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喜酒，葡萄酒尝过一口便知产地；苏童爱烟，采访的途中不停地说“抱歉，能不能抽支烟?”提起新书《河岸》的签售会，苏童半开玩笑，现在不比以前了，不知会不会有人来?
虽然自称“不红”的作家，苏童巨大的影响力却在昨天的“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上又一次得到了印证。他主讲“写作的理由”，不仅能容纳几百人的演讲厅人满为患，就连增设的三楼远程会场也挤得满满当当，一些来得晚的听众只能站上两个小时听完讲座。观众提问环节，一个小女孩稚嫩的童音一出，全场沸腾，也让苏童惊讶了一回。这次，他的小粉丝只有十岁。
讲座之前，苏童说，作家讲座，无非是拉拉家常，说说自己的事儿，一副轻松的模样。但当他真正拉起家常，说起邻居的悲惨遭遇时，竟一度语噎，只是不停地说“难受”。身边的人事物能勾起苏童无限的感伤与回忆，市场好坏对他来说却无关痛痒，“反正还有点闲钱买酒喝。”苏童吐了一口烟圈，说自己还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学青年。
苏童，这样一个不老的老作家，一个“理想主义的文学青年”，会有怎样的文学故事?
文学与幻想
对文字的好奇和幻想，是文学的源头
我第一次所谓的幻想是这本画报带来的，它让我开始胡思乱想。我写《妇女生活》，估计就跟这个画报有关系。
对文字的好奇和幻想，是文学的源头。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妈要做一套棉袄，就把一个女裁缝请到家里。她拎着一个篮子，这个篮子里面有她的剪刀、尺子等一整套工具。有一天，她把篮子扔在我家里，我一翻，发现篮子里有一本发黄的画报，是一本被撕掉封面、只剩三分之一的上海滩的电影画报。打开一看，里面有几个穿旗袍的女人坐在一条船上，是要去春游。我马上就掏出来看，我倒不是对美女有兴趣，而是对发黄的画报本身感兴趣。因为那个时代非常特别，所有老的东西、旧社会的东西、发黄的东西是看不到的，当我偶尔得到这本发黄的东西，我会很认真地“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第一次所谓的幻想是这本画报带来的，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一个依靠，让我开始胡思乱想。当然，这是所有年轻时候的胡思乱想。我现在想起来，我写《妇女生活》，估计就跟这个画报有关系，慢慢发酵的。
另外一个非常奇特的经验是，1971年，我现在记得很清楚，是巴黎公社成立100周年，那个时候有线广播都在播庆祝巴黎公社100周年，而我们几个孩子聚到自家对面的一个院子里的天井，去缠着当时的一个青年工人给我们讲故事，他让我们给他扇扇子，我们马上很殷勤地给他扇。当时，我们听的故事叫《绿色的尸体》，光是这样一个名字，对小孩子就有极大的诱惑。就那样，广播里在放着“革命，革命”，我们却在听着绿色的尸体的恐怖故事。这种经历太过难得。
文学与运动
白天我操作我的身体，晚上我操作文字
在不同的文体当中，文字的状态是不同的，是让它奔跑，还是任它跳跃，我觉得一个作家享受的就是这种发现的乐趣。
我的写作是从大学时期开始的。1980年代，那应该是文学的一个黄金时代，我在那个时候开始写作，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色彩。好多人今天问我为什么写作，写作的理由，问我说如果告诉你明天地震或全球毁灭你还会写作吗?这种极端的问题放在1980年代，我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那时候的氛围，就是你是一个青年人，你就应该写作，不写作你不是有病吗?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开始所谓真正的写作。从诗歌写到小说，持续了我的整个大学生活。
我一直觉得我写作的理由跟一个词有关———运动。我的身体迷恋运动，我的内心在迷恋另外一种运动———文字的运动。在大学时期，我不论刮风下雨，都会去篮球场，后来学校有人问你们有个写小说的是谁，同学就说，就是那个天天去篮球场的。我对文学强烈的追逐，我觉得也是因为喜欢那种文字的运动。白天我操作我的身体，让它一直处于运动当中，晚上我操作文字，让文字在我手下不断地运动，我觉得文字很像一个运动的身体。比如说田径运动我们讲爆发力，讲节奏，我觉得所谓写作，就是你目睹文字运动起来了，它以它的方式，以它的节律运动起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写作，真的没考虑太多形而上的理由，很大程度上，我写作真正的理由，就是对运动的专注和迷恋。在不同的文体当中，文字的状态是不同的，是让它奔跑，还是任它跳跃，我觉得一个作家享受的就是这种发现的乐趣。我就是发现了这种乐趣，一下子陷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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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生活
我最有感情的是产业工人，却一直没有写
