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进坐落于北京虎坊桥的中国书店出版社办公楼，立刻闻见一种淡淡的清香。及至见到总编辑马建农先生，才从他的介绍中得知，原来这里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的京华印书局，民国初年，大多数报纸都是从这个楼里源源印出，再流布于北京大街小巷的。后来又成中国书店的善本书库：从早期的隋唐写经，直到宋元明清各代刻本，清后期石印本、珂罗版书籍，民国时期的洋装书，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各种版本，包括“文革”期间大字线装本的《毛选》……可谓是应有尽有，卷帙浩繁。
这座屹立在两广路旁古朴大方的船形建筑，据说是北京第一座民用钢筋混凝土建筑，英国建筑师设计，内部至今保留着木质轨道电梯，金属的可开合栅栏门，敦厚持重，配以书墨清香，给人无限遐想。
就在这亦中亦西、亦今亦古的氛围之中，马建农——这位今年刚过48岁却从28岁起就执掌中国书店出版社的总编辑、北京史研究的知名专家，一袭清雅唐装，端坐于高大轩敞的办公室里，一边轻啜香茗，一边围绕着北京文化与书籍出版，与笔者谈天说地，纵横古今。
1.写《琉璃厂》，传承“北京文化”的实践者
马建农生长在北京，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古都北京文化中浸润熏陶，他对“北京文化”有着独到的见解。
马建农认为，北京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四大特征：是具有中心性质的区域文化；体现出皇权思想、正统意识、绝对权威等内容的帝王特征；是多地域、多民族的集成文化；在结构上又体现出多元性的文化层面。这些特征构成了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风貌。
马建农赞同自己的师友、北京古籍出版社前总编辑赵洛先生的说法：北京文化中，集聚着北京人智慧内核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推宣南文化。而宣南文化的灵魂，则应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诗词文化。[NextPage]
何谓“宣南文化”？去年初夏，宣武区政府曾经综合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最终为“宣南文化”定义：“以北京建城建都起源地、明清时代的京师宣南地域（今北京市宣武区）为生长土壤，以琉璃厂、天桥、大栅栏为代表，以民情、市情、乡情为纽带，表现为北京市民和各地游子的都市生活方式，见证北京城发展、凝结北京人智慧的京味儿文化。”
而对于“宣南文化”，马建农于2006年出版的《琉璃厂》一书堪称是上善的注解之一。因为令北京历史上的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风雅之地，非琉璃厂莫属。
由于家学渊源和自己多年的勤奋努力，马建农说起北京的历史和种种掌故，可谓是博通古今，娓娓道来。写到琉璃厂的岁月变迁，则循本溯源，从辽南京外的海王邨、元明期间的琉璃厂窑开始写起，细述该地千百年来的发展变化，真可谓是方寸之地，沧桑历尽。
琉璃厂在辽代时是南京城（今北京）东门外的一处小村落，称为“海王邨”，曾一度因修建起辽金时巨刹延寿寺而成为繁荣之所。元代，这里开始建立琉璃窑厂，“琉璃厂”便由此得名。到清代初年，顺治皇帝颁布谕令：“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标志着清朝政权以强制手段，彻底实行满汉分城而居的管理政策，从此，北京城的居民居住布局和城市发展产生了根本性的调整和改变。昔日的繁华都城变为了更大的皇城。清康熙年以后，琉璃厂逐渐繁华，到乾隆年间发展成为“九市精华萃一衢”的文化街，在长约两里的街道上，集中了近百家经营古旧书刊、文房四宝、碑帖字书、金石篆刻、古玩珠宝、手工艺品等店铺，鳞次栉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和橱窗，被誉为“中国博物馆街”。南城不仅居住着大量的汉族官员、社会贤达和文人雅士，在琉璃厂，又集中了大量的会馆，达官与布衣、迁客与骚人，于此间往来走动，吟诗唱和，伴以淘奇书，品字画，赏古玩，使得这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既有皇权文化的厚重，也有平民文化的活泼，同时自身又充满了风雅隽永之气的新的士人文化体系——“宣南文化”。
