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止庵

　　上回《中华读书报》记者问我，在编《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的过程中，是否有什么新鲜的发现？我提到鲁迅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要讲“发现”，正在于“明白时势”、“知人论世”。具体说则很丰富，也很琐细，我曾在《“纵读”鲁迅》一文中略述一二，可以参看。“纸短言长”，不如以后再行报告。现在就来举个例子，算是补足这一答问。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鲁迅之为中国左翼文学的中坚，他的翻译也许比杂文写作所起作用更大，先是介绍了这方面的理论——包括片上伸著《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卢那察尔斯基著《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著《艺术论》，以及《文艺政策》等，继而又供给了《毁灭》之类作品。这正是编《编年文集》时体会所得。鲁迅1928年4月3日日记：“译《思想，山水，人物》迄。”——创造社、太阳社批评他“一面抄着小说旧闻，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两端滑头政客鹤见祐辅的新自由主义介绍过来”（何大白《文坛的五月》，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然而同年6月2日，鲁迅翻译布哈林的《苏维埃联邦从Maxim Gorky期待着什么？》；6月20日，《奔流》第一卷第一期开始连载鲁迅所译《苏俄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评谈会速记录》，推想起手移译当在译布哈林文之前。6月5日，鲁迅为《奔流》该期所写编校后记中说：“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假如要给鲁迅文学生涯和思想进程的中、后两期划一界线，应该在译完《思想，山水，人物》与开译《文艺政策》之间。

　　1928年8月10日，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中说：“我对于唯物史观是门外汉，不能说什么。……我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随后他自己努力做了一些工作。1929年1月20日，鲁迅翻译卢那察尔斯基《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是为所译《文艺与批评》一书中的一篇；2月14日，译完片上伸《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所谓“新兴文学”，亦即无产阶级文学。4月20日，所作《〈壁下译丛〉小引》有云：“后面的三分之一总算和新兴文艺有关。”4月22日，“夜半译《艺术论》毕。”10月12日，“夜译《艺术论》毕。”前一种系卢那察尔斯基著，后一种系普列汉诺夫著。鲁迅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三闲集〉序言》）

　　以上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鲁迅的文学作品翻译。他先翻译了不少苏联“同路人”之作，如雅各武莱夫的《农夫》（1928年10月27日译）、伦支的《在沙漠上》（1928年11月8日译）、理定的《竖琴》（1928年11月15日译）、费定的《果树园》（1928年11月20日译）、皮里尼亚克的《苦蓬》（1929年10月2日译）、扎米亚京的《洞窟》（1929年11月29日译）等。鲁迅在为《竖琴》所写附记中说：“……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乃是试图通过“同路人”的作品来了解俄国革命；然而又针对《在沙漠上》说：“篇末所写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见的俄国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们不要忘却这观察者是‘绥拉比翁的弟兄们’——一个于十月革命并不密切的文学者团体——中的少年，时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现今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只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和那色黑而多须的真的神不相类的也已不少了。”可见鲁迅不满足“同路人”之非真的左翼或无产阶级文学家。1930年1月1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开始连载鲁迅所译法捷耶夫的《溃灭》（出书时改题《毁灭》）。2月8日，所作《〈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赞颂原著“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并针对书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说：“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在同年3月2日出席“左联”成立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委员之前，鲁迅已经开始为中国文坛奉献“先进的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了。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