我对产业工人是最有感情的，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块宝藏，一直没有开发，也不敢开发。
我自己在梳理写作与生活关系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甚至是无法解决的。比如说，我真正最有感情的，也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块宝藏，一直没有开发，也不敢开发。一般来说，作家对什么最有感情就写什么，我对产业工人是最有感情的，因为我母亲是一个工人，我自小生活在工厂区域，从小就是在工人群中长大的，小时候吃饭都要到工厂里面去，我母亲在车间的时候，我就要到车间里去吃饭，在水泥厂的那些粉尘当中吃饭，但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写过一个表现产业工人的故事。
还有一点，从小时候到前几年，我觉得我始终生活在底层中，生活在非常市井化的环境里，所以我很熟悉市民的生活场景。我写《妻妾成群》的时候，是住在南京一个破楼里，是解放前就有的房子，这个破楼的周围有很多1970年代下放到苏北、1980年代回城的人搭的窝棚，这些回城的人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职业，都是铁匠，所以我每天都是在“丁丁当当”的声音当中写作，但是，我也没有写这些故事。
后来我搬到另外一个居民小区，这个小区住了很多的回民，我记得我在这个小区住了近10年，到了第6年，邻居才知道这个人是写小说的，因为他看了《扬子晚报》，上面有一张苏童的照片，他指着我说，你就是苏童?以前我天天经过的时候，他们的印象是这个男人挺有力气的，因为我负责买米，一买就是20斤，我会提着米从这里走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这个作家的生活跟窗外的世界确实是分开的。
文学与生命
对我来说，文学是救生船
文学对很多人来说是渡船，过了河就没用了。但对我来说，文学是救生船。
现在仔细一想，写作这个行当，真的像一种交通工具，像一艘船，对很多人来说，她像一个渡船，他渡过河对岸，船就没有用了，他就不搭这个船了。
大家知道，文学现在影响甚微，甚至有点边缘，但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原的某几个省，文学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祉?你只要在小说月报上选摘一篇小说，你就可以当上县作协、文联的主席，如果被选了几篇，可以当上地区的主席，所以写作有一段时间是被利用了。对于有些人来说，是渡船到了岸边，他们就该下船了。而我个人觉得，它是一艘救生船。
也许，我夸大了写作对于生命的意义，但是，我一直相信这么一句话，好像是美国的学者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里说，写作这个行业从来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好，当然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坏，但是，写作最大程度教会了一个人品尝和利用孤独。不要把孤独当做一种负面的情绪，所谓写作，不就是品尝和利用孤独吗，一个人的孤独，很可能是一千个人的孤独；一个作家的孤独，很多是社会化的情绪。
先锋与传统
往后退一步，我还能写什么?
“先锋”这个词本身是挺美好的，但是离我自己的写作非常遥远，非常模糊。
现在在高校或者在评论界，都说苏童是一个“先锋派”的作家。那是因为在1987年到1988年之内，我留下的文本带有强烈的实验性。我自己解释，我那时候就是一种破坏秩序的心态。这是最原始的动机，这个动机无所谓好坏。“先锋”这个词本身挺美好的，但是离我自己的写作非常遥远，非常模糊。
我觉得有两件事让我思考到底我应该写什么样的小说。我还在当所谓“先锋小说家”的时候，有一个江苏的同事非常瞧不起我，别人都在夸我，他却狠狠地批评我。他的理由非常简单，他说苏童，你的小说不稀奇，要人物没有人物，要故事没有故事，你不是存心让人看不懂吗?还不如写一本天书。我从来没有在你的小说里头读到一个故事，从来没有看到你塑造过一个形象，为什么要读你的东西?我当时还挺谦虚的，这么尖锐、不留情面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另一次是我约马原写篇小说，大家知道马原是先锋小说的“带头大哥”，他给我回信说，我最近正想写一个古典的小说，我未来如果给你一部小说，一定跟原来的小说都不一样。当时他说的这个“古典”用词并非是现在的“古典”，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其实是要离开所谓的“先锋”写一个非常“老实”的传统的小说。同事的批评和马原的那封信给我非常大的启发，我确实很好奇，以前我们对创作的要求是前进、前进、前进，当时我觉得我有一个新的想法，往后退，往后退一步，退两步，我还能写什么?所谓“退”就是写我们的传统小说。《妻妾成群》正是在这么几个背景下的产物。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