马建农认为，于宣南文化，琉璃厂既是一个盛器，又是一个舞台，更是一个象征。对于几经兴衰的书肆、古玩店、字画铺来说，琉璃厂是个盛器，数百年来，这里曾经集散、保护和流通了不可估量的文化财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物质载体的“聚宝盆”；对于那些灿若星辰的文人名士——诸如王士祯、朱彝尊、李渔、纪晓岚、翁同龢、梁启超乃至鲁迅、郑振铎等人，它是令人流连忘返的“安身立命”之所，是“以书会友”、探珍揽奇的清逸去处，也是雁过留声、人去留踪、遗墨存韵的聚光舞台，有多少风雅逸事流传其间；同时，由于其历史渊源的深远持久，物质载体的殷实丰厚，经营理念的温雅殷勤，代代文人的魂牵梦萦，早已形成了内核坚实的文化积淀，有自己深具魅力的“魂魄”，无形中，成了宣南文化的象征，同时也是北京文化独具一格的代表。六六自言爱看网上八卦。
掩卷之余，自然不免心生慨叹。《琉璃厂》一书，除了条分缕析，写出此地的“天时”、“地利”，更写出了“人和”——从经营者的行业规则、敬业精神，直到文人墨客代代相传的雅好追求以至血脉风骨……其实，说来说去，所谓文化，最生动的存留之处，是存于活人的血液之中，其它无论是沉静的文物还是岑寂的图书，皆须活人的一口温乎气去呵护，须活人的灵光一现的思维去感悟，须活人的有血有肉的心灵去体味……因此，活的文化，最需要传承。
其实马建农先生本人，就是琉璃厂文化传承的一个生动实例。
三十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周末没有课，就自己跑到那里闲逛，一路走去，每一幅店招匾额，每一家书肆店铺，都曾惹他瞩目流连。时值“文革”出版后期，很多店铺还只对外宾开放，小建农也曾懵懵懂懂，一头扎进中国书店的外宾服务部，结果让人家给撵了出来。
上世纪80年代初，马建农抱着“到中国书店可以多看书”的念头，来这里当了学徒，从此与琉璃厂结下了不解之缘。寒来暑往，每天从这蕴含着翰墨书香的文化街上走过，渐渐地，从学徒而成学者，同时也成了总编辑。二十余年来，伴随着知识的扩展、思考的深入以及谦逊地转益多师，马先生对琉璃厂乃至北京的历史已有精深的研究，对其中的文化内涵，也有着丰厚的体认。
同时，作为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编辑，他所参与筹划出版的每一本书，所亲自校阅的每一行文字，无一不是对北京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2.出《北京通史》，享受心灵深处的“幸福”[NextPage]
马建农说，一名编辑要是能赶上个好项目，就会特别幸福。
实际上，自从28岁接手中国书店出版社直到今天，马建农在为出版社谋生存的前提之下，想的最多的，大概就是如何争取到一个好项目，如何完成一个好项目。
中国书店坐落在琉璃厂文化街上，在几十年的历程中收集保存了数以万计的古旧书刊，其中有许多稀世罕见的善本古籍。马建农感于《四库全书》、《四部备要》、《四部丛刊》等书之“大”，1991年，综合诸位老先生建议，于出版社所藏古籍中，精选出部分学术水平较高、版本流传稀少、实用性较强的图书，汇集成《海王邨古籍丛刊》，影印出版。遴选汇集的古籍范围，包括历史典籍、考古论著、文学专集、法律汇典等各个方面，范围广而博，内容鲜而优。
例如清代李元度的《南岳志》，作者系道光年间举人，后入曾国藩军幕，官至贵州布政使、浙江盐运使。是志体大物博，例严辞雅；内容宏富，考证精审，为南岳诸志之上品。亦是考索中国道士天师、高僧大德的珍贵文献。《一斑录》所记述的，是深谙中国古典科技文化的清代学者郑光祖的宇宙观。作者提出的宇宙有限进而无边、时间有始等观念，无论对比当时的东方还是西方，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该书于新时代再版，颇有发微钩沉之勋，对这位成功结合东西方文化及思想方法做出卓越贡献的先行者，无疑是最好的纪念。《丛刊》中的《海西草堂集》，是曾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的个人诗集。此书对于研究徐世昌其人、研究近现代文学乃至历史发展，都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说起这套丛书的参考价值，马建农先生是颇为得意的——每当他看到那些让人尊敬的老专家、老学者，于论著的注释部分写道：“……引自中国书店版《海王邨古籍丛刊》”，作为编辑和出版者，他的心情，恐怕只能以“幸福”二字来形容了。
另外一个让马建农感到幸福的项目，大概就要属《北京通史》了。
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北京通史》（曹子西主编），是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编撰的一部系统叙述北京历史的学术专著，叙述时间，自约七十万年至二十万年前出现“北京人”活动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止，地域范围大体上以当前北京市行政区划为准，并参酌历代的城区、政区和历史地理环境变迁情况适当伸缩，内容涉及北京的建制沿革、政区城区、政治军事、城市建设、经济贸易、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是北京第一部完整的通史，同时也是世界各国首都的第二部通史（第一部为莫斯科通史）。
