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文超是1980年代中后期登上文坛，并在世纪之交的文学舞台上极为活跃、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和批评家。他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时代，也正是中国文化挣扎异常激烈的时代。有人祭起学术的旗帜放逐了学术应有的思想和文化关怀，有人以忧心忡忡的精英姿态力主用传统人道主义话语重塑精神信仰，有人醉心于西学新潮的引进并在后现代话语中流连忘返，还有人主张回归古典传统并试图用古典传统规范当下的一切。程文超显然不属于这些阵营中的任何一个，在一片众声喧哗中，他选择了一条以综合创造为特点的独立稳健的文化道路。他始终强调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关怀的关联，却又自觉地放下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他充分汲取西学和国学的营养，却又不天真地完全认同其中任何一方。他始终以他之所谓“学术研究式的理论性批评”孜孜探索着他之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以为中国文化重构找到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一个成熟的批评家，必然有其相对稳定而独立的批评观。1980年代末出国之前，程文超就已在批评界崭露头角。他留美归来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首部著作《意义的诱惑》，分析的便是他曾参与其中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批评。通过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话语转型的内在机理和外在语境的细致梳理，清晰地展现出程文超自己批评观的日臻成熟和批评方法的独特个性。

　　批评是什么？程文超的回答是，批评是一个故事，“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或追寻，或消解。”所谓批评家，就是一群在“意义的诱惑”下“与意义捉迷藏的人”。那意义又是什么呢？“是对人而言的一种价值。它曾被作为人活着的根据和世界存在的理由。一句话，它指向终极关怀”。既然批评是对意义的追寻，而意义又指向终极关怀，那么，批评便“进入了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因为所谓文化，其实就是指“与终极关怀和文明走向相关的精神产品”。这样，批评就“不仅是关于意义的故事，也是关于文化的故事”。这种批评观，不仅为其批评实践提供了根本思路，而且为其对别人批评的批评特别是批评史的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切入视角。

　　批评既然是关于意义和文化的故事，那么做批评就不应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应超出文本对更广阔的人生意义和社会文化问题发言。“我总觉得一个批评家只把握作品不够，他必须通过把握作品去把握世界，又通过把握世界去把握作品。他必须对这个时代的文化运作发言。”既然是要对人生意义和文化问题发言，那么，批评什么或者说批评的材料就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问题或者说所要表达的东西。正因为此，程文超对少有人涉及和关注的当代文学批评和批评史，却颇为用力。

　　《意义的诱惑》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叙述为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三大话语欲望的兴衰起落。而每一种话语欲望，都被他视为一个痕迹叠痕迹的巨大的“文本间”。正是通过对具体批评文本中有关中西两大文化传统及“文革”后中国社会历史走向这些更大的文本间的互文性痕迹的寻绎，程文超相当细致地梳理出了人道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话语在由西方向中国位移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变形”、“误读”、“裂缝”、“漏洞”，里面所隐藏的批评家们要向世界、人生、文化发言的具体冲动和话语欲望，以及这种冲动和话语欲望背后暗含的本土社会历史语境和文化逻辑。

　　二程文超是国内较早关注现代性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他对现代性的系统思考主要体现在《1903：前夜的涌动》、《醒来以后的梦》、《中国当代小说叙事演变史》和部分相关论文中。现代性，本来是一个西方术语。与其他中国学者不同，程文超对现代性的言说一开始就显现出程文超式的智慧。“西方的现代性是否已经结束，还是留给西方人去讨论。我们要问的是，如何面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性？”这种问题域的设置，使他迅速而有效地从有关西方现代性概念的各种纷扰中抽离出来。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程文超诗意地称之为“醒来以后的梦”。“梦”的内容为民族主义与启蒙理性的二位一体：“前者是总主题，后者是到达的路径。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二者统一于民族主义。”这个“梦”在梁启超那里开始孕育，到“五四”时形成时代主潮，一直发展到80年代。但在具体演进中，这个“梦”却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色彩：第一，它在孕育期就出现了反抗的声音，比如王国维等对非理性欲望的强调；第二，它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话的力量，比如章太炎有关利用甚至部分回归古典的主张。这两种声音，虽然在强大的主潮面前黯然失色，但一直都没有消亡。前者在李金发诗歌、新感觉派小说和学衡派理论里，后者在寻根文学和后来的国学热中，均曾泛起过浪花。

