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慨

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的讲台上，赫塔·米勒依然身着黑衣，发表答谢演讲。

　　三年前，奥尔罕·帕慕克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大谈爸爸的手提箱，而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女士则以妈妈的手绢开场。

　　“你带手绢了吗？”每天早晨小赫塔离家上学前，妈妈都会站在大门口，问她同样的问题。而她每次都得跑回屋里拿一条。

　　当地时间本周一（12月7日）下午，米勒女士以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尊，站在斯德哥尔摩瑞典学院的讲台上，依旧全身黑衣，发表答谢演讲。

　　她说，手绢问题是不言自明的母爱证明，任何更直接的、超出农民惯常方式的感情表达都可能造成尴尬。

　　“爱，被‘伪装’成了一个提醒。” 她说。

　　她继而回忆起在工厂做资料翻译员的时光，每天清晨母亲的提问，被换成了高音喇叭中播放的国歌。

　　上班后的第三年，某日，一个块头巨大、蓝眼放光的男人现身于工厂办公室，站着骂了她一通，然后走了。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坐下来表扬她，夸她善于识人观相，然后走了。第三次，那男人坐着，女孩站着。男人骂她蠢，不好好工作，是个骚货，跟站街的婊子一样堕落，然后从公文包拿出一张空白表格、一支笔，吼道：“写！”女孩依次填上自己的姓名、出生日期、住址，接下来一栏是“colaborez（合作）——我愿意合作。”

　　女孩停了手，放下笔，走到窗边，望向满是尘土的光荣大街，一只破耳朵的工厂猫蹲在街边光秃秃的树上，阳光照猫，如黄鼓。[NextPage]

　　“我不是这种人。”女孩对着窗外的街道说。

　　壮男大怒，撕纸而复拾，再叹：“你会后悔的，我们会把你淹死在河里。”

　　“如果签了那个，我就再也不能自重，我只能自行了断。你那么干倒更省事。”女孩说，仿佛自言自语。办公室的门开着，壮男已经离去。光荣大街上，工厂猫也已从树上跳落房顶，仅余枯枝乱颤。

　　这一段经历的细节，是在几十年后，当她到了瑞典才首次道于外人听。那以后的故事，如今我们在过往的两个月里已多有阅读：她被开除，写小说，移民，继续写小说，直到今年10月8日，一个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通知她：恭喜你，赫塔·米勒女士。

　　12月7日，她在演讲中段重回手绢主题，高度赞扬其丰富的、多层次的象征意义和疗伤功用。“这屋里再无其他物品，包括我们自己，能像手绢那般重要。它是全功能的，和它有关的事物有很多——鼻涕，鼻血，受伤的手、肘或膝盖，哭泣，或是咬住它，憋着不哭。”她说，人处逆境，更需要这样的极微之物寄情抒怀。

　　她讲了几个自己亲身经历的手绢故事，旁观历史、亲情、友谊、羞耻和尊严。当然，重要的还有文字，“不可以说的，可以写，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由脑及手的劳作。”她说。

　　米勒女士将在明天的颁奖大典上领到诺贝尔奖章，以及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968万元）的奖金。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