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涌豪
农耕传统罩摄下发生的许多故事，以其顽强的原型再生能力，形塑了中国人的想象，以至于今天的作家，即使居住在城市，生活方式与人生趣味仍脱不了与广义乡村的联系。
一个作家，仅仅取一种追随乃至迎合的姿态，而没有审视和批判的意识，是不行的；只知道收罗城市的物质符号并在小说中张扬它，而不修炼自身反映城市心态与城市人精神挣扎的过硬功夫，也是不行的。
若说当代作家普遍擅长写乡村，而不善于表现都市，一定没人反对，因为只要看看新时期以来，有多少城市小说为人记得就知道了。至于原因，有的将其归结为作家城市经验的匮乏，或认为是今天中国城市高度同质化所致。
当代作家之不善表现城市，自然与中国社会的农耕传统有关。这种传统罩摄下发生的许多故事，以其顽强的原型再生能力，形塑了中国人的想象，以至于今天的作家，即使居住在城市，生活方式与人生趣味仍脱不了与广义乡村的联系。像贾平凹，虽然也写城市，心理的基底基本上是乡村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他只是居住在城市。说一个人“居住”在那里，与说他“生活”在那里，不是一个意思。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在中国出现得晚，它所特有的基础文明尚未完全定型，就过早显现出类同化的呆定面目，也使作家不易形成对城市的真切认知，更不要说对大都市生活的丰富实感了。加以这些作家，到创作趋于成熟的今天，都已进入人生的回望期，临事对人，多的是追往忆昔的情怀，城市生活再丰富，对他们而言不过是别处的风景。所以写前者得心应手，写后者不免生疏，很可以理解。
但这里要问的是，这就是作家写不好城市的主要原因吗？个人的感受，天下万事之吊诡与人性之复杂，有时候莫过于以下这种情形：我们之所以对一个对象不能很好地把握，恰恰是因为对它过分的投入。落实到城市书写，就是我们的作家太急于想融入城市了，我们急着拥抱城市，并希望马上就与它趋同，结果不但没能看清城市，反而迷失了自己。
譬如，我们通常会在城市小说中读到许多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描写，进而读到安顿在其中的都市人的膨胀野心与咸湿的欲情。这种被批评家认定是缺乏城市体验积淀的浮表现象之所以出现，固然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关注有关，但作家本人对城市的世俗化想象与物质化期待，不能不说也是一重要的原因。其实，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城市没那么多高楼大厦，越是发达的城市越如此；同样，也不见得到处是灯光璀璨的大街，或烛气熏天的吧台，到了晚间，为享受家庭乐趣，反多见其张灯帘后，深锁重门。这些，见多识广的作家们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还偏好由这些外在的符号切入，并仅停留在这些符号上呢？其背后受世俗功利支配产生的那种急于摆脱物质精神双重匮乏的生存焦虑，难道不一望可知吗？说得偏激一点，那种对灯红酒绿的好奇，对名来利往的留意，对后现代状态下，人的种种不确定际遇无法克制的窥伺与憧憬，通过小说中人物情节的暗换，已多少呈示了作家本人的内心秘密。所以，不是作家还缺乏城市经验，类似意义上的经验他们已经足够。同时，他们贫乏而糟糕的表现也与城市的同质化无关，而只与处在发展初期，城市中的他们太等同于城市的全体有关。
比照古典时期伟大的作家，这一点尤其明白。那些古典作家，被时间承认的描画城市的圣手，通常都有高过一般人群的认识水平与道德视境。他们熟悉城市如同熟悉自己，故凡所摹状或臧否，都别有意味和洞见。这样的例子真的很多。但我们的作家无暇体知这些。他们的身姿太贴合城市了，甚至只在城市勾留；心理上更多降格取媚，与习俗相迎合，以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都不经意地带上了从市井习得的浮嚣与功利，既精细地掐算城市人的阅读口味，又时时虑及可能到来的城市中的改编与票房。那些伟大的古典作家，可以是“城市的叛逆”，并不妨做“城市的浪子”，他们与城市的逐利者讨食者，却很难拉开距离。所以笔下精到的城市书写自然看不到了，深刻的思想更别指望，因为他们的心思未能照及城市谷底，也不敢冲冒这样的风险，即为对城市有所批判与究诘，而牺牲小说的可读性，包括那种庸常的逻辑。如果是那样，他们会觉得，那太不值了。
基于这样的现状，我们觉得，如果作家还想写出好的城市小说，首先要考虑的恐怕不是进一步进入城市、积累经验的问题，而是积累什么样的经验和如何积累的问题。为此，一方面应调整对城市的态度，像有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尽量做到真正“在”城市，从城市内部去看去想，由此更准确地理解和解读城市。对它既不抵触，不排斥，不让自己受限于一种传统的认知或乡村文明的视域。同时，又不大而化之，只以粗浅的市井世相，充为城市肌理的真实表达。相反，下功夫去体认城市不仅是人的生活场所，一个物质化的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态。陆文夫写苏州美食，之所以为人称道，就因为他笔下关乎一种生活方式与理想，而这种方式与理想背后，有一座城市醇厚的气场。进言之，一个乡村来的人，与一个自小生长在城市的，即使财富地位相埒，处世态度与内心的盘算仍会不同。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人认为即使如茅盾，也未必算写活了上海。相反，张爱玲为什么是，这里面的道理，值得玩味。
另一方面，又不沉浸和迷失于城市，也就是要做到既能“身在”，又能“出离”。因为城市扩散着现代人的精神孤单，更滋育着势利浇薄的人性罪恶，所以它需要有“值更者”敲醒它的困睡，有“守夜人”批判它的沉沦。特别当年轻的一代，因气性在城市中养成，又少了传统的教养，自以为更适合反映城市，结果写出的东西，流于消费主义式的物质与情色的展览，甚至靠着看碟，翻弄对后现代都市的谵妄的想象，像卫慧这样。这种对城市的单向度表现，无不证明他们在精神上是一群“单向度的人”。或以为，这种几近“妖魔化”的夸张书写，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城市的负面。但“妖魔化”自来有对城市作冷峻批判的文化维度，以后又形成一种追究与拷问的人文传统，而这些，我们在年轻的作者那里都看不到。所以，作家应该超越这样的“欲望书写”，以拯救真文学的热忱，为创造真正的当代城市经验和城市文学努力。前及卫慧的创作，带着一个与乡村文明切近的小地方来的年轻人特有的印记，她对城市的这种拥抱方式，正是没有出离乡村文明的证明，更不要说出离大都市的繁华了。这其间的种种，交互旁出，提领出人性的复杂变相，是当今城市小说绝好的题材。作家们应该更多写这样关乎灵魂的题材。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个高度。作为人类的良知与精神守护，那些伟大作家在某些特殊时刻，充任过人类价值的殉道，更承担过人类先知的使命；那些天才的作家更以如花的妙笔，四两拨千斤，剔肉见骨，若不经意就撕开了城市的创口，城市人浮伪的包装与无奈。当此全球化时代，工业与后工业辎重的拖累，人类的情感发生了种种问题，人整体性的精神出路已成为一道社会性的难题，我们觉得，一个作家，仅仅取一种追随乃至迎合的姿态，而没有审视和批判的意识，是不行的；只知道收罗城市的物质符号并在小说中张扬它，而不修炼自身反映城市心态与城市人精神挣扎的过硬功夫，也是不行的。
（编辑：李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