　　现代性追求所包含的两个方面，以及其内部的对话力量和外部的反抗声音，内在地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复杂张力。这种张力可能体现在不同时期文学思潮的演替之中，也可能表现在同一时期不同的文学流派之间，甚至同一人物的不同阶段和不同作品乃至同一人物的同一阶段和同一文本之中。正是借助对这些复杂张力关系的梳理，程文超对上世纪初的文学文化现象、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进及当代小说的叙事演变作出了精彩绝伦的全新论述。

　　程文超对中国现代性追求及其复杂张力关系的认识，无疑有他自身生命情感体验的投射。他曾留学美国，对西方理性文化和后现代主义困境均有深切体验。但回国后却发现，中国人不是仍然将西方理性人道主义当作不朽真理奉如圭臬，就是沉浸在后现代的解构快感中不能自拔。在他看来，前者没有看到西方现代性追求的负面作用，后者没有看清西方解构本身所面临的困境。因此，他提出所谓“第三种批评”，主张超越西方情结，借重包括中国古典在内的一切文化智慧，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正是这种富有学理色彩的生命情感体验，成为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对话和建构本土化现代性阐释体系的“前视野”。[NextPage]

　　《1903：前夜的涌动》，这部曾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杰出著作，就是程文超自身生命体验与20世纪初文学文化现象相互对话的产物。当他与世纪初的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人相遇时，他使用了“震惊”一词。“震惊”于“丰富”，是因为程文超在一个世纪之后有关中国现代性的复杂体验，竟然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被先贤们所捕获，这不能不“震惊”：“震惊”于“艰难”，是因为一个世纪之前有关现代性的复杂体验基本上都为时代所误解，甚至一个世纪之后仍然摆脱不了被误解的命运，这不能不“震惊”。

　　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各种有关中国现代性的论说中，程文超的言说是独树一帜的。与一般盲目强调现代性追求合法性的人不同，他清醒地指出现代性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均已产生危机，对之保持警惕和反思是必要的。而与一般高唱解构历史总体性、解构一切元话语和宏大叙事的中国后学论者也不相同，他仍然强调建构的重要性。面对现代性，应该始终按着中国大地的脉搏，始终以清醒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建构意识在“反叛”中“追寻”，在“追寻”中“反叛”。这里，程文超式的独立稳健的文化立场再次显现。

　　三如果说以“醒来以后的梦”为标识的现代性体系，主要是一套阐释中国文学文化问题复杂性的理论框架，仅仅在宏观层面提出了文化重构必须反叛与追寻相结合的战略设想，那么，《欲望的重新叙述》一书及其它相关论文有关“欲望叙述”的思考，则是对这一宏观战略设想的具体推进。在纷繁复杂的人生和文化现象中，程文超敏锐地捕捉到了欲望和文化的关系这一新的理论生长点，并试图以“欲望的重新叙述”来回答“当下的文化难题”。

　　他打破人们有关欲望与文化是颠覆与被颠覆、与反颠覆二元对立的习惯思维，提出文化不是欲望的颠覆者，而是欲望的叙述者。“面对欲望这个怪物，文化的要义是要叙述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欲望如何获得满足的故事。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满足’，而在于‘如何’。在对‘如何’的叙述过程中，文化创造一套价值、一种意义。这套价值、意义要解决这样一个难题：既要调动人的欲望，使人与社会具有活力，又要最大限度地防止欲望的破坏力；它要让人与社会在保持活力的状态下，使人的心灵有一个高境界的栖息地，使社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一句话，欲望的叙述要达到两个目的：给心灵以家园，给社会以秩序。”

　　程文超的欲望叙述理论，具有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阐释力。这是一个可以彻底触摸别人智慧却不予以简单价值评判的理论模式，它展示了一条自由快捷地进入别人思维深处的通道，提供了一把可以进入任何文学文化文本的钥匙。程文超带着我们远溯儒道佛传统，追踪西方哲学源头，领略中西文化先哲们欲望叙述的非凡才华、卓越技巧，一起参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叙事中所隐藏的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儒、道、佛等各种中西文化话语的欲望叙述策略，及其洞见和盲视，然后提出他有关“欲望主体论”和21世纪中国文化选择的思考。

