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的香港书展邀请了台湾著名女作家朱天文作演讲，当时有内地读者赴港追星，今年轮到了妹妹朱天心来港开讲，现场的火爆程度丝毫不输于去年。昨天，在名为“呐喊”的演讲中，朱天心结合台湾30多年的社会起伏回顾了自己的写作生涯。十七八岁成名，但朱天心从来都是文学和社会主流的背向者，朱天心在演讲中说：“无论是写作还是思考，作家都应该是人潮的逆行者。”

　　“作家要以自己的‘时间表’写作”

　　朱天心演讲的主持人是香港文化评论家马家辉，在马家辉的介绍中，朱天心的身份除了著名作家，她还竞选过台湾“国大代表”、“地方立委”等政治职位，虽然均以失败告终。与姐姐朱天文不同的是，朱天心始终关切着台湾社会，并一再发出自己的呐喊，而伴随着对社会政治的呐喊，朱天心的写作也一次次地转折和转型。

　　朱天心的出道之作是中学毕业后的《击壤歌》，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出版缘于出版商一次不太“友好”的邀请，“中学毕业，出版社让我写一部名校女中的故事，名字都取好了叫《接受联考的小妞》，我当然拒绝了。但这触发我记下中学三年的那些美好回忆，写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出版和读者的感受。”结果，《击壤歌》和朱天心都成功了，虽然她被贴上了“闺秀作家”和“小女生作家”的标签。

　　进入大学，碰巧遇上台湾关于乡土文学大讨论，“我也被糊里糊涂地卷了进去，可我想的是，‘文学怎么能以题材论好坏呢？’但当时对乡土文学质疑的话，就是政治不正确，会被贴上国民党御用文人的标签。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政治正确’的选择。”朱天心选择了“不”，“作家要以自己的‘时间表’写作，自己对农村根本就不感兴趣也不熟悉，但只为了迎合潮流去写乡土，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作家应该引起公共不安全”

　　1980年代末，台湾“解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台湾往更好的方向走，但李登辉为了巩固自己不稳的统治玩‘族群’，结果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人人开始站队，个人生活也被政治篡夺。”这个时候，朱天心开始关注被称为“统治阶级”的外省人，用小说集《古都》真实描写了普通甚至悲苦的外省人。朱天心是外省第二代，她写这些外省人希望表达的是，“可不可以我不认同这里、讨厌这里，但我还是可以住在这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天心在政治上越来越愤怒，“有好几年我觉得自己是希腊神话中的卡珊德拉，也难免想到鲁迅的呐喊。”朱天心在演讲中说，支撑她一直思考、愤怒的是美国学者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说到萨义德，朱天心开始念起书中对知识分子的一些描述，“他描述的就是我理想中的小说家的样子，他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支撑，作家应该引起公共不安全。”

　　在朱天心看来，无论是面对读者、市场还是公共社会，作家都应该是边缘的，不面对群众、取悦群众的，“迎合取悦他们是对他们的不尊重，但凡是对读者尊重就不应该理会读者想要什么。”朱天心说，“作家走的路，有时候读者愿意跟下去，但也有时候读者不会再跟下去。但重要的是，背向读者。”

　　据悉，朱天心多年前的旧作《学飞的盟盟》即将在内地首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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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展就是香港”

　　今年香港书展邀请的内地作家质量良莠不齐和“少女模特”光耀书展，令香港各界愤愤不平。昨天，梁文道在香港本地报纸《苹果日报》上发表《书展就是香港》一文感慨今年书展发生的事情，是香港这座城市的特质所在，“这个书展，会有靓模闹出的新闻，也会有正气浩然的志士坚拒低俗；会有精明干练的管理者，也会有良莠不齐的大家演讲。如此多元，但又说不出的古怪。再看名人精英向媒体推介的读物，往往既不低俗，亦不高深，来去是一批健康向上又好读易读的畅销书。不能说他们很有见识，也不能说他们无知；不能说他们高雅，也不能说他们鄙下；总之就是透露着一股健康的拘谨的中产阶级气息，总之就是不好不坏并且暧昧的mediocre，总之就是香港。”在特别谈到今年来访的“名家”之时，梁文道说：“尤其内地那一批，坦白讲，一开始是很吓人的。例如郭敬明，被法庭判他抄袭罪成，但他坚拒道歉，还说被抄的那位作家因此成名，得益匪浅云云。其中唯有麦家，不只处在创作巅峰，而且质优量大，雅俗通吃，是真正当打的名家。可是，后来他们又补上了贾樟柯，虽然还附带了《中国不高兴》那一群苦大仇深的老愤青，但也算得上百花齐放了。”

　　当梁文道在专栏上颇为无奈地感慨今年书展上一些饶有趣味的现象时，香港年轻作家董启章在昨天的《明报》上发专栏长文，借书展重申倡议建香港文学馆。在这篇名为《空中楼阁，在地文学：想象香港文学馆》的文中，在细数建文学馆的重要性之后，董启章说，“同时具有想像力和本土性的香港文学馆，不但是属于香港人的文学馆，也将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学馆。”而今天，一批香港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也计划在书展会场外聚集起来，向市民和政府宣传建文学馆的迫切性。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