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上市的《人民文学》600期专号中，郭敬明、蒋方舟、马小淘魁等“80后”作家闪亮登场。其中最具眼球效应的，当属发表小说《小时代2.0之虚铜时代》的郭敬明。这期《人民文学》在市场上卖得太火，很多地方都脱销了。当然，主要都是中学生去买，很多都是冲着“小四”郭敬明去的。

    《人民文学》有爱上郭敬明的权利，毕竟，在中国文坛，《人民文学》是一面传统文学的旗帜，素以严肃与神圣著称，既具有文化和精神的符号价值，又是某种文化权力的象征。就凭这种文化地位与职责使命，恐怕也不可能轻易成为市场奴隶，去委身于某种流俗的价值。

    “文学不只存在严肃的一面，人们也不是因为严肃才去热爱文学；文学有其弹性和包容度，它的边界也在不断变化中。”这是《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的解释。他也强调，《人民文学》推出郭敬明这些年轻作家，并没有考虑卖得好不好，只是觉得符合文学的方向，能体现这本刊物和年轻人保持亲切交流的责任。

    作为一个文学旁观者，我对李敬泽的作品很喜欢，特别是他的文艺评论，为我打开不少欣赏文学作品的大门，对我从事的时事评论写作也很有裨益。《人民文学》能在中国文坛拥有今天的地位，我觉得，也并不仅仅在于所谓的官方身份依托，而是形成了笃定的文学价值观。这当然与刊物操持者的艺术品位有关。遗憾的是，这一回，他为郭敬明“申辩”，却给人感觉是很无力。

    事实上，现在谁都无法判断郭敬明那篇小说的价值，到底有没有突破《人民文学》应有的价值边界。我特别询问几位作家朋友，他们回复都是一声叹息，认为郭敬明代表的那种“青春文学”，宣泄的时尚、前卫、另类、忧伤，与既往《人民文学》不在同一话语体系，也偏离了以前笃定的价值与思想。

    在文学圈，《人民文学》有着强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它代表的文学权力对作家发展是重要的。比如，广东的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等作家，能够摘下曾经标注的“打工文学”符号，拥有了崭新的文学与现实人生，就与《人民文学》呵护有关。当然，这些作家的确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作品也很有现实批判价值。这样的推介因体现着特定的价值与责任，自然有着相应的文学公信力。

    不过，《人民文学》推介郭敬明就很像是一场“错爱”。如果《人民文学》把爱恋的对象选择同样深受青少年追捧的韩寒，我会觉得比郭敬明更风光，也更体面。原因也简单，还是在于韩寒作品本身的社会批判精神，远比郭敬明那些忧伤的呓语更有现实价值。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