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演讲

    11月20日北京阳光明媚，北京大学中文系和盛大文学全球写作大展SO组委会联合举办了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此次活动中莫言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发表《我的文学经验：历史与语言》演讲，在演讲中他对自己30年来的写作进行了回顾，同时对正在《收获》杂志连载的新作《蛙》进行了一些解读。

    请原谅我的重复

    莫言表示，他每次上讲台感觉到犹如上刀山，上北大的讲台更是上刀山上的刀山，非常的冒险， 50多岁的作家写作的历史一般都将近30年，写了很多的作品，也在各种各样的会场上、讲台上做过各种各样的演讲。一个人写30年，他的创作资源也会有一定的限度，一个人每年做几十次的演讲，也必然面临着把重复的话说几十次，但是一个人毕竟是有限度的，要做到完全不重复自己，一句话都不重复自己，实在很难，重复自己又是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场面。也就是说，一本书出来的时候，假如有2/3的是新的，那就算是没有重复的。每次演讲如果有一半的话是新的话，不是上一次的话，也是可以谅解的。

    莫言上一次的演讲为他带来后遗症，说他一语惊人，作家重复自己比抄袭他人更可耻。他的原话不完全是这样，他仅仅是说对自己而言，无意当中重复了自己比抄袭别人还可耻，因为当时他没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所以把可耻给放上去了，将自己放在一个很难受的位置上。总而言之，他认为还是努力把自己的作品写得稍微好一点，尽量在写作之前回头翻一下自己过去的旧作，尽量不去重复。

    以流行对抗流行

    关于当下的消费语境，莫言表示：这是社会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必然会出现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在西方早就经历过，现在走的不过是重复了西方几十年前的一条道路，这种东西莫言觉得没有必要去人为的消灭掉，而且也消灭不了，一个时期之内流行什么，这是依靠行政命令无法禁止的，如果真的想消灭，那越会适得其反，越会使它泛滥，流行，只有对它进行科学的理性的引导才有可能达到你要让它发生变化的预期的目的。

    至于流行的大众文体当中，包括网络小说、网络游戏，这个里面暴力的倾向和暴力的现象，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动漫里面，西方的一些文化里面早就有了，肯定会有它负面的作用，但是怎么样控制，确实需要有关行动部门来考虑，既然是文化现象，必然有它产生的原因，如果仅仅，不去从根本上来考虑这个问题，仅仅用一些禁止的方法这个也禁不了，所以莫言觉得像这种暴力的东西，带来的后果肯定也是存在的，像西方社会突然发生各种各样的枪击案，不能武断地说他跟暴力文化有关系，但是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所以他觉得现在每个人实际上都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都会有一种自我的选择，会对这个东西有一种自己的控制。[NextPage]

    最好的办法，他认为应该创造出一种跟它对抗的东西，流行文化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天地，这个东西流行过一段以后，会很快令人厌烦，假如你真的克隆出一个暴力来，那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如果人家都在暴力的时候，你来一个温情，来一个特别善良，特别美好的东西，也许会把很多的观众、读者征服过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对着干，你玩暴力，我玩温暖，你玩虚伪，我玩纯真，最流行的办法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用流行来对抗。

    《蛙》没有回避社会问题

    谈到《蛙》这部新的小说，莫言说写这部小说的前提是要千方百计的尽量的丰富自己，尽量的扩展自己，尽量的少重复。《蛙》讲的是一个妇科女医生一辈子的生活，这个小说也表现了60多年来中国计划生育的曲折复杂艰苦的历史，这个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是莫言的一个姑姑作为原型，这位姑姑在他过去的中篇小说《爆炸》里面曾经出现过，在另一篇里面也出现过一次，当然前面中篇意犹未尽，仅仅提到而已，这一次就来一个长篇小说，比较全面地再淋漓尽致地写一下。

    在题材上莫言强调，经常地听到一些西方的媒体或者西方的批评家，对中国当代的作家进行批评，说中国作家总是走中间道路，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他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几十年的写作，从来没有回避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问题，有的时候直接对着这些问题而去，写《天堂蒜苔之歌》就是社会上刚发生的一个事件，他用非常尖锐的社会问题来实现对人物的刻画。

