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原
赵奎英教授的新作《中西语言诗学基本问题比较研究》付梓出版。这部50余万字的论著，站在统观中西语言文化的高度上，对中西诗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比较分析，并且针对语言诗学中的焦点、盲点、难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开拓出中西文学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对于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笔者认为这部著作有着以下引人注目之处：
首先，大视野、新高度。以俄国形式主义为代表的西方语言诗学将研究的目光集中在文学语言之上，从对语言的特殊运用中把握所谓的“文学性”。这种研究泥足于文本的方寸之间，将文学的发展视为形式的创新，斩断了文学与文化的血脉。针对这种狭义上的语言诗学，赵奎英提出了最广意义上的语言诗学，以语言哲学和语言诗学的同根共源为立论基础，从最广义的语言哲学的高度重新审视诗学问题。综观当前的诗学研究，还很少有著述从这一层面进行系统的探讨，可以说这部论著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其次，独到的框架建构。论著突破了以“道”与“逻各斯”为既定框架的传统思维模式，通过“名”与“逻各斯”语言观的对比分析，重新厘定中西诗学文化比较的平台。“逻各斯”是西方哲学文化的基点，它亲近“理性”、肯定“逻辑”，是“言说”性的本体。西方语言哲学可以界定为“逻各斯语言观”。而“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它混成无形、无极、无分，是逃避语言的。“道”与“逻各斯”虽在地位上具有相似性，但相异大于相通。同是中国哲学文化的基点，“名”长期被掩盖于“道”的光辉之下。“道”不可言说，却须由“无名”而呈现。“名”具有“概念名称”、“书写文字”以及“名分名誉”的含义。围绕着“名”，中国古代形成了较为系统和明确的语言观，即“名言观”。另外，“名言说”更具包容性，不仅能够接纳因重名而被“道论说”排斥的儒家文论，而且也能够以“无名”的论说涵盖重道的道家文论。因此，“逻各斯”与“名”是更为合理的阐释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的理论框架。
在新的框架之下，赵奎英系统论述了以“有韵与无韵”和“认识与实践”为切入点的西方“纯诗学”以及以“道”、“象”、“教”为焦点的中国“大诗学”。她提出西方诗学的“文”是“音韵”与“理性”的统一，而中国诗学的“文”则须从“文采”和 “象”的方面进行界定。这一论断可谓切中中西文学的要害，具有深广的理论挖掘空间。
第三，迎难而上的治学精神。迎难而上是建立在独立思考、大胆假设、缜密推论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部论著中，赵奎英对传统定论追本溯源、涤除谬见，对争论热点毫不避让、认真推敲，提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观点，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诗学文化做出了贡献。其中针对本体论的问题，批驳了学术界“中国古代哲学没有本体论”的说法，指出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在本体论上坚持一种“无名本体论”。这不仅是观点的创新，更是思维方式的革新，因为以往学界对于本体论的争论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观念作为最终的参照依据的。中国的“无名本体论”不同于西方的“逻各斯本体论”，它源自于儒道两种传统文化的悖反与调和，是一种“混沌、中和本体论”。中国文化将无名的混沌“中和”作为最高境界来追求，同 “大美”的理想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另外，批评清理了国内学界流行的中国古代“重时间轻空间”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非但不曾轻视过空间，而且还存在着一种浓郁的“空间方位情结”，中国的宇宙观是空间本位的时空渗透的宇宙观。虽然随着理性的成熟，时间意识逐渐凸现出来，空间观念却始终不曾消弭，它内化为深层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支配着中国古代的宇宙时空观，在中西诗学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更展现出新的理论价值。
第四，汇通中西的理论探索。中西文化比较的最终目标，是从不同走向相通，在充分认识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跨越思想的藩篱、观念的隔阂，从更高的层面、更新的视角构建包容中西的理论。赵奎英敏锐地认识到，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的发展变化为中西语言哲学与诗学的当代汇通提供了契机。20世纪初的“语言学转向”对西方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发起了挑战，并解构了“逻各斯”语言观。受此影响，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与诗学出现了两种明显的转向，即“从逻辑化到诗化”的转向以及“从时间化到空间化”的转向，而这种转向使得西方哲学与诗学观念逐渐向中国语言哲学与诗学靠拢。以此为起点，赵奎英对西方现代、后现代语言哲学出现的两大转向及其诗学意义进行了系统梳理，对中国语言哲学和诗学空间化和诗化倾向的宇宙时空意识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且试图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构建涵盖中西基本诗学观念的新型文学理论。这一理论建树把握到了中西诗学文化的发展脉络，拓宽了新世纪文论建设的道路。
赵奎英教授出色地完成了一项艰深、繁重而又意义重大的理论工程，为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对于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文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