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临近年根的一天，我很幸运地、一次性地从设在中关村体育场里的民间星期旧书市场淘到几乎全套的《文学》杂志，厚厚的一大摞，那时候遛书摊是不多带钱的，是跟朋友借了钱才买回来的。回家后马上就把这好消息汇报给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后来姜先生在去上海探望巴金时还提到了此事——“在北京的一位青年书友，花了四百元，在地摊上买了差不多全套的《文学》。巴老很有兴趣地听着，并说：‘那很便宜。’他还告诉我，他有全套的《文艺复兴》，《文学》大概不全了。”

　　我记得姜先生当时就写信问我：“这套《文学》有没有最后那两个小本的？”我说没有，而且很奇怪姜先生为什么这么问。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小本何其重要，也知道遛书摊时应留意那些薄薄的不起眼的小东西了。原来《文学》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被迫停刊，最后出了两本“战时版”的《文学》（九卷三期、四期），开本变得很小很薄，存世极少，连姜先生都没有。

　　上世纪四十年代，纪果庵在《篁轩记》里提到过它“大约是去年，看见一个极熟的书店收来许多本《东方杂志》，说是要论斤出售了，因为零卖不合算，我心中有不少珍惜之意，顺手取四十余册，有的是廿六年八月出版，亦是在北京不曾看到的，而且有一册里竟夹着一小本《文学》的战时版，这都使人有意外的高兴。”（1944年7月《风雨谈》第十三期）

　　文载道（金性尧）在《期刊过眼录》里也提到过这稀有的“战时版”。文载道说：“古书有版本，刊物也有版本。不过这版本不定在于纸张的优拙年代的先后等，而是有点历史性故事的成分。例如《文学》就有过战时的小型版。而这时也由‘原任’傅东华先生收回自办。一共出了两本，版式是三十二开，每本封面的用纸都不同，大约容纳了八九篇文字。”（1944年5月《古今》第四十七期）纪果庵和文载道都是像阿英一样的注重古旧期刊版本的藏书家。

　　《文学》被誉为“三十年代第一刊”（二十年代第一刊是《小说月报》，四十年代第一刊应是《文艺复兴》），由茅盾、郑振铎等发起创办。上海“一·二八”事变之后，文坛一片寂寥的形势下，《文学》横空出世，迅速恢复了文学界的士气，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各派作家，发表了许多传世的名作。在《文学》中既有“铜琶铁板，豪放激越”的作品，也有“娟娟群松，下有漪流”式的文字。

　　《文学》应该算是现代文学期刊史上的顶尖之物了，却一直没有像其他重要期刊（譬如《现代》、譬如《光明》）那样得到影印，这事挺奇怪的。北京德宝拍卖公司去年11月搞了一场“新文学专场拍卖”，拍品中有一套近乎全份的《文学》（我看了，缺“战时版”），书况很好，底价只有五千元，却无人应价。没影印过的期刊的价值应当在影印过的期刊之上，流标说明行家少或行家未到现场。范用先生收藏有一套完整的《文学》，连最后两期“战时版”也在，正是我缺的两期。范用当时说给我复印这两期，后来他老人家可能忘记了。

　　《书边梦忆》是姜德明先生的新书，姜先生今年秋天就满八十岁了，他说给我寄一本，我说天太热，还是我自己去取吧。就在去姜宅之前，我竟然在旧书网上淘到了一本《文学》“战时版”（还是最后的那本九卷四期，应该算是《文学》的终刊号了）。我当时就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姜先生，姜先生说：“真不错，这书当年就很难找，我的那本还是复印本啊。”十五年一轮回，此事也可列人我的书边梦忆了。十五年来我得到过姜先生很多的教诲。前几天的一个闷热的晚上和赵兄去姜宅，几年未来，一楼的一丛矮竹，已蹿到姜宅二楼的书房，无竹令人俗，真对。从书房往外看竹影，真有意境。陆昕教授说他家养过竹，竹喜厚肥，大粪最宜。赵兄坐背窗的椅子，我坐的正对着窗竹，一边听姜先生说旧书的往事，一边想古时竹林七贤的佳话。先生这晚说话富情感，我很感动，赵兄不知有否此感，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的感觉，除了热，这是难忘的一夕。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