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剑峰
张翎做客早报文化讲堂讲述电影《唐山大地震》及海外华人创作。
“海外写作只具有地域意义”
因为小说被改编成冯小刚正在拍摄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旅居加拿大的女作家张翎慢慢为国内读者所熟知。昨天，正在参加上海书展的张翎做客早报文化讲堂，以“从电影《唐山大地震》改编及海外华人创作”为题讲述自己的创作历程。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在加拿大用汉语写作的张翎说：“海外写作只具有地域意义。”
航班取消带来的《余震》
电影《唐山大地震》改编自张翎的一部旧作《余震》，“电影作为一个切入口，让更多读者认识我，接受我的作品，也是好事情。”张翎毫不讳言，电影改编带来的好处。在冯小刚的电影宣传中，有一个标签是“灾难大片”，而在张翎的小说里，地震只是一个故事背景，作家要思考的是人在极端事件中的选择给个体带来的“余震”。在小说中，妈妈在小灯和弟弟同时被压在废墟里两个只能救一个的情况下，选择了弟弟而放弃了她。意外生存下来的小灯始终无法摆脱这场心灵的余震，直到在心理医生的疏导帮助下她重回唐山，小灯内心的苦痛才涣然冰释。
张翎说，写唐山大地震题材的小说完全是一个机缘巧合。“2006年7月28日，我那天在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回加拿大。那天北京下了暴雨，几乎所有航班都被取消，我在机场等了9个小时。那天没事情干，就在机场逛书店。发现那天书店摆满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书，我突然醒悟到那天是唐山大地震30周年。我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看了《唐山大地震亲历记》，我看到一些细节和故事，其中一些关于孩子的报道，有一个故事是，一个被截了肢的孩子，醒来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阿姨，我手痒。’护士给他还存在的手挠痒，他说：‘不是这只，是另外一只。’那只不存在的手。读到这些小故事，我觉得，那段历史是否缺失了？那些孩子遏制住的眼泪在哪里？我始终在寻找。所以小说《余震》的标题非常贴切。”
当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张翎说她当时是温州一家小工厂的小车工，“我只有10多岁。那个时候，由于宣传方面对地震信息控制得很紧，关于灾难的信息被一层层过滤，到了我们这个城市，只剩下一些标语口号和数字，除此之外我对地震并无太多感觉，没有切肤之痛。”“事实上，就我自己个人经历来说，无论是我个人和家庭，直接或者间接的，都没有经历过唐山地震。尽管我没有去过唐山——就算去了那里基本上也没有当年地震的遗迹了——但我为写这部小说，把可以找到的所有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回忆录，全部都了一遍。”
业余写作是种生活状态
张翎目前的职业是听力康复师，工作收入稳定，写作对她来说真的是业余的，不用理会和卷入国内写作界的纷纷扰扰。“我从写第一个字开始到现在都是业余，我是不靠写作为生的业余作家。我理解的业余是一种生活状态，与品质无关。”张翎一周工作4天，只有夜晚才是属于她的写作时间。[NextPage]
“不过我的一些病人也知道我是个作家，他们可能是通过有关我的报道知道的。他们意外发现的时候，也很惊奇，他们说：‘没想到你也是个作家。’我的老板也知道我写作，他很自豪自己的员工是个作家，而且《交错的彼岸》里面的洋人原型就是我老板。”
当然，张翎更是群体不小的海外华人作家中的一员，“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海外这个词只具有居住在哪里的含义，跟他写什么，怎么写关系不大。我只能说，海外作家是一个很大的帽子，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作家和作品。今天对我来说，海外写作只具有地域意义，跟我怎么写、写什么，没有太大的意义。”而这几年来，因为作品慢慢加快了在国内出版的节奏，多伦多-北京的航线也密集起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我的加拿大生活经验，让我看到中国经验看不到的地方，要是没有经过这段海外生活，我写的乡土小说肯定是很不一样的。”
张翎50万字的新作《金山》是一部以清末赴加拿大淘金的先侨、修筑太平洋铁路的华工为主要人物的家族小说。她以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方式钻研她所要描述的那个时代的史料，长达两年半。 “《金山》是我写作的顶点，我此生是否还能爬过这座‘金山’，我不知道。”这是另一种自信的表达。
书展日记
书展“劳模” 带来以书为名的快乐
昨天傍晚，台湾作家张大春新书《认得几个字》在2009上海书展首发，梁文道、钱文忠一起上台为好友助阵，钱文忠拿着话筒说：“我赶了很多场子，被称为书展‘劳模’。”算上最晚开始的张大春新书发布，钱文忠昨天一天至少赶了5个场子，而且基本上都是友情客串做绿叶添人气，乐呵呵地向读者推销朋友们的书。毕竟，还是有很多人看到他，会激动地叫起来：“他是钱文忠啊！”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这次应该是首次全方位地参加上海书展，他不是来为自己的书推销的，拿起话筒他就是现场主持人。不过很多时候，旁边的主角经常要提醒在场读者，别把问题都给梁文道啊！不过显然，读者对梁文道这样的“绿叶”更感兴趣些。
昨天最意外的“劳模”是周立波，还没有出过书的周立波冒充了下读书人，参加了两场朋友的签售会。在翁思再的签售会上，他说了清口还不算，还唱了一段昆曲和沪剧，慕名追星的读者把大厅和二楼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有相机和手机的都对准了周立波。翁思再那本旧书《非常梅兰芳》这次算可以减少些库存了。
洋“劳模”是英国前首相夫人切丽和渡边淳一。作为写书人的切丽可能还没遇到过这么多数量的热情读者，她微笑着在书上签下自己名字，但过于热情的读者还是让组办方提前结束了签售会。经常来上海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应该已经习惯了上海读者的这个架势，西装笔挺的老人家硬是在签名台上坐了半个多小时。这样的高规格待遇，也只有在中国才有。
有这些书展“劳模”在，毕竟可以吸引读者人气和购买欲。可是面对如此嘈杂的糟糕购书环境，面对数台讲演同时面对面用大喇叭“斗牛”时，总会有不少读者感到书展似乎“太糟糕”：这样的地方怎么能买得到书呢？这样的讲演怎么可能是文化的享受呢？满眼是人、满地纸屑的恶劣环境，怎么可能还和书有关呢？这样的折扣还不如网上书店呢？
不过书展本来就是给普通市民的一个嘉年华，很多的读者一年中或许也不会去书店几次，去了也不知道哪些书是值得购买和阅读的，听名家讲演更是一件在时间上奢侈的事，看到名人真人竟然还可以合影拿到签名书，这更是天大的意外了。所以，说到底，把书展与城市文化提升搭上边其实有点牵强，它最大的贡献是它给这个城市的10多万市民（尤其是参加书展的重头——学生和老人）带来了以书为名的快乐。至于文化，重要的还是平时在做什么，还是要感谢花费时间、精力频频出镜的书展“劳模”，为每天的销售码洋搭了一把力，他们也是书展上“大写的人”。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