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的目光时时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犀利的语言处处体现对文化的反思与担当。26日，在黑龙江日报美术馆开幕的《风云际会——中国近现代名人手迹影像收藏展》上，作为嘉宾的著名作家梁晓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化不能使老百姓“变傻”

    梁晓声说：“我在博客里很少回信，但是我却给中国矿业大学的学生徐育伟回了信，并且转载了他描写农民生存状态的小说《民也生耶》。他让我很感动，一个80后的学生，从五六年前就坚持写农民题材的小说，而且写得很好。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但是目前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却越来越少，文学与文化越来越接近市场，什么趣味的、时尚的、嘻哈的、搞笑的、香艳的都能顺利出版，而他这样文学性很强的作品却很难发表。我在信里对他说，你还是跟市场接轨吧，只要在不堕入低俗的情况下，生存是第一位的。至于文化对社会的担当，还是让我们这些人来做吧，不能让年轻人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

    反观目前的文化生态，梁晓声感触颇深：“我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仅剩下了娱乐。而且在很多人眼里，只有让人哈哈大笑的才叫娱乐。我们看一部影视剧，难道仅仅是为了看一个有趣的故事？一部电影唤起我心中的感动或者让我眼眶一湿，一本书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或者唤醒我心中的某种情愫，不也是一种愉快的感受吗？文化的审美是多元的，让人身心愉悦的并非只有开怀大笑。否则，这样的文化将会让我们这个民族变得很傻。”

    某些人的“中国”概念很狭义

    出身平民家庭的梁晓声，一直对社会底层有着深切的关注。他说：“很多中国人心中的中国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小很狭义的。无论是生活在北京、上海、哈尔滨还是其他地方的城市人，当他的生活富裕了顺遂了，他就会说，现在的中国真好；当他的生活不如意或很糟糕时，他会说，现在的中国一团糟。其实大部分人都忘了，在离每个城市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是大片大片的农村，没有这些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我们怎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中国？而缺失了对广大农民生存状态的关注，我们的文化也是不完整的。”

    对于文化的缺失，梁晓声反思道：“你看好莱坞娱乐大片，是有人性美在里面的。娱乐过后，美国青少年脚下踏着自己稳定的价值观基石：知道什么是英雄主义，什么是同情心，很多违背道义与良知的事是不可为的。而我们的影视剧在娱乐人之后，孩子们脚下踏着什么呢？主创人员的兴奋点大多在权谋上，君臣斗，臣臣斗，忠奸斗……一部《潜伏》让人联想最多的是办公室的勾心斗角。除了爱国主义，影视剧还应有很丰富的内涵。比如诚信，就不应只是一个商业的范畴。文化除了要抚慰和温暖大众的心灵，还应当成为一种力量。”

    我写农民是给官员和富豪看的

    梁晓声最近计划出版一本新散文集，他写的《三平方米的金融海啸》、《走……》、《荒弃的家园》等散文和杂文，都是描写农民生活和生存状态的。其中一篇《清名》，是写一位农村老妪对自己名声的看重。

    梁晓声说：“我在给学生上课时，常常问他们——安徒生写《卖火柴的小女孩》是给谁看的？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小女孩肯定看不到。能看到她的当然是那些住在大房子里、睡在温暖柔软的床上的富人家小孩。但是当这一代人长大，能够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卖火柴的小女孩就会在他们心里复活。这也是这部作品能够不朽的意义所在。同样，我写农民，大多数农民是看不到的。我是写给那些官员、富豪、知识分子、学生看的。现代人缺少一种悲悯人生的情怀，容易忘却一些让我们内心柔软感动的东西，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件可怕的事。”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