　　敏感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无论是欲望与文化关系的理论论述，还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欲望叙事的具体解读，抑或有关欲望主体论和21世纪文化选择的思考，都不是本质主义的。中国的文化重构，究竟需要或者应该提倡一种什么样的欲望叙述？读完他的著作，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他没有告诉我们究竟什么样的欲望叙述才是最合理、最好的，而是仅仅提供了一个体摸各种欲望叙述的框架和路径，仅仅带领我们对古今中西的各种欲望叙述作了一次游历，仅仅发出了一种正视欲望主体的呼吁。这好比打开了一座花园，那里面，有各种各样欲望叙述的花朵，但哪一种花最美、最好，他却没有回答，一切都需要你自己去判断。

　　是无力回答吗？是不愿回答。程文超深知，在一个文化挣扎和文化多元的时代中，在一个精英姿态已成反思对象的年代里，任何伦理基准主义的雄心，任何建构普适性道德教条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孔子、朱熹、康德的年代早已远去。我们能做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打开一种视野，指示一种路径，提供一种方法，剩下的，便是每个人在这种视野、路径和方法的启发下去思考问题。程文超深信，在跟随他对古今中西的欲望叙述游历一圈之后，如何面对欲望，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是一种高超的理论建构，它提供了一种可以推广的视角和方法，却没有硬性推销一种普适性的价值和结论，给人留下自由选择的空间；它巧妙地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个人言说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有西方理性人道主义关怀终极的温情流露，也有西方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自觉警惕；它在有效借鉴西方反本质主义思维的同时，又充分吸收了中国含蓄、顿悟等庄禅智慧，是当代中国为数不多的真正站在世界高度的独特的理论创造。[NextPage]

　　在一个文化挣扎和众声喧哗的时代里，程文超怀着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深情关注，在“意义的诱惑”下走上文学文化批评之路，创建了以“醒来以后的梦”为标识的现代性阐释体系，提出了有关中国文化重构的宏观战略设想，并将之具体落实在了有关“欲望重新叙述”的理论构想之中。程文超所展示出来的为社会寻找秩序、为心灵寻找家园的学术抱负，超越门户派别、不为流俗所拘的独立稳健的文化立场，以及综融中西、贯通古今的文化气象，是令人震惊的。他的存在，无疑是一个示范：在一个文化挣扎的时代里，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更好地进行自己的独立承当！

　　他不在了文字依然在场

　　10月23日上午，省内外30余位文学批评界的专家学者聚集在广东文学艺术中心，就新近出版的8卷本《程文超文存》进行了研讨。今年是程文超先生逝世五周年，与会者畅谈了程文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人格魅力，缅怀了这位在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广具影响的学者。

　　程文超生前是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被称之为“当代批评旷野里的一棵精神之树”。在当天的研讨会上，全场默哀一分钟。会议由文艺理论家蒋述卓主持。

　　蒋述卓说，“程文超作为大家共同的朋友和兄长，为人坦诚、和善，把自己放得很低，他的为人、为学，影响了同辈评论家，是广东文学批评界的一面旗帜。”与会专家认为，程文超对现代性的反思，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的研究以及“欲望本地论”的提出，不仅使文学界重新审视现代性，关注西方理论对文学的影响，而且使文学界更加关注文学与人类的本体问题，对文学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程先生在全球化语境下审视广东文学的变异特征，敏锐地发现了广东文学的欲望叙事”，程文超生前学生刘海斌称，程文超先生以一个批评家的工作推动了广东文学的发展，树立起了一个标杆。作为程文超的旧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在研讨会上也表示，程文超是一位人不在，文字依然在场的批评家。“我们的文字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经受住死亡的追问，考验着我们这些依然还活着的人。”谢有顺认为，程文超的文字依然保持着魅力，能留下来，给他两点启发：不轻易谈论他不知道的事情；注重个人的领会和感受，在一个文体意识稀薄的时代，注重用词，他的文章和学问保持着蓬勃的生机。

　　出席会议的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吴佳联，对于《程文超文存》未能留在广东出版表示遗憾。吴佳联说，程文超作为一位写作者，他的人品、文品，是有恒久魅力的，不会随着生命的消亡而消失。对于好书的外流，吴佳联认为，广东出版业应该多发现好书，“即使不赚钱，也应该想办法出版”。

　　据悉，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果将由广东省文艺批评家编选成《〈程文超文存〉学术论文选集》，编印出版。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