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彬彬和李建军，走进“楚天都市报校园文化行·屈原文学论坛走进校园”活动第三站，为南湖之畔的中南民族大学300余名大学生带去一场题为《大师与大奖：中国当代文学的梦想与现实》的思想盛宴。
本活动由省作协与本报联合主办，本场校园文化行活动由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与教务处承办。活动以访谈形式进行，担任主持人的是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副院长杨彬教授。同为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杨彬教授比较了解两位评论家的特点，开场前就提醒在场学生留意两人的犀利与尖锐。
谈文学评奖：不要迷信国外拿的奖
李建军是去年茅盾文学奖初评时的评委，“我很遗憾，我看好的几部作品，最终都没有获奖。最终获奖的部分作品，我到今天没有想明白，它为什么获奖。不过，如果你想让自己不快、郁闷，建议大家去读下这部获奖作品。”“现在部分中国作家热衷在国外拿奖，劝大家别当真。”王彬彬说，国外一个书店就可以组织这样的奖，这种纯粹商业的活动，评选出的奖项在国外不值一钱，但一些中国作家却把它拿到国内，大吹特吹，很能唬住一些人。“这些作家普遍自我感觉良好，就写出更多的作品来唬人。现在我国当代文学作品，除了数量不缺，什么都缺。”
谈当代作家：最缺乏语言功夫
“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李建军说，但许多当代所谓的知名作家，最缺乏语言功夫。李建军还举了大量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把帽子戴正在头上、我用我的腿站了起来、我用嘴巴吹……“帽子不戴头上戴哪？站起来除了用腿还能用别的吗？不用嘴用鼻子吹吗？这些语言罗里啰嗦，根本经不住推敲。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有人这么比喻月亮：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走在街上的奸夫。原本在中国文学里圣洁高远的月亮形象，被比喻得这么肮脏龌龊，这是作家干的事吗？”
王彬彬也认为，有些现在在国外很红的中国作家，其实连优秀作家都算不上，“西方顶多是把这些作家的作品当成通俗小说来看，充满色情暴力。有时候，即便原文中没有，有的翻译者处于商业考虑，也可能会对之进行加工，增加一些内容，迎合当地人的口味。”
在王彬彬的眼里，一个好的作家，起码有两个标准：语言要好，思想深刻。“可惜我们现在文坛达到这两个要求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王彬彬叹息着预言，“根据目前作家群的精神面貌和文学界的现实，中国目前还很难出现伟大的作品，所以短期内拿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不大现实的。”
谈大师：当代无文学大师
“现在‘大师’这个词用得太滥太滥了，有的人想塑造大师，有的人愿做被塑造的大师，使这个词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王彬彬认为当代中国暂时还没有文学大师。
李建军也觉得“大师”现在被异化了，“现在不少圣洁、神圣的东西被滥用后，如抹布一样被扔在地上不值一文，受人唾弃，‘大师’就是一例。”李建军把大师分为两类：一是技术性大师，一是人文大师。前者只要在某一方面具有过人的本领就行，人文大师则必须具备三点：人道情怀、批判精神和自由理念，“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这样的大师了。”
针对中国还会不会产生文学大师这个问题，王彬彬打起了太极，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表示“回答这个问题，理论上是要冒险的”。王彬彬认为，文学上的大师，是需要时间和历史来认定的，说不定现在就有个非常优秀的作家，只不过他写的作品没有进入评论家的视野，大家不熟悉，但几十年后，也许真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就成“大师”了。
互动问答
问：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获得诺贝尔奖，为什么那么急于得到世界的承认？
李建军：当年鲁迅曾建议最好不要给中国人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会增长中国人的自大。我认为这是理性的声音。诺贝尔文学奖是十几个人评出来的，就和我们的茅盾文学奖是一样的。作品获奖不过是增加了影响力。若是过度在意获奖，把获奖作为作品的衡量标准则是不对的。现在中国媒体对诺贝尔奖报道那么多也是有问题的。美国就并没有那么强调获奖，但美国获奖的人就很多，甚至超过获奖总数的一半。评价是他人的事，我们做好自己在做的就可以了。[NextPage]
问：您认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李建军：我认为这个时代缺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家需要有非常难得的天赋，文学批评家比作家还要少。在国外有少量的文学批评家，中国现代有鲁迅等人。批评家是无所忌惮的，有揭露假象的勇气和良知。
问：如何做好出版编辑？
王彬彬：做一个好的出版编辑首先基本功要好，起码语文基础好，他们要有胆识和能力把贾平凹写的错别字改过来。同时，文学鉴赏力好，有眼光有思想。不能别人要你编什么你就编什么，而要有意识的编书，想出好的策划。这样的工作除了天赋还要勤奋。
问：罗伟章的底层叙事小说里没有指明出路，是在回避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呢？
王彬彬：我认为这样的问题不成立，在书中没有指明出路在理论上不是文学问题。一个文学家是对生活有很多悖论一样的想法，有迷茫有困惑，他们是把这样的感情所产生的情景呈现，而不是像社会学家、哲学家一样联系社会实际，也不该要求小说家这样。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