一个激进的年代。“很多人会来告诉你，传统的东西要统统丢掉，你看现在于丹讲《论语》可以讲得大红大紫，如果在当时你胆敢谈起这些东西，恐怕会被打死，直接就成为‘人民公敌’”。

　　当了6年的“知识青年”，回过头来看，韩少功觉得在这个“社会大学”也有不少收获。“同辈人有些也自暴自弃，情绪非常低落，很可惜。如果是个有心人的话，在艰苦的环境下锻炼一下也对。从我的过程来看，如果没有那几年的话，恐怕也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

　　韩少功提出，“文学寻根”在当今非常重要。“过去的‘伤痕文学’虽然有历史功绩，但是有个致命的毛病就是视觉单一，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人物都是分成好的坏的，分成革命的或者是反动的。而我觉得文学更应该像医院，检查身体不仅有x光，还有B超，还有核磁共振，其实都是对人的分析和观察。中国的很多社会现象都不是无根由的，它背后都有一个文化和政治的背景，和历史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韩少功说，所幸在过去的这30年，人们的思想已经“大变”。现在能看到诸多媒体频繁地提及“文化遗产”，人们已经能心平气和地去看待自己的“文化遗产”，也能放开胸襟去看待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遗产”，更已经有了借鉴别人优秀的“遗产”来振兴民族文化的“野心”。

　　关于“隐居”

　　曾有人把“隐居”两个字放在韩少功身上，认为这是他江郎才尽的表现；也有说是因为其作品饱受过多争议，而避居乡下。无论人们的理解如何，韩少功的确是从2000年起，在湖南汨罗八景峒大同村一处有山有水的地方盖了自己的房子，开荒种菜，养鸡喂鱼。

　　韩少功解释说，其实他和大部分隐居的“隐者”们不同，并不刻意去拒绝现代的通讯手段，在他乡下的房子里，互联网、电话、电视全都有，他甚至装了卫星锅盖，可以看到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电视。“所以我觉得我的状态不太像那种真正的隐居者，或者说，我只是喜欢到农村去生活、去劳动、去体验”。

　　汨罗八景峒离当年韩少功插队的地方不远，所以能讲一口当地方言的他被附近村民认为是“自己人”。“下雨天可以读书写作，闲着的时候也可以去串门。老乡也会到我家里来聊天，神神鬼鬼都说给你听。张家说有一种辣椒特别好，会问你要不要苗。李家会问你海南什么样，国外怎么样。王家闺女要考大学了，问你哪个大学好，或者问能不能开个后门。刘家与村干部闹意见了，可能来你这里抱怨，或拜托你去帮着说说理。开始大家都不认识，但一来二去就熟了。现在农村的青壮年很多出外打工，村里老人居多，最愿意有人与他们说说话”。[NextPage]

　　但一年当中有半年时间，韩少功“必须”回海南去当他的文联主席，处理公务，出席各种文化活动。有时他在海南过春节，就会频频接到老乡的拜年电话，一开春，他又会带着好多菜籽、瓜果良种回去耕种。

　　不刻意的“隐居”，可能是为了更健康更自然的生活。韩少功开玩笑说：“家里用的水，是从山上引下的泉水。有时候想想我们冲厕所都是矿泉水，过得也未免太腐败了。吃的蔬菜大多靠自己种，一般都有20多个品种，都是绿色产品，生产过程中一般不用农药，绝对禁用化肥。菜长了虫子，我们就戴上老花镜去捉。实在捉不完，就让虫子吃点算了，人家好歹也是一条命。肥料基本上是鸡粪、人粪、油菜饼、火土灰，还有从附近学校挑来的猪粪。都是不错的肥料。”

　　“诺贝尔奖”不是唯一的标准

　　到了互动问答的环节，韩少功称赞民大学子“卧虎藏龙”，还开玩笑说“你们的问题都已经是博士论文的题目”。韩少功说起在海南大学他曾经面对一位同学就一个问题连续4次发问的经历，是关于“文学到底有什么用”。韩少功自问“文学可以使这个社会变好吗”？“有时也悲观，从数千年的文学出现到现在，社会有些贪污杀人的人，文学素养还不低”。

　　“到最后我个人认为，文学是不应该被期待有一个直接功利的作用的，只能说是一种潜移默化”。韩少功将文学比喻成“看不见的手”，这个“看不见的手”就是每个人的文学价值观，它会在某些时候作用于人的判断和选择。韩少功提到当今流行的对大龄未婚者的比喻——“剩男剩女”，他认为特别是“剩女”，大部分都是高学历者，读了太多的书，在选择对象的时候难免抛弃现实，受到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她会苦苦地去问英俊的白马王子在哪里、美好的爱情在哪里”。

　　韩少功还认为文学不必承担过多的责任，比如王朔一度无端成为“文学是否应该道德化”最有争议的人物。“且不说他都写了些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但我见过他本人，说话会脸红，腼腆，据媒体八卦说他现在找了个女朋友，很传统的在家扎围裙做饭”。

　　面对一位女同学就“中国作家何时才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韩少功表示“诺贝尔”并不是“奥林匹克”，也不是由全世界挑选出来的评委评选的，不一定是拿到这个奖的人才是“文学冠军”，文学评判见仁见智，不应当以诺贝尔奖作为唯一标准。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