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姆·托宾
科尔姆·托宾是爱尔兰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被公认为当代英语文学一位“语言大师”。趁着本月要去香港担任曼氏亚洲文学奖评委的机会，托宾日前来到上海短暂停留，与中国读者和媒体见面。托宾在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小说中译本是其最著名的亨利·詹姆斯传记小说《大师》，而他今年入围布克奖的新作《布鲁克林》中译本也将于明年1月在国内出版。托宾的小说细腻沉静含蓄，而其本人却是一个风趣直率的作家。对于自己屡次与布克奖无缘，托宾指着旁边的编辑说：“这个出版商比较关心吧。”
英语文学界少数的“出柜”作家
在过去一百年中，爱尔兰这个欧洲边缘的国家为世界贡献了好几位世界级文学大师。托宾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爱尔兰母亲从小教导小孩读写而不教导小孩挣钱，“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纸张便宜；二是离伦敦近，作家的书能在伦敦出版，伦敦的出版商也喜欢出爱尔兰作家的书，许多作家就住在伦敦。第三个原因相当有意思，在经济不好的那些年，写作是唯一能挣钱的途径。爱尔兰不做贸易，不做进出口，但写书却能挣钱。在我们小的时候，其他地方的母亲可能教导小孩挣钱，我们从小被教育要学会写作。爱尔兰画家很少，因为学画画要花很多钱。”
托宾出生于一个支持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家庭，托宾说，爷爷做过英军的俘虏，叔叔在内战时当过俘虏，“那时候他们当然都参战了”。不过家庭成员对政治的狂热并没有影响到作家本人，在他看来“政治很重要，也很有趣，我对政治有兴趣”。仅此而已，他不会像其他作家一样对政治滔滔不绝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目前已经平静的爱尔兰、北爱尔兰和英国三方政治纠结，托宾说：“我完全支持和平，反对暴力，我不支持爱尔兰共和军。”10多年前爆炸连天的糟糕日子，被托宾写入了他的小说。
托宾最初的职业是记者，对此，他又不停地纠正，“我干过的事儿多着呢。”“当你30到35岁的时候，做什么都成，同时做10个工作都没问题。但过了35岁，你就得集中于一件工作了。我以前既当记者，又写小说，还干其他事，但到了某个时候就干不下去了。”而曾经的几年记者生涯，托宾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懂得为读者写作，而不是为自己。写的时候会考虑句子怎么写，它还让你对世界发生兴趣，还能认识更多人。我做记者就认识了好多作家。”托宾的小说没有太多实验性，他更多继承的还是19世纪英语文学传统，写好一个人物、讲好一个故事，这对托宾很重要。[NextPage]
在英语文学界，托宾是少数几个“出柜”的作家，在《大师》里，他就很隐晦地描写了美国著名作家亨利·詹姆斯焦虑的性倾向问题。谈“同志”问题，托宾一点都不避讳，“在我们国家，天主教会的权威已经彻底消失，我小时候教会权力很大，政府要做什么决定都得请教教会，教会说‘应该行吧’，政府就去做;教会说‘不行’，政府就罢手。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教会权力已经彻底消失。”也正因为社会更加自由、开放，“我也变了，我公开承认自己是同志，”托宾说，“以前教会力量强的时候，承认这个身份是个问题，家人也会大惊小怪，所以所有同志活动都是地下的。”由于多部作品涉及同性之爱，托宾难免也被挂上“身份写作”的标签，不过托宾更愿意把这看作是美国货，“主要是美国的同性恋团体呼吁大家不要害臊，要大声宣布自己是同志。”
《大师》：是虚构小说而不是传记
《大师》是托宾目前在国内出版的唯一作品中译本，在这部小说里，已经被誉为“大师”的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来到英国和爱尔兰，作品没有直接描写大师在英国和爱尔兰的遭遇，主要刻画他在异乡时对往事和故人的回忆。在托宾同情而温婉的笔下，亨利·詹姆斯这位心理写作大师展示了他纤细敏感心灵的横剖面，这正是他流落他乡、孤独一生的缩影。
