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美国的Smithsonian杂志推出一期特刊，邀请并资助6位知名的游记作家，让他们各自随意选择一个目的地，分别写一篇游记，题目是“你梦想中的旅行地”。出乎意料的是，其中5位作家所挑选的目的地，都是故地重游，或是回访家乡。唯一一位没有如此选择的作家，选择了日本西部沿海的一座安静的寺庙。

    这让我想起了人类学家Dean MacCannell在其著作《The Tourist》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旅行带给现代人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感觉，而现代社会中的快节奏则让旅行者在经历不确定的快感时，追求一种内心的确定性。

    在不确定的旅行中寻找稳定，或许是现代人旅行的终极意义。

    我们为什么旅行？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几乎所有人都应该承认，旅行不只是身体的移动，而是与旅行者的心灵与情感紧密相关。攻略和游记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是客观的事实陈述，后者则是作者主观的感觉。读游记，读的是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情感。作者的生活与读者的生活可能没有任何交集，但在写与读的互动中，双方都能够体会对方的存在。这就是游记带给人的稳定感。

    无论旅行本身多么刺激，当它被写下来，被读起来的时候，安宁的元素总是无处不在。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曾被喻为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它记述了几个美国青年毫无目的地驾车环游美国的经历。酒精、毒品、女人、暴力，在琐碎的生活记事中，主人公们从不谈论过去，也从不想象未来，而是享受着现实带来的快感。

    但如果说《在路上》是在推崇这种“没有昨天、没有明天”的生活态度，则是大错特错了。相反，正是由于对现实生活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未来的迷惑，才有了怀疑、放纵的态度。而在这背后，却恰恰是那一代人潜意识里，对稳定生活的渴求与执著。

    同样的例子，在我国古人中也曾出现。魏晋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以“竹林七贤”、陶渊明等人为代表的文人墨客“淡出江湖”，藐视权威，放荡不羁，寄情山水之间。但我们也都清楚，阮籍们的放浪形骸，表面上为儒家思想之大忌，实则是在用极端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表面上不确定的行为方式，恰恰体现了其骨子里对一种稳定的生命价值的坚守。

    在极端的不稳定中，追求极端的稳定，或许是人类共同的特性。这对看似不可融合的矛盾体，在当代旅行中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正如前面提到的6位旅行作家一样，当有机会选择梦想中的旅行地点时，不约而同地把票投给了故土与安宁。他们之中，有人回到了少年时第一次远游的地方；有人回到了伴其长大却从未好好欣赏的故乡；也有一位美国作家，像凯鲁亚克一样，选择驾车穿越美国大陆。

    我认识一对美国老夫妇，每年夏天，他们都要去西班牙旅行；每年冬天，都要去墨西哥走一走。我问过他们，为什么不把钱花在看更新鲜的地方而是重复走着曾经走过的路？他们说，与其花钱去不一定有趣的地方旅行，还不如让这些钱带给自己可以确保的快乐。

    这对夫妇对待旅行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思考。也许，在节奏变化让人眼花缭乱的今天，“重游”这个词对很多旅行者来说是奢侈的。谁不愿意把足迹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谁不想把名字签在各种语言的明信片上？我们哪里还有时间对一个地点进行重复游览？

    但这只是一种误解。因为当我们意识到了旅行的目的并不在于走多远，而在寻求一种稳定感的时候，重游故地便不再是一种奢侈。同样的景致、同样的面孔，带给旅行者的不是无趣，而是美丽。有些人在人生旅途中追寻了一辈子梦想，到头来才发现，这个梦想，其实就在旅途启程的地方。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