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勇

　　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开专栏的，做节目的，不知有多少，罗素、福柯、鲍德里亚、波普尔都通过传媒，宣讲自己的主张，有效参与社会进程。相对于这些人，学术超男们倒是有效参与了我们的娱乐生活，至于社会进程，则只有天晓得了。
 
　　这个时代文科教书匠怎么才能赚到钱？这是我落脚在高校之后思考最多的问题。从现实的角度考虑，一个在大学里教书谋食的人，在现在的体制中要想过得滋润，基本上有下面几条道路。

　　首先是狂发论文，最好一年能发上100篇中文核心或者cssci（中文社科引文索引）。不要以为我在说笑话，这样的牛人还真有，常常被各个高校管理者树为学习标兵，号召大家学习。当然，表扬不是口头上的，而是和利益挂钩，并且明码标价。比如，一篇中文核心可能奖励3000元，一篇cssci会奖励5000元，最顶级刊物奖励10000元———发的多，奖的多。年终时候，论文牛人会被叫上主席台，身披大红花，手捧大红包，一脸不知道算不算幸福的笑容。为什么现在论文造假，抄袭情况严重，甚至院士校长涉及其中？我想这个奖励制度，要负一定责任。

　　第二条道路是申请课题，申请课题不是乱申请，是严格按照课题指南，皓首穷经专注填表，叫你往东绝不往西，叫你跪下绝不卧倒。实际上做的工作，就是把一个调子用自己的嗓子殚精竭虑再唱一遍，而且，比的是谁唱得好听，当然，课题搞到，数万经费，学校往往相应配套，也算得一小小富贵。

　　除了前面两条道路，还有一条道路更加名利双收，就是上《百家讲坛》，去做学术明星。比如人们熟悉的易中天、钱文忠、阎崇年、纪连海们那样。

　　这些学术“超男”多是文史方面的学者，通过《百家讲坛》，惹来粉丝无数，顺势出书签售，出席活动，名声在外，惹人眼红。不过，明星嘛，红过一段时间，往往就会生出各种事端，有人被指耍大牌，有人无辜被扇耳光，一直到最近易中天电视台发标，钱文忠参与遗产争夺战，纪连海投身娱乐事业，非议之声，更是分外响亮。论及易中天的发标，有网友说：“如果没有上《百家讲坛》，会有几个人知道易中天？他写的《品三国》谁看？请别在公开场合讲这种话。别忘了，他是个大学教授，不是乡村农夫！”（8月4日《广州日报》）

　　以学术研究者身份名利双收，然后忙着走穴，爆料，这自然叫人有些看不过去。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通过电视而走红者有几人是为了传道授业解惑，我本就不抱什么希望，所以这些学者“不无正业“，甚至更有些人朝着名利道路一路狂奔，更没什么稀奇，而且，即便不卖身电视，埋头致力前两条道路的“正业”，究竟有没有价值，我觉得答案也是否定的。

　　我感兴趣的是下面一些问题，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学术正业究竟为何？中国学者和传媒，大众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知识分子如何走进传媒，应该走进什么样的传媒。面对传播链条另一端的公众，究竟应该表现出怎样的面孔？

　　什么是学术正业？也许答案不难找出：进入中国现场，面对真问题，寻找真答案。那学术要不要走向传媒？这更不是一个问题，自从现代性意义上的传媒：报纸、广播、电视出现以后，走向媒体是一个学者完成其学术价值，实现知识分子使命的必然（当然严格说来，这两者存在差异）。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开专栏的，做节目的，不知有多少，罗素、福柯、鲍德里亚、波普尔都通过传媒，宣讲自己的主张，有效参与社会进程。相对于这些人，学术超男们倒是有效参与了我们的娱乐生活，至于社会进程，则只有天晓得了。

　　在我生活的城市里，也有一个讲坛，秦晖、徐友渔、朱学勤、孙立平这些学者都去讲过，不少广州市民也因此养成了周末听讲座的习惯。这个讲坛既不培养大师，也不培养粉丝，培养的，是会质疑，有思考的公众。我想，在一个“民众对国学大师、文化偶像有热烈的心理渴求”的时代，这可能才是学者们真正的“正业”之一，也是我们理解学术与传媒关系的一个正面范本。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