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陈桂棣、吴春桃夫妇以一本《中国农民调查》震动全国；6年后，两人再度联手创作报告文学《小岗村的故事》。昨天，作者在新书研讨会上回应“33处失实”的说法，首度承认有3处确实写错。

　　写报告文学压力大

　　作为夫妇俩共同创作的“农民问题三部曲”之一，《小岗村的故事》发生在“中国改革第一村”之称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第一个做出‘包干到户’壮举的村子，为什么今天反而‘江山依旧’，裹足不前？”带着疑问，陈桂棣、吴春桃对小岗村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调查，积攒了500万字的资料，“我们只在小岗村里呆了十几天就被当地政府赶出来了。”陈桂棣说。吴春桃坦承压力太大，家里的玻璃曾被不明身份的人用砖头砸碎过，两人已经快坚持不下去：“我们以后可能要改写小说或者其他题材。”

　　“有3处我们是写错了”
 
　　《小岗村的故事》刚出版就引来不少争议，其中最大的话题来自小说主人公之一、1978年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俊昌的声明。长达11页的声明直斥书中“很多内容是瞎编的”，并列举了33处失实。究竟谁在“瞎编”？一时舆论哗然。

　　陈桂棣承认作品有误：“我们已经仔细核对了他提出的33条，确实有3条他说得对。我们写错了就要认。”不过这3条大多是细节疏漏，包括严俊昌儿子在家中的排行，当年村里为对付领导视察而挪树的距离远近，以及严俊昌的儿子5岁就提出分家的问题。对于最后一条失实，陈桂棣显得颇为无奈：“这一段是我从‘大包干’纪念馆出的书里摘录的，因为他们不准我进村采访。这本书经过当地县委和地委两层审核，严俊昌还是该馆的名誉馆长。”

　　至于剩下的30条指责，陈桂棣表示自己绝无虚构，所以“接受不了”。他认为“谁的事情就是谁的事情”，这么多年来小岗村的历史已经被歪曲，重新揭开故事的真相是作家的权利。面对严俊昌“有可能起诉”的说法，陈桂棣笑说欢迎：“书里写的都有人证，打官司也许能把事情弄得更明白。”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