北京不同于晚近兴起和建设的一些城市，也不同于其它的中国名城古都。它是地球上人类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又是近千年来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历史演变，脉络清楚，线索连贯，大体上是沿着部落、方国、诸侯领地中心，进而成为统一封建制国家北部地区的重镇，后来逐渐发展，才上升到全国首都的显赫位置和进入世界著名大都市行列的。十卷本专著，凝结着十多位学者十多年的辛劳，集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和欣赏价值于一身，广度与深度兼备，对北京的历史文化传承，实在是功不可没。
《北京通史》在北京史研究上可谓是个意义深远的里程碑。对于1994年的中国书店出版社而言，斥资六十多万元以使该书能够刊行于世，无论如何，应算是深具魄力的大手笔了。尽管为了能够付梓，当时分管文教的北京市委领导李志坚同志划拨了二十六万，北京社科院也投入了六万，但毕竟，还有近三十万要出版社自己扛。时至今日，依然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打听此书，希望能够一睹风采，研究珍藏。作为出版者，马建农每当得知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感到遗憾——当年已经算是豪举了，可是于今看来，此书还是留下很多遗憾；另一方面，又让人感到莫大宽慰，编辑事业本身就是充满了遗憾的事业，此种遗憾总比别种遗憾来得要好吧！
其后，中国书店出版社又陆续推出了《中国大书典》——汇总评价我国自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以来历朝历代书籍的大型工具书。全书辑选了上自先秦下至民国最能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特征的两千余种图书，所有录选典籍，均以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具有影响为标准，按照书名、作者生平、该书内容这样的体例分条目编纂而成，洋洋三百余万言，堪称是我国文化建设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是展现中国文化风貌的系统工程之一。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志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资政、教化、传史”的重要手段，两千年来一直绵延不绝，虽经朝代更迭，较早志书散佚很多，但保存下来的旧志，仍有九千多种，十万多册，约占我国历史文献的十分之一，可谓汗牛充栋。作为具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现存旧志百余种，千余卷，包括府志、市志、州志、县志、街巷志、村志、粮厅志、风俗志、山水志、地理志、地名志、关志、寺庙志、会馆志等。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如何在检索所需知识的时候，摆脱披沙拣金之累、大海捞针之苦呢？进入新的世纪，为了便于读者撷取方志资料精华，中国书店出版社又先后推出了《北京地方志提要》和《北京旧志丛刊》。[NextPage]
《北京地方志提要》编者谭烈飞先生、韩旭女士，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等方面有丰富的积累，且能“坐得冷板凳”，对古往今来北京地区四百多部志书进行了查找、通读和研究比较，一一做出了条分缕析的内容提要。
而《北京旧志丛刊》的出版，则无疑为广大读者奉上了一把开启北京地域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用北京市地方志主编、杂文家段柄仁先生的评论，可说是“一项慰藉祖宗、利及当代、造福后人的宏大的文化基础建设工程，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并会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3.发现推出惠泽后人的好书责任在肩
说到“古籍编辑”，马建农本人总是又谦恭又骄傲地承认，这种如耕牛犁地般辛苦的行当，是自己的“正差儿”。
