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阮大山
香港书展,是纸质书的嘉年华,是简体字和繁体字的约会。它也是东方之珠年年派送的文化名片,而今年尤显隆重。
去香港会展中心参观书展那天,正赶上重感冒,低烧,进场略略瞻仰,但见人民如潮涌,图书似山积,一下子只觉头晕脚软,目不暇接。不过,书展以流行读物为主,学术著作不多(恐怕天下所有的书展书市都是如此吧),我不禁有点钱锺书当年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时的感觉:“这世界上竟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看的书。”幸好如此!
学术书最集中的,当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展位。中大近年表现不俗,除了十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之外,像戴晴《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印红标《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和《夜来临:吴国桢见证的国共争斗》都极有份量。它的展位还代售不少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专著或论集,同去的友人几回检点,满载而去。相比之下,台湾的联经出版公司在楼上也有摊位,可惜作为学术出版的巨头,只有清一色的大众文化读物充数应景,大失我望。
如果说中文大学是出版社中的庙堂,那么田园书屋、次文化堂就是老江湖了,但它们同样值得关注。作为阁楼书店,田园侧重销售政治类出版物,同时自身也编印图书,近年接连推出的《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份子的命运》、《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与集体记忆》、《大跃进—大饥荒:历史和比较视野下的史实和思辨》,都是内容扎实的专题论文集,可谓有担当的出版者。次文化堂的草根色彩更强,专出在文化或政治上的异端作品,甚至有走下三路的《老咸书》之类,也算一绝。
经营旧书业超过四十年的神州公司这次也在书展现身,虽然摆出来的品种无多,但老板欧阳先生不在乎卖多少书,意在树个招牌,让更多后生知道有这样一家旧书店存在而已。尽管如此,他还是随手给我翻出一本台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恰是我久觅不得的僻书!作者刘绍唐,四十年代末作为“四野”的文职人员南下,寻机逃出大陆,后来在台湾长期主编《传记文学》,唐德刚推崇他在民国史料的保存上是“以一人敌一国”,堪称传奇人物的传奇之作。此外,春秋杂志社也辟有摊位,有五十年代《春秋》杂志的复印本四大册,虽然远不完整,但文献难得,还是买了一套;当时的《春秋》是风行香江的掌故杂志之一,金雄白的名著《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就是从《春秋》第二期开始连载的。
我所留意的,只是书展中微不足道的部分,但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各有所求,各取所需,这不正是书展的意义吗?每个人心目中的书展,都只是一份“少数派报告”罢了。
每年书展,例有众多海内外文化名流捧场,今年先后亮相的,有作家张贤亮、麦家、郭敬明、朱天心、杨逸(日本芥川奖首位华人得主),学者陈平原、李欧梵,导演贾樟柯,这些都不在意外。倒是几位“口靓模”(又叫“嫩模”)入场签售写真集,颇引起一番骚动和争议,更有人斥之为“污染香港书展”,使书展成为追星的新途径。而在我看,这也无伤大雅,甚至,这才叫香港特色。
这次书展是第二十届,打出了“多元与创意”的主题———我觉得香港的一大特色,甚至最大特色,确实就是多元性,或者说包容性:不论最雅的(像董桥),最俗的(像《不文集》),最“潮”的(像时装),最“封建”的(像“打小人”),最左的(像托派),最右的(像“逢中必反”者),都可以在这个弹丸之地共存,井水不犯河水。香风与臭气齐吹,香花共毒草一处,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嘛。
据翡翠台报道,大多数青少年来书展是要买小说散文,而冲着“口靓模”去的,跟冲着学术去的,各有一成多,这样,他买他的不露点美少女,我买我的红色中国叛徒,大道朝天,各走一边,又何害焉?而且,正因为有“口靓模”们负责美丽,做花瓶,吸引粉丝,制造人气,正因为有大多数的“一般读者”来买通俗小说,买生活工作指南,买医药手册,买英文教科书,形成了这样的“规模经济”,我辈“喜欢弄点文化的人”才有机会厕身其中,淘几页故纸、觅一缕书香啊。
香港,文化沙漠?这种论调,已经不需要再批驳了吧。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当然是金庸),最渊博的学者(饶宗颐),还有最好的专栏作家(我说的是陶杰,不是董桥),都在扯旗山下。我们哪有批评香港的资格呢?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