这是虚构小说，而不是传记。这是托宾一直强调的，“我不知道真实的亨利·詹姆斯是什么样的，但他死了，所以我可以想象。在小说里，我对部分事实作了技术处理，但离开作家有多远，我也不好说。”在《大师》中，托宾把历史上几个著名的同性恋人物牵扯进来，比如与詹姆斯同时代的奥斯卡·王尔德，比如在小说里与亨利·詹姆斯有过性关系的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法官霍姆斯。不过，在托宾笔下的亨利·詹姆斯的性倾向是暧昧的，他与几个男子之间的同性之爱也被刻画得十分含蓄，“我觉得这样写会比较有力。那是在19世纪，我们很难想象两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但两个男人差不多发生了性关系却是可以想象的。我觉得这样就比较有戏剧性，更有力量感，也更真实，因为真相如何我们是不知道的。同性恋在19世纪是不可说的一件事。同志在当时还不是一种身份，你可能做了一两次，但你不可能说‘我就是同性恋’。那个时代很不一样。”托宾说。
有趣的是，在《大师》里，托宾的老乡奥斯卡·王尔德和亨利·詹姆斯是有交集的，他们俩虽然都是同志，但志趣相异。托宾说，他们俩本来就是两路人，亨利·詹姆斯安静，话不多，总是在观察。王尔德从不观察，老在说话，老在喊叫，在王尔德看来，詹姆斯就像个老太太。“王尔德的牢狱生活是一场灾难。他在入狱前的生活相当舒适，在监狱里却要做苦力。他这辈子从来就没干过活，现在却要每天起来干活。他在里面呆了两年，完全是灾难。对他的审判也很神奇。整个伦敦没人知道同性恋的世界，这场审判让这个世界暴露了出来。于是人们都责备王尔德。王尔德是在伦敦的爱尔兰人，口音是英国的，但其实是爱尔兰人。”[NextPage]
《布鲁克林》：让中国年轻人得到共鸣
《布鲁克林》又是一部带有美国标签的小说，描写了爱尔兰经济萧条时期年轻人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寻找梦想的故事。虽然这部小说写的是爱尔兰人在美国的奋斗故事，但年轻人在家乡的无望，对新世界的憧憬，在陌生环境中的孤独以及对故乡的思念等等，这些情绪与当下中国也有契合之处。作家希望这样一部小说也能让中国年轻人得到共鸣，“艾丽丝在美国的一家商店里做底层工作。她没多少钱，老想着买衣服、买东西什么的。我也觉得中国年轻人和艾丽丝的遭遇、心境是有相似性的。我在写书的时候就受到了在都柏林的中国人和波兰人的启发，因为我觉得他们在都柏林的生活方式很不一样。”在听到记者说那些在经济发达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一到春节都回老家，托宾深有感触地说，爱尔兰人也这样，“都柏林也有许多从小城市来的人，一到圣诞节就回家。那个时候，都柏林机场就有几万人，他们将在三天之内全部走光。”
《布鲁克林》的故事发生在1950年代的纽约布鲁克林，为了让小说更有时代感，作家把著名的《雨中曲》放进了小说里，而他对50多年前纽约和布鲁克林的真实描述更让许多纽约客都觉得吃惊，“我其实不太了解布鲁克林，小说里的布鲁克林是我想象出来的。我读过一本书叫《布鲁克林口述史》，书里的人都在谈论布鲁克林，其中有一个人说，‘这年头意大利男人都想找个爱尔兰女朋友。’为什么呢？因为意大利人都想变得更加美国，而找爱尔兰女朋友可以做到这一点。为了写书，我和朋友上了布鲁克林的教堂参加弥撒，做完弥撒我们就去吃饭。于是我就研究了一下教堂。我还在书中用到了朋友的房子，还用了一家百货商店。我把它们全都放在《布鲁克林》里。布鲁克林的冬天很冷很冷，但美国人都不大注意这一点，他们都习惯了。我把这些都写进了小说。”
《布鲁克林》讲的是一个低层爱尔兰人在美国奋斗的故事，但主角是女性而不是男人，“重要原因是，如果一个爱尔兰男人来到美国，最终不免喜欢上运动和酒精。他的生活可能就是和朋友们喝酒，看足球棒球什么的。但女人不喝酒，对运动也没兴趣，这就更能表现其孤独，她会更多从个人的角度感受周围。在爱尔兰，男人通常隐藏自己的感情。一个男人伤心的时候会假装若无其事。而女人有了情绪就会表现出来，伤心的时候就作伤心状。因此选女性做主人公更富戏剧效果。如果是男人就很不一样了。”刻画人物细腻、纠结的心理和情感，这是面前这位同志作家最大的标签。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