而《北京通史》的主编曹子西先生当年在《北京通史》出版座谈会上也说：“这部十卷本通史，三百三十二万七千字，从头到尾，一字一字看完的，只有我和小马两个人。”
骄傲是由衷的，因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马先生比着自己的身量说：“我每年看的稿子，摞起来比我高。”而且这种“看”，可不是普通的看，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如《北京通史》第十卷，写到我国建设成就，农村居民人均用电多少多少度的时候，那个数字看着有点奇怪，马建农就真的找来计算器，按一家各种常用电器不停运转二十四小时再乘以三百六十五——得出的数字仍与之相去甚远。进一步核查，才知道那个引自《今日北京》的原始数据，是在农村居民用电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农村企业工业用电数目。
谦恭更是真诚的。说起自己的成长，马建农深怀感激地提到了许许多多的老兄长，从如何形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到一位资深编辑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的养成……他说学到了太多太多，怀抱敬仰心情提到的师长名字，像母庚才、胡文彬先生，以及自己的老兄长韩朴、李建平、谭烈飞、王岗、郗志群等先生，都是业界响当当的人物，真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再比如中国书店前总经理鲁杰民先生，据说是典型的“书虫”，有着极强的“书感”，能从一条普通的新闻中敏感到潜在的图书商机……马建农称，中国书店是一个好平台，在这里得遇诸位师长、兄长。就是他们，把自己从一个“毛头小子”手把手带起来，让自己能耐得住寂寞，担承起这分编辑出版大业。日子久了，师长、兄长，也就都成了友人。
对于友人，马建农是无限的信任，而朋友们也报之以信任。有的老兄长把多年研究成果汇成的书稿往他手里一递说道：“得，交给你了，任凭你宰割吧！”还有的兄长在他需要参考资料的时候拍拍胸脯说：“我那本书还没付印呢，先把电子版发给你吧，省得你查阅辛苦！”这种信任，只有业内人士才能掂得出分量。
不过马建农的朋友圈里，也汇聚了不少年轻人。他们有的是美术界的艺术家，有的致力于陶瓷工艺，有的经商……自五湖四海来到北京，尤其爱听北京的历史掌故，而这是马建农当仁不让的强项。天长日久，这些年轻人聚拢在老大哥的周围，就爱听他说古论今，老大哥则向小兄弟们学习艺术和经营之道。大家一壶温酒，三五知己，行酒令，侃大山，真是乐在其中。
马建农的博学广闻，对历代碑帖的真知灼见，以及写得一手漂亮潇洒的蝇头小楷……这些令年轻人折服的学识与功力，一方面是因其家学渊源有得天独厚之处，另一方面，更与本人的后天勤奋努力分不开。除了承担着繁重的总编辑工作、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以外，他坚持至少月读一本专业书籍，到了年末岁尾，更重视披览学报，了解学术发展动态。他所读过的书，上面既有题跋，还有密密麻麻的夹批、眉评，显示出阅读中的认真思考。如此日积月累，自然功力日增。
平时放松休息，则以阅读碑帖为乐。脑子随着字迹游走，能从笔锋的轻灵转折中，体会出“音韵”的微妙变化。二十年来，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的大多数字帖，都是出自马建农之手，尤其是推出“无缺字本”字帖（杨璐编），成为多年的“保留节目”，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与此同时，他自己则是又“过眼”又“养眼”，可谓其乐无穷。
此外，他每年还坚持撰写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以及专著。二十余年来，晚上两三点才休息已经成为马建农寻常的生活习惯。正是这样长期的勤奋和努力，造就了一名专业古籍出版社的总编辑和北京史研究的知名学者。[NextPage]
如今人到中年，家庭方面，他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如何让老人们安度晚年，是他时常萦绕于心的一份惦念；而在出版社总编辑的位置上，他亦深深感到自己的责任，一方面要为出版社的生存操心，一方面又要力争出版兼具学术水准和可读性、泽被后人的好书。
临别时候，马先生还不无忧虑地说：“我觉得咱们早晚要为今天的文化浮躁付出代价。”
从远处回望中国书店出版社办公楼，再次觉得它像是立于瀚海中的孤岛：一种责任，一种持守，好像默默地蕴于地基深处。
至于马建农先生本人，则无疑是一位怀抱仁爱之心的儒雅之士，他的一言一行，都在尽自己的可能，实践着孔夫子那美好愿望：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