    《蛙》关注的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甚至关系到许许多多人的命运。计划生育这个覆盖面非常广，也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而且我想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灵魂深处最痛处的地方，也涉及到中国文化传统里面最古老最保守的这一块，对计划生育这个问题，小说的作者有很广泛的，广大的用武之地，但是如果仅仅把它当做一个热点问题来写，仅仅是想揭示在60年的道路上一个奇人怪事，就会背离初衷。

    莫言希望把计划生育作为一个环境，在激烈冲突的，有矛盾的地方，最能考验人性的地方，写人，表现人，所以这部小说写完了以后，他还比较满意的是这个姑姑的形象，乡村妇科医生的形象，首先是他过去小说里面没有出现过的，同时也是在最近的30年里面这些作品里面，就莫言自己的阅读范围之内，他没有读到过。所以他给这部作品发了一个出生证，让他问世。

    莫言在从事长篇写作以来，有一个思考的问题，就是关于结构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长篇小说的结构就是政治，结构就是内容，结构甚至就是变成了小说家艺术表现的一个地方，一块领域，《蛙》2003年写的初稿是他作为一个剧作家在剧场上观看一部舞台上叫做《蛙》的话剧，观看的过程当中，他在回忆，联想，中间接受记者的采访，同时接到小说的人物原形姑姑的长途电话对他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写了十几万字以后，他就觉得太复杂了，给阅读带来障碍，他开始尽量的使这部作品回到朴素的叙述，所以最终采用书信体的结构，但是在最后末尾还是用了话剧的形式，把朴素的叙述让它插上两个翅膀，因为这个话剧里面注入了很多超现实的元素，这种超现实的描写就是他在前面这个相对朴素的描写里面很多无法表现的想法，很多无法直接呈现的内容他都表现出来了，因此在结构方面，他觉得也是有一些新意，所以综合考虑，这部作品尽管不能完全排除掉自己的某些过去重复，但是还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

    作为当代最具活力的作家之一，莫言的创作一直吸引着广大读者的关注。继2006年出版长篇《生死疲劳》后，莫言鲜有新作问世。时隔三年，莫言新长篇《蛙》于本年度11月份首发于《收获》文学杂志第六期。

    《蛙》以“姑姑”的一生经历为主线，讲述施行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影响。70年代初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1978年后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直到2007年10月28日，计划生育才不再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为我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不少专家的关注。对于这项影响中国人三十多年的基本国策，却很少有文学作品加以反映。莫言的新长篇可谓具有开拓意义。 [NextPage]

    《蛙》的主要人物是乡村医生姑姑。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父亲牺牲后，姑姑继承衣钵，进了卫生院，毕业后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姑姑性情泼辣，嫉恶如仇，对荒唐的旧式接生法大力批驳，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计划生育政策逝世后，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政策。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姑姑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式的人物，但姑姑毫不动摇，对亲戚邻居也不手软，为此，侄儿蝌蚪的妻子王仁美因流产丧生手术台，邻居的王胆因被姑姑紧追不舍，在木筏上生下孩子后大出血死去。步入中年的姑姑和专捏泥娃娃的手工艺人郝大手结婚，是某种意义上的忏悔。这时候，姑姑不可能再有自己的孩子，但她对孩子充满从未有过的期盼，于是，她几乎是不择手段地让自己的侄儿和徒弟得到了一个孩子。

    《生死疲劳》出版后，莫言在和著名批评家李敬泽在一次对话中，谈到小说的形式等问题时，莫言曾说，“只要跟《檀香刑》不一样就行，别的咱也不管。”莫言一直努力突破自我，对小说进行着各种各样的探索，既包括内容上的探索，也包括形式上的探索。新作《蛙》在形式上的探索同样引人注目。从整体来看，《蛙》共分五部，分别以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引出，引出的内容是蝌蚪受杉谷义人的鼓励创作的以姑姑的经历为素材的小说。——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值得注意，从不少地方可以推断，《蛙》中五封信的接受者“杉谷义人”，应是当代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从这一角度看，《蛙》可以说是书信体，而且，在创作中谈论创作，有“原小说”的意味。此外，《蛙》的第五部，也就是最后一部，竟然是一部戏剧。戏剧中的人物仍是前四部的人物，性格上却有着微妙的变化。由此，信件、小说以及戏剧构成作品内部极具张力的三个层次，大大丰富了小说的意义空间。

    《蛙》的面世，无疑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一次突破性进展，再一次让读者领略到莫言语言魅力的同时，还将引起读者对中国当下乡土现状的思考。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