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十出头的作家刘震云，黑，瘦，以前好吃，现在偏好玉米一干粗粮。

　　时光倒流到35年前，少年刘震云站在河南延津地头，痛感土坷垃里刨出的粮食养不活一大家子人，15岁的他就跑到甘肃荒凉的戈壁滩当了兵。

　　那时他对当兵的理解就是能够吃上白馍、找个好媳妇。排长问刘震云：“想家吗？”刘震云张口答道：“排长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不想家！天天吃白馍我想什么家？”

　　因为饥饿逃离了故乡土地的刘震云，实际上内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家乡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温故1942》、《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一部部泥土般厚重的作品相继问世。土地、饥饿，成为他早期作品最为集中的情感触点。

　　“吃饭是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没解决的问题。”无论走到哪里，刘震云都爱翻看当地地方志，他发现，“所有地方志里，吃都是个大问题，几乎每一页都与吃饭这个人类生存的大命题有关，大灾大旱之年，饿死人、人吃人，都曾有记载。”

　　1949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政府发布的《白皮书》里也说：人们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朝历代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问题。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吃饱肚子，作为一件头等大事，贯穿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每一项重大历史决策的走向，吃饱肚子，勾勒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成长史与心灵家园史。每个人的记忆中几乎都留下了与“吃”有关的或苦涩或辛酸或温暖的回想。

　　一滴晶亮的油星始终烙印在刘震云记忆中。小时候，当时村里所有人都到公社大食堂去吃饭，有一年春节食堂炸了几根油条，刘震云的外祖母把油条放到篮子里，挂到窗棂上，每次吃一小段，一直留到端午节，“这真是世界上最奢侈的吃食。”

　　刘震云有一个四姥姥，是个童养媳。四姥姥的爹路过她村庄，留下来吃顿饭，一口气吃了十张饼。

　　“这十张饼背在我四姥姥身上，成了十座大山。她婆婆一遇到什么事，就说你娘家特别没出息，你爹从这里过，一口气吃了十张饼。这时四姥姥的头就低下来，因为穷，不但她来吃，她爹也过来吃。”刘震云说，“因为吃饭造成的心理重压和扭曲是隐形的创伤，现在的人很难体会。”

　　于是，吃饭这个生存层面的基本问题，成为撬动改革、释放土地生产力的最原始动力和支点。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社员立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分田到户。小队长严俊昌唯一的想法就是，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哪怕吃一顿饱饭，拉出去杀头也认了。

　　“因为不想再贫穷下去，因为出于填饱肚子的想法，所以才有了安徽小岗村18户社员分田到户的冒险之举。”刘震云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吃饭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正是通过土地政策改革调整了农民的利益分配，解开了捆绑农民身上的绳索，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改革无疑是革命性的。”

　　距离艾奇逊提出中国吃饭问题60年后，2009年1月26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表示，中国解决了占世界1／5人口的粮食问题，并且从一个粮食受援国成长为捐助国，是一个奇迹，是对人类的特殊贡献。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刘震云的感受则是：吃饭问题业已淡出了人们思虑的中心。

　　“现在我回老家，老乡们吃饭基本不成问题了，大米白面成了主食，而且开始讲究吃副食，肉蛋菜随时都有。”刘震云现在关心的是，吃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活得怎么样，“肚子吃饱了，就有了更高的精神诉求”。

　　刘震云的作品也从“吃”转向了“说”，《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等新作相继问世。

  （编辑：李明达）