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论，这些年常常成为争议的焦点。

    正当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近日对小说的未来发出悲观言论的时候，国内文学界正涌动着一股为中国当代文学“正名”的潮流。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屡遭批评，针对那些批评，最近在不同场合分别有文学评论家发出重新评价当代文学的呼吁，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学目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语惊人，但这些言论实际上并不能改变当代文学的现实，接受信息时报采访的作家陈希我和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谈及这个话题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要改善当代文学圈的公众形象，还是要从自我反省开始做起。

    近期文学事件簿

    9月25至30日，“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共和国六十年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雷达、孟繁华、贺绍俊、肖鹰、王兆胜、张永清、何言宏等全国文学批评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为新中国60年文学“翻案”。

    雷达对一直以来评价不高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的正名，他认为虽然现在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但政治视角有时候是比较大气的，因此，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十七年文学仍然有很大气的作品；而且当时作家深入底层生活，那样的景况在现今文学写作中已不复存在。

    针对最近几年否定当代文学的在一种潮流，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认为，那些批评的声音对当下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并没有构成真正的批评，是一种“不及物”的批评。“如果联系起百年中国文学的评价来说，这些批评的声音，评价现当代文学使用了两个尺度：他们在评价现代文学的时候，取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但是当他们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末流，把末流指认为当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评价采取的不同尺度，造成了他们批评的不及物性质。”孟繁华如是表示。

    当代文学并没有诞生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巨著，舆论一直将原因归咎为时代与作家本身的原因，学者贺绍俊却提出，要看到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即语言的革命导致现代汉语无法接续古代汉语的典雅性，因此始终无法在文学性构建上有所突破。

    日前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发表演讲时谈到，“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他说，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

    王蒙的这些言论引来网上强烈的批评声音，有评论尖刻指出“中国文学不是最好的时期，是最好蒙的时期”。王蒙随后在接受采访时回应道，他所说的“最好的时候”，“说的是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否则的话不存在时期好坏的划分。因为它很难比较”。

    10月30日至11月1日，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发表“中国60年来的当代文学价值定位只有中国学者能够完成”的观点，激起清华大学教授肖鹰的反驳。

    陈晓明提出，对于当代中国文学60年，“我们要找到自己的路子”，“只有我们自己才能为这60年的文学价值进行确认”他说尊重顾彬的研究，但不同意顾彬对当代文学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学目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唱衰中国文学从90年代以来就有，是与媒体的兴起相关的”，相同的观点陈晓明在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进行了阐述。肖鹰教授则针对性地发言道，我们的作家、学者还有一种传统中国文化的“长城心态”，一是拒绝外来的东西，另外一点是拿来之后就把它私有化或者是己有化。肖鹰称，我们还是以一种大国小民心态来对待海外汉学。比如顾彬事件，很多学者都认为顾彬是用西方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学，是存有偏见，而他认为，“误读或者误解是必然的，我们要尊重这种必然。但我们不能因此拒绝海外汉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言权”。

    （编辑：魏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